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西蘭和馬來西亞相距9000公里，自然氣候迥然不同，社會文化也涇渭分明。
然而，一項正在進行中的海外華人受中共外宣影響的研究，發現了在這兩個國家華人群體的共同點：他們對一些社會議題的看法，多數選擇持有中國官方的宣傳立場。
台灣民主實驗室（DoubleThink Lab）的研究以問卷量化研究探討了造成這個現象的因素， 例如，海外華人的媒體使用習慣，讓他們更多地暴露在受到中國外宣影響的輿論環境中；中共大外宣」對各地華人華僑團體的「報喜不報憂」的統戰努力，讓不少華人只能單方面了解中國繁榮的經濟發展；另外，移民遭遇的在地社會問題，以及少數族裔的身份認同困難，也會讓一些華人在情感上更依戀故土，更容易認同中國官方宣揚的價值觀。
「台灣當然應該回歸祖國」，「新疆哪裡有集中營」，「新冠病毒就是美國製造的」……亞洲事實查核實驗室的特約作者深入兩國採訪，印證了研究的初步結論，在相隔千里的兩地華人社群，我們聽到了類似的觀點。從中年「潤」出國門的新移民，到幾代後已不識漢字的老華人，中國外宣的敘事都在他們對中國相關議題，甚至本國民主政治的看法上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這是怎樣做到的？我們去尋找了數據背後的故事。
一方面，兩國華文媒體人的講述中，中國是怎樣動用強大的國家力量，多方操縱海外華文媒體，壓制多元聲音。
有組團去中國採訪、團拜、培訓這樣的「胡蘿蔔」，也有如使館打電話「關切」、抗議、切斷華商廣告來源這樣的「大棒」，無論在新聞自由度全球排名領先的紐西蘭，還是原本籠罩在威權政治中充滿媒體自我審查的馬來西亞，中共外宣對海外華文媒體的影響方式多種多樣。
另一方面，兩國的海外華人雖經歷各不相同，他們對祖國的富強或是專制、民主制度的優越和缺點和當地社會對華人群體接受或疏離的判斷，也無不受到他們所接受的信息的影響。
從紐西蘭屈辱的華人「人頭稅」，到馬來西亞血腥的「五一三」衝突，我們也看到了華人移民社群心中難以平復的歷史傷痕，和背井離鄉、努力融入當地的艱難。他們對中國原鄉的眷戀，也成為了中國外宣、統戰策略的落點，有組織的海外僑團活動、孔子學院、回國參觀等的活動，也讓他們碎片化地認識著「強大」、「富有」的中國……
做「活著的狗熊」 在大馬威權和中國影響的夾縫中
特約記者周筠 發自馬來西亞
2019 年夏天，香港「反送中」運動如火如荼進行。
年輕的記者林維宏在一家華文報社工作，負責整理和編譯國際新聞。他觀察到，編輯台當時普遍分成親民主派和親建制派，即便立場不同，但不至於干涉記者的報導內容。然而，讓他稍感挫折的是：收到讀者投訴。
林維宏在一則新聞中提到了香港學運領袖黃之鋒的發言，結果讀者來電，投訴他給了黃之鋒和香港民主派太多版面。
在一些「敏感」議題上，馬來西亞華人多認同中共宣傳的口徑。台灣民主實驗室（Doublethink Lab）一場調查研究初步發現，受訪的馬來西亞華人中更大比例認為，維吾爾人正受益於當地政府的政策， 而新冠病毒，很可能是美國實驗室洩露的。研究還發現，使用中文媒體的多少，與相信中國外宣敘事的程度可能相關。
馬來西亞的華文媒體有被中共外宣影響嗎？亞洲事實查核實驗室訪問了多位媒體從業者，他們也分享了馬來西亞媒體環境的複雜和媒體人的堅持，也有面對威權政治和中國強大影響力的為難和無奈。
在多元族群的馬來西亞，媒體生態也很豐富，雖有政府威權影響， 不少華文媒體從業者仍持新聞專業主義理想。 （圖/AP）
來自中國使館的「關切」
說到黃之鋒的系列報導，林維宏指出，黃是當時的新聞人物，很多集會、抗爭的領袖。報導他的動向，是基於新聞專業判斷。但讀者未必聽得進自己的解釋，「很多時候，你就把電話放在那裡，讓他抱怨。」
讀者投訴至少還好應付，但來自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的「關切」，就讓林維宏認為情況比較棘手。
