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午後，香港特別行政區
「那是救我脫離苦難之海的諾亞方舟啊。」
在搭機時間愈來愈接近之際，趙國君為了讓孩子們看看接下來要坐的班機，隔著玻璃指向即將前往東京的日本航空第二十六號班機，而這架飛機正籠罩在香港雨季特有的濃霧之中。
正當趙國君如此說著，他在北京的小區（都市的基本行政區域）居民委員會打電話來問：「現在人在哪？新冠疫情爆發，你不回來嗎？」所謂的居民委員會相當於日本的自治會，最為人所知的事務就是在封城時，嚴格管理居民的行動。如果晚一天出發的話，就有可能因為封城而被困在社區之中，無法逃出中國了。
搭上飛機之後，趙國君一直盯著之前不太在意的飛行路線圖。
「飛機從香港起飛，經過台灣上空的話，應該就能放心了。等到經過沖繩或是鹿兒島，就能更放心了。那天抵達成田機場後，我又流下了眼淚。雖然想跪下來親吻土地，但淚眼矇矓的我看不到地面。這就是我當時的心情。」
「你懂嗎？日本救了我們啊。」趙國君喃喃自語道，「你懂嗎？在中國長期參與公民活動，長期被壓抑，總算逃出生天的自由感，以及對日本的感謝之情。你應該很難想像吧。」
在北京年年縮小的言論空間
長年參與社會活動的趙國君既是社會運動家，也於法律界活躍。自二○○五年開始，他就邀請自由派律師與法學家，一起舉辦沙龍。由於他會帶著錄音筆採訪法界相關人士，等於從那時就已經開始經營現今所謂的「自媒體」。不過，二○○八年的北京奧運結束後，他的活動便轉為地下化。
沙龍變得難以舉辦後，他先是在編制之下的新聞媒體《法制日報》擔任編輯，之後又轉換路線，開始經營藝術沙龍。不過，在二○一八年中國憲法修正之後，知識分子連聚在一起都變得困難，所以沙龍也只能轉型為聚餐的形式。
儘管如此，還是陸陸續續被找麻煩，比方說，作為餐廳房東的飯店在受到政府當局的壓力之後，會以「水管破裂」、「停電」這類莫名其妙的理由讓他們無法聚餐。此外，前首相安倍在二○二一年的台灣學術研討會提出「台灣有事亦即日本有事」的主張後，他們就無法參與日本大使館主辦的活動。那時候，自家周邊被安裝了兩台監控攝影機，一舉一動都被「國安」，也就是國家安全部所掌握。
最令他感到害怕的經驗之一就是二○○七年發生的那一幕。那天，趙國君開著他剛買的日產車騏達，將他口中的「Number One」劉曉波 $^1$ 送到家裡，隔天北京市市級的國安居然跑來他家，而不是由區級政府人員來到他家。
「他說了『螺絲』這個詞。一開始我不知道這個螺絲是什麼意思，後來才知道，原來可以轉鬆我車子幾顆特定的螺絲，偽裝成交通意外啊！我知道這點之後，憤慨地罵了他一頓。雖然最終是沒發生什麼大事。但這真的很像是貓與老鼠的關係。」
「為什麼當局最後答應讓您一家人離開中國呢？」
「有可能是變相的流放國外吧。換言之，允許我們這些人去外國。他們應該比較過利益得失吧。把每天都在策劃各種活動的我趕走，或許比較省事吧。」趙國君如此說道。 （相關報導： 北京觀察》華裔參政熱潮升溫！學者：中國富豪「潤日」推高房價，衝擊日本政壇與民生矛盾 ｜ 更多文章 ）
然而，拿著經營、管理簽證留在日本的他總是沒辦法真的放下心來。二○二二年八月，第一次結算時，他的公司與朋友的貿易公司買賣塑膠管，以薄利多銷的方式，總算得以更新簽證。書店開張之後，每個月光是房租與員工的薪水就花掉他一百萬日圓左右。據說最近靠著辦理移民相關仲介業務才彌補了書店的損失。他希望下次更新簽證的時候，能夠拿到有三年效期的經營、管理簽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