現在人們用很多言辭定位劉曉波，比如「公民社會」的代言人、憲政中國的殉難者、民主中國的頭號公民等等，我覺得我們還是需要在當下中國的語境裡，用老百姓熟悉的言辭來定位他，所以，我說劉曉波是一個「民族英雄」。
1，時勢造英雄
在這個世紀之交，對中國文明和進步所做出貢獻者，沒有第二個人可以跟劉曉波比擬。1989年「六四」屠殺以後，中國進入了一個黑暗時代，它會延續多久，至今沒人知道，因為西方也出現了衰退，整個國際社會籠罩著綏靖主義；人類文明自二次大戰以後，除了技術發明上仍稍有斬獲（如數碼時代的出現），其他可以說毫無進步，人類的自私甚至超過歷史上任何時代。在這個大背景下，中國的沉淪——人性貪婪、環境破敗、制度倒退，更為突出，所以余英時稱之為「天地閉，賢人隱」的時代。然而正是在這個黑暗中，「六四」的血與火淬煉了一個人，而且還是最懦弱、可憐的群體中的一個人，他就是劉曉波。他在這三十年裡做的事情，是無人可以替代的：
他罕見地堅持對暴政的和平抗爭，他謙卑地攙扶襄助受難者，他孜孜不倦地探尋中國擺脫暴力迴圈的政治轉型途徑。
中國文明自近代以來，是一個衰落、失敗的文明，所以滿清崩潰後社會解體，中國是按照現代極權模式重新再整合起來的，中華民族為此付出了可怕的代價，不過六七十年就死掉了四五千萬人，而且至今看不到出路在哪裡。「六四」一劫，讓這個極權幾乎崩潰卻又存活下來，就給了它打造更可怕模式的機會，所以我們今天面臨的，是全世界曾未有過的「升級版極權」，中華民族也面臨滅頂之災。劉曉波探索了一個可能的政治路徑，是中國民間的一筆巨大財富。
2，劉曉波實踐並重塑了知識階層的新人格
中華民族嚇破了膽，知識份子打斷了脊樑骨，這個民族還有什麼救？西方那條路，什麼公民社會、民主選舉、代議制、法制、基督教等等，在中國的文化裡，都離不開一種角色的核心凝聚作用，因為中國幾千年的四民社會，必須由「士」來領導，現代化底下，就是這個「士」變壞了，中國才一塌糊塗。
劉曉波隻身防堵「道德資源」流失的後六四精神困境，他才成為一個新的民間領袖，為此他必須重建「知識者人格」。年輕時代的劉曉波，是一個極狂妄的叛逆者，然而正是叛逆者才能在塌天境地中存活，並走出一條新路。他在中國八十年代那場著名的「文化熱」中，是一匹桀驁不馴的「黑馬」，他挑戰權威，叛逆而激進，動不動發表震動一時的驚世駭言，令輿論大嘩、街談巷議。抗拒權威的叛逆經歷，使得他具有一種知識份子缺乏的勇敢和尖銳，也給了他在黑暗中的孤膽和堅韌。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這樣的「中國」，叫我如何能愛他？ ｜ 更多文章 ）
他做了三點：主動背上負罪感，懺悔自己；堅守國內，拒絕流亡，一次又一次地去坐牢；謙卑地攙扶受難者。劉曉波在此實踐了一個「基督徒」的受難精神，比無數的中國基督徒都做得出色，雖然他並未接受洗禮；而他這種超越性，更是超越了「五四」精神，因為我們都知道，五四那一代巨人，比如胡適，都是蔑視和反對西方基督教的。中國的大知識份子，四九以後又都是向毛澤東投降的，後來幾代人都是努力爭取回到「五四」，但是只有超越「五四」，中國知識人才能重生，今天我只看到一個人走到了這一步，他就是劉曉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