台灣民主實驗室在 2022 年發布 《中國在全球各地影響力》 報告，針對全球 82 個國家進行調查，發現馬來西亞在各方面受中國影響，名列第 10。台灣民主實驗室研究員指出，中國會培訓與資助馬來西亞記者，促進親中資訊在當地傳播。美國非盈利研究機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22年的一份報告也指出，中國大使館會在 WhatsApp 等通訊軟件上，創立與當地記者直接溝通的群組，若有任何不滿便會在群組裡反映。
此外，媒體也會收到中國使館來電。作為一線記者的林維宏並沒有直接收過中國使館的電話，但曾參加過一場「飯局」。在「反送中」運動爆發期間，中國大使館請媒體記者吃飯，想要了解他們對運動的看法，林維宏原以為這會是個交流觀點的好機會，結果到場同行們一致表態支持建制派、譴責「暴徒」示威者。他坦言，「我也不好說什麼，就靜靜而已囉。」
這些壓力並沒有影響林維宏，他覺得記者的份內事，就是持續平衡各方說法，直到後來他收到中國使館對他個人的「關切」。一個在中國使館工作的個人朋友告訴他，盡量不要再碰香港「反送中」的新聞，因為使館官員通過朋友來提醒林維宏「謹慎點寫」。
林維宏強調使館官員並非以「官方身份」來提醒，但這個「關切」仍讓他感到壓力和矛盾。他一方面覺得不該妥協，但另一方面也覺得，國際新聞那麼多，並非一定報導香港不可。
三年之後回想起來，林維宏指出，自己確實有一段時間完全不做香港議題，「短期確實有受到影響，但長期是沒有，後來我覺得我為什麼要怕呢？」
林維宏的經歷也許是個案，但這背後更值得關注的問題是，一名馬來西亞記者，在報導中國官方嚴重的「敏感」話題時為何會受到壓力？而在讀者、報社高層、中國使館等的各方夾擊之下，新聞工作者的報導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因為華裔是主要族群之一，馬來西亞華文報紙歷史悠久，影響深遠，到達讀者多達百萬人。 （圖/Reuters） （相關報導： 「報復性旅遊」湧現！疫後觀光復甦 《經濟學人》：旅遊業將面臨的問題可能與這個原因有關 ｜ 更多文章 ）
在馬來西亞，為人熟知的華文主流報章包括《星洲日報》、《中國報》、《南洋商報》和《東方日報》等。其中，《星洲日報》是當地發行量最大的華文報章，發行量以紙本和電子報合計約 35 萬份，每一天約有 150 萬名讀者閱讀。
除了《東方日報》之外，另三家影響最大的華文報章皆隸屬於世界華文媒體集團（簡稱：世華媒體）。世華媒體是中國之外全球最大的華文媒體，面向世界華人讀者，其擁有者是在中國有投資和商業關係的馬來西亞商人張曉卿。 《自由之家》報告指出，世華媒體旗下的華文媒體多以正面方式報導馬來西亞與中國的商業往來，立場也相對親中。例如，《星洲日報》在2016年，將訪馬的台灣前總統馬英九稱為「台灣前領導人」。
然而，對於世華媒體的立場與報導，記者同業們有各自的觀察與理解。
「一種米養百種人，如果他們認定世華是紅媒的話，看什麼都會是紅紅一片的。」入行五年的華文報社記者陳志德反駁。他觀察，記者們與編輯台依然堅守專業倫理，儘管偶爾會出錯，並沒有特意親中。另一名入行幾十年的華文報社資深主管李文月表示，「並沒有收過任何特別的指示，就是看到什麼就寫什麼。」
在中國敏感議題上，媒體怎麼保持「中立」？
香港反送中、新疆再教育營、裴洛西訪台、台海議題這些「敏感話題」，馬來西亞華文媒體人怎麼寫？受訪者們坦然的表示，很多問題上不同記者持有不同立場，但業內普遍的共識和處理方式即是「保持中立」。
但是，又該如何定義中立？
李文月以新疆再教育營為例子，指出在中、西方對新疆持有兩極觀點的情況下，最好的方式便是「讓兩邊都說話」。所以，李文月會整理中國官方的說法，也會引用外媒報導再教育營的情況，把中立的平衡報導交由讀者自行判斷。她解釋，遇到敏感議題時，她都會採取類似的處理方式，因為持不同立場的涉事者，都會認為報社偏幫另一方，「所以報社都是，我給你們版面，你講你的，他講他的。...當他指控你怎麼只報導一邊，你就可以說，我也有報導你的啊。」
若中國大使館對報導有任何異議、打電話來詢問，報社也能解釋那是引述外媒，並非憑空報導。
「但中國不是每個事件都會去干涉，這樣會引起反感，他們還是會拿捏尺寸的。」陳志德指出。大部分的「關切」都相當禮貌，不過，若報導內容涉及中國國家主權等重大問題，記者和編輯台就需要更謹慎處理，否則就會接到抗議電話。
