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葭既是作家與專欄作家，又是我的老朋友，藉由訪問他的經歷，也替我重新梳理了中國媒體近年來的現況。
「我們請日本華語作家寫該怎麼坐電車，該怎麼在超市買東西，該如何送小孩上學這類主題，但不寫明治維新或天皇這類大主題。」他回答。
我知道在中國媒體業界，將這種日常主題稱為「反射性報導」。就是藉由報導某國的事情，暗喻中國問題的手法。據說在二○一二至二○一三年這段期間，《大家》出了不少日本相關的報導，甚至在顛峰時期有將近一半是與日本有關的報導。
「與日本相關的歷史、生活、文化與風土民情，以及中日關係的報導比較受歡迎。比方說，姜建強寫的天皇史報導就很受歡迎，唐辛子寫的日本育兒或教育相關報導也很多人讀。蔡孟翰的〈三溪園記〉以及介紹日本庭園設計的內容也有很高的點閱率。」
「騰訊高層很支持喔，因為創造了很多附加價值。其實騰訊也有自己的立場，但是《大家》比較偏向自由派。許多人都認為《大家》是在牆內罕見的論壇，專門推出難得一見的內容。政府當局當然也不開心，許多報導都被刪除了。」
「除了《大家》之外，還有其他媒體推出這種反射性報導嗎？」
「肯定有，例如《知日》或是《東方歷史評論》這類雜誌。」
賈葭認為，在一八九五至一九二○年代中期，也有類似的情況，許多中國知識分子也陸續搬到日本居住。
在當時，包括魯迅、梁啟超、孫文這些進步派的中國文人或思想家都待在日本。他們在局勢混亂的清末到中華民國初期這段時間，在日本如海綿般大量地吸收西方思想。以推翻清朝為目標的中國同盟會就於當時的東京成立，《清議報》或《新民叢報》這類雜誌或報紙也在橫濱誕生。另一方面，日本也很關心中國的動向，比方說，在政界有犬養毅，在民間有宮崎滔天跟梅屋庄吉這些人物，他們都間接支援了反體制派的中國人。
賈葭認為，當中國的知識分子不斷來到日本，屆時，包括拒絕使用中國教材的中國學校，拒斥中國政府勢力影響的中國媒體手機應用程式或中國出版社等等，都有可能會在未來的日本誕生。
不過他也強調：「現在與當年不同的是，現在中國的執政黨更有能力干預海外事務。」
在另一個秋意轉濃的日子，我為了與另一位在日知名中國專欄作家見面而前往京都。我在約見面的阪急西院站前，發現了某位看似這位作家的男性。我事前看了他的 YouTube 影片，所以敢肯定是他。戴著時髦帽子的他擁有近乎職業摔角選手的體格，完全符合我對他的印象，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他練過綜合格鬥（MMA）。初次見面的我們一起去了附近的某間咖啡廳。在彼此寒暄一番之後，我還是覺得有些生疏，看來他一定是個怕生的人。
他是在一九九七年的時候進入媒體業界，之後從二○○三年開始，在中國《新京報》或是《南方都市報》這類知名自由派報紙陸續發表專欄，也曾經在草根色彩濃厚的週刊報《南方週末》同時刊載三個專欄。據說直到在來日本之前的二○一三年，他每天都能寫一篇報導。這可不是誇飾法，我的好友郭俊海也笑著說：「他曾經留下一個驚人的傳說。據說他曾經拜訪某個編輯部，當天晚上也與編輯部的編輯一起吃飯，當下編輯問他『明天能不能替我們寫篇報導』，沒想到他居然當場用電腦完成了一篇報導。」
五岳散人似乎覺得在一九九四年到二○○八年這段期間，媒體似乎還享有一些自由，還算是媒體的黃金時代。
他笑著說：「我可以感受到讀者對於評論的渴望。那是一種『我也感同身受』、『有人替我們發聲』的渴望。編輯幾乎每天都會收到信。當然也會收到『這個人亂講』的批評。當然也有來自年輕人的反映。許多讀者也會送橘子或是酒到編輯部。」
他的報導在中國國內被多次轉載後，他也成為知名人士，不過他也覺得在那段期間，媒體的空間愈來愈小。
他之所以搬到日本，是因為罹癌的妻子希望在日本養病。
如今他一邊經營貿易公司與饅頭店，一邊經營 YouTube。他用手機給我看了 YouTube 頻道的後台資料後，光是每個月的影片收入就高達幾百萬日圓。
「我只說實話與真心話，沒想過有沒有人看，也沒想過要賺錢。」
我問他，受歡迎的祕訣是什麼，他告訴我，就是「把複雜的事情說得簡單，讓觀眾聽懂你想要說什麼。」這聽起來似乎簡單，但其中道理卻十分深奧啊。
「不少在日本從事媒體業的人都希望靠著 YouTube 成功」，當我提到這個話題，他不發一語地輕輕搖頭，暗示著「事情沒那麼簡單」。他曾經在報紙、廣播、電視以及各種媒體擔任來賓，也在經營 YouTube 的時候應用了這些經驗。
一如他所述，若問還有誰在日本成功，那就是曾在中國央視服務的網紅王志安。
