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東京都內陸陸續續出現了許多與中國有些淵源的書店，這是前所未見的趨勢。若問在東京都內銷售中文書籍的書店有哪些，就屬神保町老牌書店的內山書店或是進軍日本橋的台灣大型連鎖書店誠品書店最為知名，但是中文書店陸續誕生這點，或許恰恰可以印證中華文化圈的知識分子正慢慢地來到東京這種說法。
首開先河的是，在二○二三年八月於東京銀座開幕的單向街書店。
我在開店隔天的星期日立刻趕了過去。以白色作為基礎色調的裝潢十分時髦，一走進店裡，更是讓我為之驚豔。縱長的自動門打開後，往左前方有座黃色的螺旋樓梯，樓梯後面則是兩座排成曲線的書櫃。從書櫃往上一看，可以看到挑高的天花板，讓人覺得空間十分寬敞。一樓除了身兼咖啡廳之外，二樓則具有辦活動的寬敞空間。
這間單向街書店主要銷售在中國出版的書籍，也陳列販售日語與英語的書籍，展示書籍的方法也經過精心設計。就主題而言，除了日本與中國相關主題之外，還包含了亞洲知識分子與思想家的著作。
那天，以香港為據點的知名記者，同時也是香港浸信會大學副教授閭丘露薇也來到了書店，在此舉辦新書發表會。二十幾個座位可謂是座無虛席，但日本人似乎只有我一個。雖然去年應她之邀，在她主持的新聞學相關學術雜誌投了一篇稿子，但這次是我們第一次見面。我也是從這時候開始覺得，東京正一步步成為她這種記者以及知識分子的匯聚之處。
事情要回溯到兩個多月之前，我當時站在東京大學駒場校園的大講堂正中央，一邊拿著麥克風，一邊在《不明白播客》這個播客節目的東京粉絲見面會擔任主持人。這個節目每次都會認真討論中國時事，而這個節目的主持人兼《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袁莉都會問來賓她「不明白」的事情。這個節目在全世界的華人文化圈愈來愈受歡迎，甚至還擠進了 Spotify 美國新聞分類節目的前二十名，也是唯一擠進前二十名的非英語節目。
能在袁莉以及創立《端傳媒》的張潔平面前說話，真的是倍感光榮。順帶一提，我以前就曾在香港見過張潔平。最讓我驚訝的是，這場粉絲見面會居然來了二百多名聽眾，而且每一位都非常熱情。想必大家都知道，在北京是絕對不可能辦這種聚會的，如今的香港是否還能辦這種聚會？這恐怕也得打上一個問號。
讓我們將話題拉回單向街書店吧。策劃者之一是於中國經營獨立書店「單向空間」的許知遠。由於他曾與已故的坂本龍一以及其他世界級的意見領袖對談，所以在中國是相當知名的知識分子。他的第一間外國書店就是這間銀座店。
所謂的獨立書店就是獨具特色的非連鎖書店，主要是以老闆個人的觀點作為書店的賣點號召，也有透過活動建立社群的目的。如果要問說北京有哪些著名的獨立書店，首先會提起的當然是坐落於北京大學周邊的萬聖書園。由天安門事件的學生領袖劉蘇里在一九九三年設立之後，如今仍是知識分子活躍的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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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走進銀座的單向街書店之後，最先聯想到的是老書蟲書店。當年我還住在北京的時候，很常去這間老書蟲書店。從熱鬧商業地區的三里屯太古里出發，走進位於工人體育場北路另一側的大廈二樓，就能抵達這間老書蟲書店。這間店除了擺滿與中國相關的英語書籍，也讓人彷彿置身於都會綠洲。
二○一九年，我從微信的新聞報導得知老書蟲書店熄燈這件事，內心遭受相當大的衝擊，但是我完全沒想到，這樣的空間居然會在東京重現。
到了滿是秋色的傍晚，我與常來日本出差的許知遠約在銀座店見了面。他一走進店裡便立刻跟我說「不好意思，久等了」。正確來說，他不算是遲到，是我早到了。我對這種個性誠實的人特別有好感。
頂著一頭爆炸頭，戴著四角眼鏡，臉形偏圓的許知遠擁有模特兒般的身材，看上去應該是七頭身或八頭身吧。穿著白色襯衫與牛仔褲的他翹腳坐了下來。與他聊天之後，我想到了「俏皮」這個形容詞，也就是有點胡亂，又有點純真的意思。他說話的時候，總是帶著激烈的手勢，我當下便覺得：「他真不愧是站在舞台上面說話的人，總是很注意別人怎麼看他。」
「為什麼像你這樣的中國知識分子會如此關注日本呢？」我問。
「因為現在的日本就像是一面鏡子。」他頓了頓，說道，「日本在清朝末期的時候是大國，尤其打贏俄羅斯的時候，更是震懾了西方列強。中日兩國有一些相同之處，也有一些歧異之處。到了二十世紀之後，中日兩國也爆發了大戰。」
的確，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面對日本明治維新這段歷史時，常從批判的角度反省「為什麼中國無法在當時步上近代化這條路」。擁有一身黝黑皮膚作為註冊商標的張適之是我的朋友，他在中國的出版業工作了很久，但最近整體產業環境愈來愈差，他便搬來日本，也開始在日本出版簡體字書籍。