李文月指出，在台灣問題上，馬來西亞的華文媒體立場一向跟隨政府，因為政府承認一中政策，所以報社也會承認一個中國，例如不能稱台灣為國家，只能以地方、經濟體或民主體系代稱。
她記得，台灣總統蔡英文在2016年當選時，報社當時大篇幅報導這位亞洲華人世界首位女總統，就收到來自中國使館人員的關切，但報社並沒有撤下報導或更改總統稱呼，其上司也幽默回應對方：如果中國之後選出女主席，報社也會用一樣的篇幅報導。
在敏感問題上，如台灣局勢，馬來西亞華文媒體的報導通常會參照中國的立場，但也保有一些專業堅持（圖/AP）
對此，資深媒體人黃良瑀補充，馬來西亞的華文報報導尺度也與台灣的政治局勢密切相關。他記得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媒體還能刊登台灣慶祝雙十節的報導，也不會避忌刊登台灣國旗，但自總統蔡英文在2016年上任之後，馬來西亞媒體的報導尺度就收緊不少。
「如今在民進黨執政期間，如果報紙刊登了台灣國旗，中國使館就一定會抗議」，黃良瑀說。
受訪的幾位媒體人表示，他們的工作層級不足以收到中國大使館的「關切」，而就算報社高層接到電話了，大部分時候也不曾施壓，讓他們仍能幸運的守住專業倫理。
不過，並非所有媒體都能堅守這一點。入行三年多的電視新聞從業者葉家明自嘲，他供職的電視台一定不會收到「關切」或抗議，因為該媒體高層的立場本來就親中，尤其在美中議題上，報導敘事中經常將「穩重的中國」與「無理取鬧的美國」相互對比。
在香港「反送中」期間，葉家明的同事當時曾糾結是否以「暴徒」稱呼示威者。台內的年輕記者認為示威者是為了爭取普選，但高層們以個人立場施壓。最終報導的方向還是必須聽命高層使用「暴徒」的字眼。
而林維宏和李文月則稱，他們所在的媒體會援引法新社和美聯社等主流國際媒體，使用「示威者」，不過，若英文報導使用「Mob」，就會原文翻譯成「暴徒」。
另一個例子是2022年7月，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的裴洛西到訪台灣，同一家媒體可能會在不同報導中使用「訪台」和「竄台」，兩個立場矛盾的詞語——這完全取決於他們當時引用的新聞來源。
由於外派出國採訪的記者很少，馬來西亞中文媒體對中國相關議題的報導高度依賴轉載。面對不斷湧進的新聞資訊，記者和網絡編輯並不一定能很好的查證新聞來源的宣傳、黨派色彩和可信度。
外宣加統戰 強大的中國軟實力
獨立媒體 《當今大馬》 研究了馬來西亞華語資訊中的不實信息，發現在2019年反送中期間，馬來西亞的主流中文媒體是中國官媒和其他親中港媒假新聞的主要輸入者。
一個著名的例子是， 2019 年 11 月《星洲日報》、《南洋商報》和《東方日報》等主流媒體當時轉載了中國官媒《環球網》的假新聞，這篇題為「香港示威者向校車投擲汽油彈，嚇壞香港父母」的新聞在線上和社交媒體平台引起巨量討論與分享，儘管報社們隨後做出更正與道歉聲明，但聲量遠遠不及當初的轉載原文。
而中國官方外宣統戰的「硬實力」，也在影響馬來西亞媒體。中國曾在 2019 年邀請馬來西亞部分主流媒體前去新疆，當時受邀的《星洲日報》記者回來後以 《新疆教培中心曝光，助維吾爾族重融入社會》 為題報導，引發媒體圈對該媒體是否被「紅色滲透」的爭議。
《星洲日報》在參加中國外宣組織的赴新疆採訪後，整版刊登在喀什的「教培中心」的見聞（圖/星洲日報版面截圖） （相關報導： 「報復性旅遊」湧現！疫後觀光復甦 《經濟學人》：旅遊業將面臨的問題可能與這個原因有關 ｜ 更多文章 ）
這篇報導講述了記者在喀什「教培中心」當時的見聞，以略平實的語言講述了「學員」在教培中心的生活，在為前來參觀的記者表演歌舞時，「臉上洋溢著笑容」。
一位對這場集體採訪知情的人士說，當時他所在的媒體也很矛盾，一方面想讓記者前往實地，接觸平時難得的資源，另一方面，如果知道此行的行程和受訪人都是安排好的，那麼作為記者到底應不應該去？
最終，該媒體也前往採訪，並且主要以經貿旅遊為角度進行了報導。「我們覺得相對安全的做法，就是我們不要幫中國做宣傳...但我們沒有要像西方媒體那樣（尖銳）。」