五岳散人突然以我身上的灰色拉鏈連帽 T 恤為例，說明自己的政治立場：「假設拉鏈的左側是中國文化，右側是中國共產黨。換言之，這兩者死死地咬合，是不可分裂的，所以我 不只是反共，也反中。」
真不愧是當代中國屈指可數的專欄作家，比喻真的是鞭辟入裡。
就算共產黨倒台，中國恐怕會陷入長期的動亂，所以他不打算回到中國。他看到台灣在獨裁政權垮台到民主制度實際發揮作用，又花了二十年的時間，所以他覺得就算「中國共產黨在今天下午倒台」，二十年之後的自己也已經七十一歲，所以他決定餘生都要待在京都。
走進寬敞的一樓客廳，坐在位於正中央的中式方桌旁邊，往四周一望，就看到白板上用中文寫著「歡迎回家」以及六個愛心符號。
鄰近牆壁掛著中國友人送的掛軸以及精美的居家用品。望向客廳深處，可以稍微看到二樓的廚房空間。最讓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模仿中國西北地區的橫穴式住宅「窯洞」，以及模仿舊中野刑務所正門的落地窗玄關。這不是日式內庭院，而是歡迎他人的中式風格，以及源自歐美的共治精神。
於二○二二年秋天，在東京中野區住宅區完成的「亞洲公共圈」是中國人或香港人的避風港。這裡有因為政治因素而被剝奪律師資格的女性律師、男同性戀記者、引領 #MeToo 運動的女性及其伴侶，許多人從言論自由逐漸限縮的中國逃出來之後，便來到這裡落腳。
（相關報導：
錢進香港，片殺全臺：《越界而生》選摘（3）
｜
更多文章
）
這裡也是現代社會專家暨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阿古智子教授的家。一直以來，阿古智子教授都以客座研究員的方式接待這些人，而這次我也把握機會，直接請教阿古教授，想問她如何看待中國知識分子再次往東京匯聚的現況。
阿古教授提到：「有些人提到沒辦法再像過去於香港舉辦演講，所以放棄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改於東京大學演講。希望中華文化圈的言論活動能像這樣愈來愈活絡，也希望透過這類活動進行理性思考，以及進一步探討學術以及具有社會意義的事情。藉此或許也能讓年輕人得到一些啟蒙。所謂的學問終究不能只是自我滿足，而是必須影響各式各樣的人，再與眾人一起思考社會的問題。或許中國人也有類似清末的救國思想吧。」
「遠遠不及當時的情況吧，具有危機意識的人到底有多少呢？有些人雖然來聽秦暉老師的課，但覺得自己還是局外人，只是想先了解目前的情況而已，可能也不打算深入參與吧！」
若問到在「潤」來日本的中國人之中，誰會是第一個讓人最先想到的知識分子，答案不外乎是身兼歷史學家與經濟學者的秦暉。這位自由派重量級學者曾出版《走出帝制》這本著作，其中提到了中國如何擺脫清朝帝政的詛咒，以及立憲民主主義的信念又是如何瓦解，而這本著作也於二○一五年被迫停止出版。秦暉目前正於東京大學擔任客座教授。
他的祕書曾開玩笑地說：「秦暉老師早期常往返兩岸三地，如今則常往返於太平洋的兩岸三地。」現在的秦暉除了前往東京大學之外，也經常往返於美國哈佛大學與史丹佛大學。
阿古教授認為這些「潤」來日本的中國知識分子會在「中國遇到經濟危機或是軍事危機的時候」發揮力量。比方說，當台海戰爭危機迫在眉睫，某些與中國唱反調的組織就有可能會展開行動。
過去被同業稱為「活動家」的阿古教授，是一位敢指責中國共產黨政權的中國研究者，目前也是日本的中國研究社團核心人物。我總是覺得她與早期親中的學者，或是以經濟合作優先的財經界人士，或者單純嫌棄中國這個國家的右派都不同，而是一位真正首開先河的學者。就在今日採訪的空檔，她的手機收到了產經新聞社發來的得獎通知，以及自由派的 TBS 廣播節目的採訪邀請，其三頭六臂的活躍讓她成為各界爭相邀請的當紅炸子雞。
採訪當天，她招待了來自沖繩，想要保護首里城地下戰爭遺跡的團體，也與住在台灣的美國記者、烏克蘭學者以及各界人士一起舉辦晚宴。後來我隔了幾天又來叨擾她，沒想到她又與在東京準備學校考試的香港人、最近搬來日本的維吾爾青年一起共進晚餐。當我親耳聽到局勢逐漸惡化的維吾爾與香港，真的是大吃一驚。
＊作者舛友雄大（Masutomo Takehiro），日本國際新聞記者，長期關注中國與東南亞政經社會議題，曾任職於中國財經媒體《財新傳媒》，並曾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擔任研究員。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潤日：習政權下中國人「RUN」到日本的直擊調查報告》（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