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洲日報》在參加中國外宣組織的赴新疆採訪後，整版刊登在喀什的「教培中心」的見聞（圖/星洲日報版面截圖）
這篇報導講述了記者在喀什「教培中心」當時的見聞，以略平實的語言講述了「學員」在教培中心的生活，在為前來參觀的記者表演歌舞時，「臉上洋溢著笑容」。
一位對這場集體採訪知情的人士說，當時他所在的媒體也很矛盾，一方面想讓記者前往實地，接觸平時難得的資源，另一方面，如果知道此行的行程和受訪人都是安排好的，那麼作為記者到底應不應該去？
最終，該媒體也前往採訪，並且主要以經貿旅遊為角度進行了報導。「我們覺得相對安全的做法，就是我們不要幫中國做宣傳...但我們沒有要像西方媒體那樣（尖銳）。」
林維宏稱，他有一位同行曾報導了一位在馬接受政治庇護的維吾爾女生的故事，因為無法查證細節，對其家人在集中營受迫害的細節只進行了小篇幅報導。報導發出不久，該報刊登了由中國大使館買下「到新疆旅遊」的全幅廣告，後續報導不了了之。
內外夾擊 媒體選擇做「活著的狗熊」？
過去主跑中國大使館時，陳志德的報導總是符合其宣傳議程，著重報導政治宣言和經濟貢獻。據他觀察，相比起其他國家，馬來西亞記者們普遍不會問中國大使們尖銳和敏感的問題。他舉出三個可能的影響：一，尖銳問題報社能不能刊登；二、是否影響後續和中國大使們的交流；三、問尖銳問題是否會讓「人家覺得你有問題？」
他形容，馬來西亞整體的新聞媒體環境就是「以和為貴」，且「報喜不報憂」。前台北市長柯文哲曾形容台灣媒體是「嗜血的鯊魚」，但在馬來西亞，陳志德說，「我們是鯨魚來的」。
為什麼華文媒體會如此溫和？這是來自於媒體經營的挑戰、中國方面施壓，以及當地的威權政治環境塑造成的。
首先， 馬來西亞華文報章的生存依賴華人社群，在報導中國議題上，報社需顧及讀者的立場。馬來西亞傳播學者陳明輝指出，當地華人領袖、商人與中國來往密切，如果看到太多關於中國的負面，自然會向媒體施壓。他舉例，世華媒體集團的老闆張曉卿在中國有生意業務，所以報社高層多年來一定會「識做」，即便會報導中國負面新聞，也會清楚拿捏報導的界線。
再者，中國方面的「關切」也給華文媒體帶來了一定壓力。
國立台灣政治大學研究生房翠瑩 2016 年的論文 《恐懼是一種習慣：馬來西亞華文報的自我審查》 訪問了22位當地記者和獨立媒體人，發現他們一般會避免惹怒中國，因為不想遭受中國大使館各種方式的暗中刁難。若報導讓中國「不高興」的新聞，除了會來電「關切」，中國大使館還會杯葛「不聽話」的華文媒體，不讓他們採訪、並施壓華商撤下廣告以及取消報社高層的特權。
學者陳明輝分析，任何大使館若不同意媒體報導，基本上會透過發郵件或新聞稿的方式澄清，這也在媒體的接受範圍內。然而，他指出使館人員直接打電話，「這更有施壓的意味」。
最後，在馬來西亞本身的新聞自由堪憂，也讓媒體漸漸溫和沈默。
黃良瑀認為，「打電話關切不只有中國在做，其他國家也做一樣的事，台灣、美國、日本、鄰國新加坡也做過。」中國使館明白馬來西亞是主權國家，馬來西亞媒體並非隸屬於中國，所以知道拿捏底線。
然而，黃良瑀表示，更讓記者煩惱的反而是馬來西亞內政部打來的電話。
據李文月和黃良瑀這樣的資深新聞工作者的長年觀察，前首相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第一次執政期間（1981年至2003年）為新聞自由最受箝制的時期。1987年，馬哈迪以「遏止種族緊張」為由，發起「茅草運動」，逮捕數百名社運份子和政治領袖，查封了包括《星洲日報》在內的報刊，對公民社會與新聞自由造成難以修復的傷害。
兩位新聞人指出，馬哈迪的繼任者上位之後，新聞環境相對好轉，但壓力依然存在。例如，《當今大馬》在 2021 年就因讀者留言被判「藐視法庭」罪成，罰款 50 萬令吉（約新台幣 288 萬），轟動一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