林維宏稱，他有一位同行曾報導了一位在馬接受政治庇護的維吾爾女生的故事，因為無法查證細節，對其家人在集中營受迫害的細節只進行了小篇幅報導。報導發出不久，該報刊登了由中國大使館買下「到新疆旅遊」的全幅廣告，後續報導不了了之。
內外夾擊 媒體選擇做「活著的狗熊」？
過去主跑中國大使館時，陳志德的報導總是符合其宣傳議程，著重報導政治宣言和經濟貢獻。據他觀察，相比起其他國家，馬來西亞記者們普遍不會問中國大使們尖銳和敏感的問題。他舉出三個可能的影響：一，尖銳問題報社能不能刊登；二、是否影響後續和中國大使們的交流；三、問尖銳問題是否會讓「人家覺得你有問題？」
他形容，馬來西亞整體的新聞媒體環境就是「以和為貴」，且「報喜不報憂」。前台北市長柯文哲曾形容台灣媒體是「嗜血的鯊魚」，但在馬來西亞，陳志德說，「我們是鯨魚來的」。
為什麼華文媒體會如此溫和？這是來自於媒體經營的挑戰、中國方面施壓，以及當地的威權政治環境塑造成的。
首先， 馬來西亞華文報章的生存依賴華人社群，在報導中國議題上，報社需顧及讀者的立場。馬來西亞傳播學者陳明輝指出，當地華人領袖、商人與中國來往密切，如果看到太多關於中國的負面，自然會向媒體施壓。他舉例，世華媒體集團的老闆張曉卿在中國有生意業務，所以報社高層多年來一定會「識做」，即便會報導中國負面新聞，也會清楚拿捏報導的界線。
再者，中國方面的「關切」也給華文媒體帶來了一定壓力。
國立台灣政治大學研究生房翠瑩 2016 年的論文 《恐懼是一種習慣：馬來西亞華文報的自我審查》 訪問了22位當地記者和獨立媒體人，發現他們一般會避免惹怒中國，因為不想遭受中國大使館各種方式的暗中刁難。若報導讓中國「不高興」的新聞，除了會來電「關切」，中國大使館還會杯葛「不聽話」的華文媒體，不讓他們採訪、並施壓華商撤下廣告以及取消報社高層的特權。
學者陳明輝分析，任何大使館若不同意媒體報導，基本上會透過發郵件或新聞稿的方式澄清，這也在媒體的接受範圍內。然而，他指出使館人員直接打電話，「這更有施壓的意味」。
最後，在馬來西亞本身的新聞自由堪憂，也讓媒體漸漸溫和沈默。
黃良瑀認為，「打電話關切不只有中國在做，其他國家也做一樣的事，台灣、美國、日本、鄰國新加坡也做過。」中國使館明白馬來西亞是主權國家，馬來西亞媒體並非隸屬於中國，所以知道拿捏底線。
然而，黃良瑀表示，更讓記者煩惱的反而是馬來西亞內政部打來的電話。
據李文月和黃良瑀這樣的資深新聞工作者的長年觀察，前首相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第一次執政期間（1981年至2003年）為新聞自由最受箝制的時期。1987年，馬哈迪以「遏止種族緊張」為由，發起「茅草運動」，逮捕數百名社運份子和政治領袖，查封了包括《星洲日報》在內的報刊，對公民社會與新聞自由造成難以修復的傷害。
兩位新聞人指出，馬哈迪的繼任者上位之後，新聞環境相對好轉，但壓力依然存在。例如，《當今大馬》在 2021 年就因讀者留言被判「藐視法庭」罪成，罰款 50 萬令吉（約新台幣 288 萬），轟動一時。
馬來西亞的新聞自由在全球排名的後半部，政府掌握媒體生死大權，記者亦學會了在夾縫中生存。 （圖/AP） （相關報導： 「報復性旅遊」湧現！疫後觀光復甦 《經濟學人》：旅遊業將面臨的問題可能與這個原因有關 ｜ 更多文章 ）
在 《2022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馬來西亞於全球180個國家中排名第113，無國界記者也將馬來西亞界定為「處境艱難」的國家。政府用嚴刑峻法施壓媒體和調查記者，包括：《通信和多媒體法》賦予政府控制媒體許可證的發放；2021年的《反假新聞法》緊急條例也賦予政府權力刪除任何被視為「虛假」的報導。
長達半世紀的威權統治之下，政府長年掌握新聞媒體的生死大權，記者想挑戰官方論述很是困難。
「因為，活著的狗熊強過死了的英雄。」 學者陳明輝曾在報社工作，當時報社高層這麼告訴他：當一個活著的「狗熊」，雖然不敢得罪和挑戰政府，但至少還能生存下來。
「活著，雖然不能做到100分的 Challenge，但至少可以做到 40 分，所以華文報代代相傳這樣的意識形態。」陳明輝說， 馬來西亞媒體漸漸明白了怎樣活下去，並且什麼樣的「Challenge」是安全的。