某天，我與他在咖啡廳聊天時，我想起他跟我說過「最近去下田一帶兜風」這件事。說到下田，就會讓人聯想到是第一處被美國強迫開港的小鎮。中國官方媒體很常抹黑靖國神社，許多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因此對靖國神社很有興趣，很想實際看看靖國神社長什麼樣子，這件事在這一帶也廣為人知。
「你是在一九七○年代出生的對吧？像你這樣的知識分子一直以來，都在中國扮演什麼角色？最近又成為何種存在呢？」我逐一向他拋出疑問。
「知識分子在一九八○年代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們這群人大概是在二○○○年前後畢業，而在這段期間，知識分子漸漸被邊緣化，應該是經濟成長的時代所致。」許知遠回答道，接著他又補充：「這十年來，追星文化逐漸崛起，知識分子也更加邊緣化。近幾年來，這個趨勢也更加明顯。」
不管是學術界或媒體業界也都陷入困境，言論空間也逐漸限縮，所以學術界與媒體業界也都得做出改變。中國的娛樂變得只有一種聲音，我也切身感受到中國現在的社會風氣愈來愈不允許認真討論社會問題。
「我們接受被邊緣化的命運，但我們還是能做一些自己能做得到的事情。」許知遠說。
原本在問完有關知識分子角色的問題之後，我想著大概能夠預測他的回答，因為他現在也住在中國。由於這次的採訪會留下紀錄，所以能回答的內容很有限，但我還是想提問，哪怕只能得到模稜兩可的答案也無所謂。但是，最後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許知遠的話裡我感受不到一絲悲壯的感覺，有的只是大陸人特有的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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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深度參與東京的華人知識分子圈子之後，自然就能聽到許多新情報。比方說，我聽聞還有另一間書店準備開幕，那就是飛地書店的分店準備在東京開張。
之前提到的記者張潔平，二○二二年於台北開了第一間飛地書店，之後又在泰國西北地區的清邁開了第二間分店，許多逃離中國的知識分子也都在那裡聚集，這間分店也因此聲名大噪，而東京的飛地書店也即將正式開幕，目前向位於新宿御苑前站附近，以銷售無政府主義相關書籍為主的「不規則避難所」書店借用一個角落，銷售書籍或是周邊商品。
東京飛地書店主要會銷售在台灣或是香港出版的書籍，也會放映獨立電影或是開放單口喜劇的表演。從起源、主題與氣氛來看，與局外人或是單向街的方向不同，三者應該能保有各自的市場區隔。
這類書店會常常邀請思想家舉辦活動，所以與日本的書店不同，沙龍的色彩相對濃厚，對知識分子來說，這裡也是與朋友聚會的場所。如果是會員制的書店，這方面的色彩就更加鮮明。有些書店也會提供工作機會給「潤」來日本的人。對於「潤日」的人來說，這種書店可說是不可或缺的心靈支柱。
當我還住在北京的時候，常常被問到「喜歡北京哪裡？」我每次都回答「知識分子能夠自由大器地討論國家大事」，如今東京也漸漸成為中國自由派的最前線。
儘管就總人數而言還不多，但是與日本人一樣同享民主主義或是法治國家價值觀的中國人逐漸來到日本。當我採訪移居日本的知識分子，我得知北京奧運之後，中國的言論空間逐漸收緊；而當正式進入習近平時代之後，這些知識分子的活動空間也瞬間變得狹窄。
當中國國內刮起不自由的風氣，許多人在依舊保有原本的信念下伺機而動，也不斷地改變隸屬部門或是居住地，但是二○一八年的憲法修正案，以及之後的新冠疫情清零政策是壓垮他們的最後一根稻草，言論空間可說是被壓縮到近乎真空的地步，也讓這些知識分子不得不做出拋下國家，離鄉背井的決定。
隨著習近平獨攬大權，政府當局也把「眼中釘」視為「麻煩」，許多知識分子都害怕自己遭受無妄之災，持續承受著過度的壓力。在中國，日本向來被視為敵國，但是在這些懂得客觀審視現實的知識分子眼中，日本卻是歷史與文化都相當豐富的國家，也十分吸引他們。
＊作者舛友雄大（Masutomo Takehiro），日本國際新聞記者，長期關注中國與東南亞政經社會議題，曾任職於中國財經媒體《財新傳媒》，並曾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擔任研究員。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潤日：習政權下中國人「RUN」到日本的直擊調查報告》（八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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