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記者周慧盈台北特稿）「劉老師再見，我大概明年春天再來北京，我們到時候再約。」「那咱們明年見。」
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61歲的劉曉波7月13日病逝瀋陽。今年6月傳出他肝癌末期的消息後，我時常憶起2008年兩度在北京專訪他的點滴。物是人非，原想隔年3月再訪的計畫，也因他的被捕、判刑、重病和離世而無法實現。
當時赴北京前，輾轉透過朋友拿到劉曉波的電話。特定外媒中文網站經常刊登他針砭中國時政的文章，我心生好奇，決定趁著輪派採訪之便認識這位作者。
電話中，這位大名鼎鼎的所謂異議作家一口答應約訪，但前兩天，我卻收到一個非去不可的活動通知，不巧正是排定訪他的同一天。我剛表達採訪被迫必須改期，電話那頭就急急傳來不悅而略為結巴的聲音：「那、就、就、就別採訪了。」
我有些被他的怒氣嚇到，但畢竟改期理虧的是我，只能硬著頭皮一再解釋，告訴他記者工作就是這樣，我也很無奈……就在以為採訪無望時，可能是我的「可憐」讓他心軟，他同意改約，雖然口氣還是讓人很不安。
在地鐵下車又換搭計程車後，尋址找到他北洼路的家，卻離約定時間還有半小時。想到他在電話中的脾氣，我怯於提前上門，只好等待。那是二月的北京，天還很冷，附近有個看似市場的賣場，卻沒有我希望的咖啡店可歇腳。
挨過快凍僵的30分鐘，按鈴後出現門後的劉曉波竟然帶著笑意，我緊張的心情頓時放下一大半。
隨他走進結構狹長、一房一廳的窄屋後，一眼望見靠牆書架上顯眼地放了一張「敏感人物」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照片。
約兩個小時的專訪中，劉曉波不時點菸，偶爾會清清卡在喉嚨裡的痰，對我的疑惑有問必答。
對中共當局來說，2008年是意義非凡的一年，為了藉由奧運營造崛起大國的正面形象，北京幾乎傾全國之力籌備這場具高度政治意義的體育活動，而中國人權狀況則始終是無法迴避的議題，尤其爭取到奧運主辦權後，更加頻繁地被拿來檢視、討論或批評。
劉曉波當時談到：「不能說隨著奧運的到來，雖然在西方關注下，中國人權有什麼更多的改善，但是也不能說中國人權在奧運期間多麼惡化。」
他說，「因為它（中國人權）就是那麼一個通常的情況，只不過隨著奧運的到來，西方的媒體等更加關注中國，所以就使很多個案顯得凸出。」
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劉曉波數度進出監獄。崎嶇的人生路打磨了曾經銳利鋒芒的性格。
談起生命中多次因言賈禍的牢獄之災，在文章中總橫眉冷對當權者的劉曉波受訪時並未流露自憐或不平。他說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也了解因此要付出的代價。
這位留著小平頭的異議人士與第二任妻子劉霞感情深濃，卻未生育後代。他在訪談中說，不生孩子不是不想要，而是不敢要，在缺乏人權的當代中國，「我們有一百個理由不能要孩子。」
第二次見到劉曉波，奧運已落幕，九月的北京秋高氣爽。我與他相約一家台資餐廳，有別於第一次的陌生，這回在「北京台菜」的點綴下，氣氛輕鬆愉快。 （相關報導： 「願我是中國文字獄最後一個受害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病逝 ｜ 更多文章 ）
他對台灣很有興趣，尤其對台灣新世代感到好奇，問起許多台灣人、台灣事。他說希望能有機會接觸台灣的年輕人並多了解他們的想法，因為這關係台灣未來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