他舉例，在前執政聯盟國民陣線（Barisan National）的強權時代，報社會根據時事拿捏分寸，哪一些關鍵字不能用，哪一些政治人物可以批評等，心裡都有一本賬。「所以，處理中國（議題）也是如此，新聞線上的老鳥早已經清楚什麼能寫、什麼不能寫，無需內政部還是使館頻密來電交代了。」
另一方面，深耕本土的華文媒體在處理中國的敏感議題時，也會在立場上跟隨官方的外交政策。馬來西亞的外交政策是，大家都是好朋友，林維宏說，若報導到了非選邊站不可的時候，他就採戰略模糊或選擇不表態。
「例如，有很多人問我兩岸那種比較敏感的東西，問我怎麼看，我就說官方用詞，什麼兩岸要一家親啦，我們希望和平就好這樣。」
儘管在談到中國敏感議題上，受訪的媒體人們覺得不會自我審查，但基於現實壓力，他們在採訪中還是要求匿名。
陳志德指出，匿名報導是保護自己和報社的方式，因為自己想要發表看法之餘，也需要考慮報社的生存，不能讓自己的言論影響到報社。他也認為，中共對人群控製到位、且自有一套方法，他擔心抨擊大使館的言論會被看到，進而曝露自己的身份，「這包括，如果你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任何一句敏感的詞彙，你會忽然間有一些中國活動不能參加，又或者你去中國，會特別受到關注。」
因此，陳志德說道：「（匿名）保護自己囉...我們也很怕。」
（出於安全考慮，應受訪者要求，林維宏、陳志德、李文月、葉家明、黃良瑀、陳明輝均為化名。）
北望「娘家」大馬華人看見了哪個中國？
特約記者周筠，發自馬來西亞
「你去過新疆沒？沒有？那你先去新疆看看。」
65 歲的曉玲握起拳頭當麥克風，彷彿自己是中國外交發言人，義正詞嚴地反駁中國新疆有「集中營」的說法。
曉玲是第二代馬來西亞華人，父母當年離開中國，在馬來西亞安家。她是680萬華人中的普通一員，在馬來西亞，華人佔總人口 22.9%，其祖先多來自中國南方，在馬來西亞打拼多年。 1957年馬來西亞獨立後，大部分華人取得公民資格，三、四代人後，很多華人的身份和政治認同逐漸轉向馬來西亞。
多元族群的馬來西亞的官方語言是馬來語，但各族群可以選擇母語為教學語言的學校就讀。也正因此，馬來西亞有完整的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的中文教育體系。中文資訊也是很多華人重要的信息來源。
近幾年關於中國的重大新聞事件，可見馬來西亞華人也參與了熱烈的討論，香港反送中運動、新疆拘留營、台海議題，有許多馬來西亞華人情緒激烈地發表言論，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支持中國大陸的立場的。
台灣民主實驗室（Doublethink Lab）一項對馬來西亞的調查研究發現，在馬來西亞多元族群裡，受教育程度較低、使用中文為媒介的華人對中國相對有好感，他們平常接收新聞的管道以傳統媒體為主，如報章和電視等等。
類似的結果也與馬來西亞默迪卡民調中心（Merdeka Center）和馬來亞大學中國研究所在 2022 年的調查相呼應。這兩個機構合作的民調發現，相比起 2016 年，對中國有好感（Favourable）的馬來西亞受訪者從 35 % 增加至 39%，其中華人的好感度增加幅度最大，從 2016 年的 41% 上升至 67%，而馬來人和印度人對中國的好感度僅分別為 28% 和 27%。
馬來西亞社會經歷了政黨輪替，和著名的社會運動，如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等，公眾的民主意識正在成長。但為何馬來西亞華人會支持一黨專政的中國？
很多馬來西亞華人表達了對中國的喜愛，但很多人甚至不能說出「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差異。對他們來說，什麼是中國？
在馬來西亞研究傳播學的教授林宇良解釋，「中國」在馬來西亞華人的歷史脈絡裡，是一個不斷被建構的概念。
他指出，「對他們而言，反正中國在地理位置上就是要那麼大，才能夠稱之為巨龍，所以只要是在那片土地上執政，是誰都沒問題，最後因為共產黨被聯合國承認，所以當然代表中國。」
「白紙運動」都是美國在搞事？
曉玲生活單純，日常在清潔工作和照顧母親之間兩點一線。她和好朋友，62歲的家庭主婦秋萍一樣，愛好是看中國相關的資訊。
曉玲和秋萍主要使用的媒體是當地華文報紙和電視節目，並通過本土主流寰宇電視（Astro）收看中國媒體，例如央視和鳳凰衛視。近年來，和很多馬來西亞華人一樣，她們新裝了免費的電視盒（TV Box），通過網絡在線收看節目，以中國新聞、電視劇、電影、綜藝節目等為主。
雖然在法律和版權上處於灰色地帶，但電視盒價格便宜，其銷售量在疫情爆發後尤其飆升，已經成為華人家庭的「標配」。
華人們從電視盒裡看到的中國，不只有新聞，還有科技、美食、娛樂、農業等，馬來西亞傳播教授陳明輝表示，這種去政治化的內容，讓馬來西亞華人可以輕鬆消化。
綜藝節目的絢爛效果，和電視劇裡表現的高樓大廈，讓曉玲和秋萍驚嘆於中國的發達。兩人也曾去中國多地旅遊，在飛速城市化中的中國，品嚐美食，體驗美景，眼花繚亂。
兩人對中國的熱愛並不僅體現在吃喝玩樂，在「國家大事」上也深信中國的官方敘事。對曉玲和秋萍而言，中國正在崛起，但身為世界霸主的美國卻要壓制中國的發展，並用盡手段在挑起爭端：從香港反送中運動、新疆拘留營、新冠病毒起源、烏俄戰爭、台海問題到白紙運動等等——這一切都是美國在背後挑事。
在台海問題上，曉玲無法理解，台灣為什麼不馬上回歸祖國；在聊起2022 年12 月在中國爆發的白紙運動時，她認為，這是西方政府控制的媒體故意醜化中國，是美國煽動的顏色革命。他們認為，在14億人口的中國，清零政策是政府的良苦用心，絕大多數民眾都信任政府，而會發生民眾抗議，一定是「有美國在搞鬼」。
提到美國，曉玲和秋萍都不約而同地提起了新冠病毒的來源，曉玲還進一步描繪自己看到的某短視頻內容，「美國足球員去武漢踢球，然後在搭地鐵的時候，就用手指沾自己的口水到處亂摸！」兩人都深信，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是美國製造的，是「美國運動員帶到武漢的」。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回應新冠病毒溯源問題時曾多次暗示，新冠病毒與美國軍人運動員參加軍運會相關。曉玲關於台灣、白紙運動等議題的觀點，也和中國外交部的表態幾乎一樣。近幾年來，中國外交的戰狼戰略，將這幾個敘事潛移默化的融入大外宣。
曉玲和秋萍並不是受影響的個例。
台灣民主實驗室對馬來西亞的調查研究發現，相比其他族群，華人更認同中國的外宣敘事，在台灣問題、俄烏戰爭、新疆維吾爾人現狀等敏感爭議問題上，大多與中國立場保持一致。
對馬來西亞政府失望，「我更希望共產黨領導」
曉玲和秋萍坦率的說，羨慕中國的生活，希望馬來西亞也可以被習近平領導。
曾任馬來西亞華社會館的高層理事的在天也有同樣感受。上世紀80年代馬來西亞經濟上升期，他年輕時曾到中國經商，富有到可以宴請一個村吃飯，然而現在去中國，面對上漲的物價，他已經沒錢請客了。
馬來西亞修車廠老闆阿勝則看到了中國製造對世界的影響，以前修車用的是日本零件，但現在用的都是中國出產的。
幾位受訪人的「中國經驗」各有不同，但他們對馬來西亞的評價卻很類似，幾人在遙望中國的繁榮同時，都在抱怨馬來西亞原地踏步。
從 2020 年開始，馬來西亞經歷了原執政聯盟「希盟」（Pakatan Harapan）垮台、新上任政府反复無常的封城政策、二度換相等事件，民眾普遍對政治失望，認為 2018 年首次實現的政黨輪替功虧一簣。
在日常生活中，疫情、水災、貨幣貶值、通貨膨脹等種種因素也讓人們對政府的態度愈加矛盾，一方面不信任政府，另一方面又希望能選出一個強大的領導人，帶領馬來西亞走出疫情陰影，重振經濟。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下，馬來西亞於 2022 年 11 月 19 日舉行全國選舉，馬來保守派政黨「伊斯蘭黨」大舉勝利，首次成為國會最大黨。該國奉行西敏寺制度，因當時未有任何一個政治聯盟拿下國會多數議席，而首次出現懸置首相。
民主帶來的「混亂」，也讓曉玲、秋萍、在天和阿勝更加確信，還是一黨專政的中國比較好，習近平是一個強大的領導。
台灣民主實驗室研究員的調查發現，在馬來西亞，華人和馬來人偏愛強人領導（Strong Leader）但在華人族群中，大部分人無論是否偏好民主制度（Preference For Democracy），都相對對中國有好感。
秋萍認為，與馬來西亞式的「金錢民主」不同，習近平在黨內一層層爬上來，他上任後領導中國崛起的成就斐然，把政治局常委撤換成「自己人」，這樣才能好好做事，穩定國內政治，一致對外抗衡西方。
此外，秋萍十分認同習近平一帶一路的理念，看到老撾在中國的幫助下經濟發展迅速，且中老鐵路已經全線通車，她感嘆：「馬來西亞是最可憐的國家，我們的政治人物還不知道。」
「回唐山去」：華人的身份認同焦慮
雖然覺得中國的一黨政治好，但很多馬來西亞華人卻反對國內馬來政黨巫統（UMNO）的一黨獨大。巫統是捍衛馬來人權益的老牌政黨，是執政聯盟「國民陣線」（Barisan National）的創始者以及最大黨，該政治聯盟過去主宰馬來西亞政治，直到 2018 年選舉被希望聯盟擊敗，巫統第一次失去執政黨的地位。
這種矛盾體現了馬來西亞華人社群的身份焦慮，他們認為，巫統的強大會對華人不利。
對於馬來西亞華人而言，「國家」的概念不斷在拉扯，在調整身份認同的過程中，中國原鄉的元素對他們仍十分具吸引力，林宇良教授解釋，這與當地華人社區的歷史相關。
上世紀五十年代，馬來（西）亞在 1957 年獨立前後，當地華人如果選擇留下，就要「爭取」成為馬來（西）亞公民，必須通過馬來文口試，以及對國家展現效忠，證明自己對於這片土地的貢獻。
而華人即使獲得公民權，也時時感到不平等和被剝奪感，尤其1969年發生華人與馬來人之間的「五一三」種族衝突事件之後。當時，馬來西亞剛結束全國第三屆選舉，在野陣營首次贏得過半票數，其華裔支持者隨後在吉隆坡遊行慶祝，執政陣營的馬來人支持者也為此上街，雙方最終在吉隆坡爆發流血衝突，造成至少196人死亡，其中死亡人數以華裔佔多數。
事後，馬來西亞政府將這一場種族衝突歸咎為族群間的經濟地位不平等，進而著手執行新經濟政策，給予馬來人和土著特權，提高他們的經濟地位。
在這個政策下，馬來人以及沙巴、砂拉越原住民在許多方面都享有優於其他種族的特權，例如獎學金發放、在公職部門的工作機會、置產等。而一些政客也經常打種族牌激化矛盾，不時會有「華人回唐山」、「印度人回印度」等種族言論流行。長期而言，華人心中的焦慮和不滿逐漸累積。
因此很多老一輩華人或許會懷著原鄉情結，寄錢給自己從來沒去過的「祖國」修家族宗祀， 而作為「國家」的馬來西亞，就是一個生活的地方。
「馬來西亞雖然是一個多元文化社會，但『多元文化主義』從來不是這個國家的實質。」馬來西亞蘇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學中文學程主任許德發在其著作《在承認與平等之間：思想角度下的「馬華問題」》指出。他在書中梳理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重大變遷，提及：在馬來西亞政府的單元化政策如國語政策、國家文化政策之下，馬來文化處於一種霸權的境況上，即使社會在表面上能呈現和諧共存的表象，卻掩飾不了移民少數/被支配族群在心裡底層的失落。
而中國的崛起，讓中國的政治經貿來往成為馬來西亞外交和外貿的重要部分，甚至有很多馬來人開始開始將孩子送去學中文，這給馬來西亞華人提供了自豪感。
很多華人認為因為強大的祖國，馬來人不再欺負華人，「我們臉上都有光啊」，曉玲說。
「中國是娘家」？被中國外宣強化的族群中心論
談到華人民族自豪感，和馬來西亞華人把中國做「靠山」，在天提到了2015 年 9 月發生在吉隆坡茨廠街的「紅衫軍」事件。
當時，由非政府組織組成的「淨選盟」（Bersih）在 8 月下旬號召集會，要求深陷貪腐弊案的前首相納吉（Najib Razak）下台，上街的民眾因身穿黃衣而被稱為「黃衫軍」，多半參與者被認為是華人。
隨後，一批大批身穿紅衣、以馬來人為主的「紅衫軍」在9月中旬發起了「馬來人尊嚴大集會」，他們力挺納吉政府，抗議中還使用了針對華人社群的種族言論的大字報，並宣布還將再次集會。當時，吉隆坡標誌性的唐人街——茨廠街的華人商店紛紛暫停營業，華人情緒緊張。
時任駐馬來西亞中國大使黃惠康當時造訪茨廠街，向華商派送月餅，同時強調中國政府將力挺華社，並喊話：「不管走到哪裡，不管延續多少代，海外的華人、華僑，中國永遠是你們溫馨的娘家。」
最終，紅衫軍並沒有舉行再次示威集會，但中國大使的「娘家論」卻在馬來西亞國內引發爭議，該國時任代理外交部長召見黃惠康，討論此番言論是否有乾預內政之嫌。
在華人社區，中國是不是「娘家」這個話題，也將華人撕裂成了兩邊。
反對「娘家論」派認為，黃惠康的言論或許只會限當地華人於不義，加深當地的族群隔膜，且正好合理化了馬來極端右翼分子的排華言論。例如，當時紅衫軍領袖藉此回應：「華人有中國，馬來人只有馬來西亞。」
但另一方支持派卻為此深受感動，在天就是其中之一，他認為，馬來人後來不再敢欺負華人，與黃惠康的發言有關。而大使出面，就代表著強大的中國政府出面，紅衫軍當然要聽。
「娘家論」也是中國政府近年來對海外華人的重要宣傳敘事和政策，在情感層面，用「海內外中華兒女大團結」這樣的口號打情感牌，同時，在政策層面，中國政府推行的僑務政策似乎有意模糊「華僑」和「華人」的國籍界線。
長期研究海外華僑和華人的新加坡學者廖建裕指出，這對海外華人在當地的身份認同未必有好處。
林宇良教授也提出，中國宣傳敘事用民族主義的論調，強化了馬來西亞華人的族群中心論。他觀察到，在 2022 年 11 月的選舉中（在首相人選未定，馬來右翼可能當選的情況下），網路上有一些華人就用歧視性的種族行留言談論選舉結果。例如攻擊發表不同意見的人稱「你以後要去包頭（穆斯林戴頭巾）」。
他解釋，馬來西亞華人對民主的感情很複雜，曾經他們認為民主和自由才能幫助華人擺脫弱勢位置，但近幾年，當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也出現了困境時，華人之間的族群中心主義也隨著中國的宣傳和敘事慢慢回潮，這並不利於華人的跨族群溝通。
哪有新聞管制，只有中國好故事
在一個炎熱的午後，曉玲手上拿著遙控器，不斷轉換電視盒裡的中國節目頻道，她從正在播放中國革命故事的電視頻道跳轉到中國綜藝節目頻道，在讚嘆一番綜藝的絢麗效果後，又再跳轉到央視新聞節目，接著停在這，收看央視主播播報新聞。
問及如何看待中國的言論管制，曉玲立刻反駁，「哪裡有！我們都看得到！」
馬來西亞華人對中國的好感，除了來自於情感層面，另一方面也和他們如何理解新聞、新聞機構以及判斷假新聞有關。在這一些華人長輩的世界裡，有關中國的「資訊」或許都被視為新聞。
對他們而言，網紅和新聞主播說出來的資訊並沒有太大差別，報章、電視新聞節目和臉書、抖音、微信上的資訊也沒有多大差別。然而，這些中國的各種資訊平台都有內容管制，相互印證，讓他們只能看到「中國好故事」。
曉玲和秋萍堅稱，她們會對自己看到的信息進行多方對比。例如，他們會將新聞和社交媒體的內容做對比，在短視頻平台上，有博主自駕旅行，從一個縣到另一個縣。儘管影片中確實有顯示人民一直需要做核酸檢測，但完全沒有所謂白紙運動的畫面。對於新疆再教育營虐待人民的說法，她們更是完全沒看到，因此，這「一定是美國編的」。
曉玲、秋萍、在天和阿勝生活在馬來西亞南部小鎮，他們認真生活、努力打拚，雖然現實生活中的難題不免讓他們抱怨一番——小至個人經驗，如馬來文不夠流利、難以和馬來公務員和醫生溝通、馬來表格不會填寫等，大至生活環境，如馬來人在當地的特權、政府無預警的封城措施、選舉亂象、通貨膨脹等——但不曾將他們擊敗。
他們依舊認同自己是馬來西亞人，但不認為當地華人社群有能力改變這個國家的現狀。
而與之相對的，是他們心中的中國巨龍，這個國度似乎可以解決他們在現實裡遇到的各種難題。因為在他們的認知與理解裡，這個國度只有穩定的一黨政府、沒有混亂的民主投票；只有嚴厲且必要的動態清零政策，沒有反复無常的封城措施；而且，這是一個以華人為多大數的國度，不存在馬來人特權。
「如果我住在中國不知道多好。」曉玲開玩笑說。
（出於安全考慮，應受訪者要求，曉玲、秋萍、在天、阿勝，以及陳明輝、林宇良教授均為化名）
-------------特約記者：周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