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存的檔案資料顯示，國府是在1955年1月26日到28日間，才開始組織義胞來臺的接待與安置工作。由內政部長與臺灣省政府主席作為召集人、救總秘書長擔任總幹事所組成的「大陳地區反共義胞來臺輔導委員會」（臺輔會）於28 日正式成立、開始運作。這大約是一江山島陷落一週後，時間上和軍方在大陳諸島上發布民眾撤退令的時間吻合。當時蔣介石對美方在共同防禦談判中，對金馬防務的議題，遲遲不肯表態之事極為不滿，他在大陳撤退的問題上因此舉棋不定。等到具體的命令下達時，臺灣方面的準備時間十分倉促。
臺輔會成立不到兩週後的2月8日到11日間，上下大陳和北方諸島約一萬七千的當地民眾（不包括一千五百多名的軍眷），還有一萬五千名游擊隊和正規軍，就已搭乘美國第七艦隊與國府海軍艦艇抵達基隆港。另一部分在南方溫州灣南麂島的三千多名軍官兵和一千多人的島民，則由中華民國海軍於2月24日至25日執行「飛龍計畫」，獨立完成接運來臺的工作。剔除由軍方負責安置的軍眷，交付華興育幼院園照顧的戰爭孤兒，送至員林實驗中學的大陳中正中學的學生，以及投靠在臺親友的人，需要官方安置的義胞總人數為一萬八千餘人左右。
從政府內部的公文和會議記錄中可以看出，國府黨政高層為最初的迎接，做了許多準備工作，動員了大量人力與物力。主管臺輔會的內政部與臺灣省政府、還有包括基隆市、財政部、交通部、教育部、國防部，以及半官方的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婦聯）、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救總）、軍人之友社與救國團等都被動員。從動員的程度上不難理解，蔣介石很在意外島撤軍對國內外，尤其是僑界輿情，可能造成的不良影響。他不希望聽到國軍無法反攻大陸，或是不想反攻大陸，這類損害自由中國政府威信的流言塵囂至上。這時候，轉移大眾目光焦點的宣傳，就變得很十分重要。
為了營造義胞們在基隆下船登岸時，受到當地熱情群眾舉著標語夾道歡迎的「大場面」，官員們事先作了縝密的規劃。輸送船團抵達時碼頭邊萬頭鑽動，中美首長將官雲集，等待多時的中外記者則一擁而上，搶鏡頭拍攝。長期處於饑餓邊緣、面容枯槁，還在處在疲憊緊張狀態的浙江島民則一臉茫然。他們牽著家眷背負著行李，面對突如其來的鎂光燈和盛大歡迎場面顯得有些驚慌失措，不知如何應對。當天的寫真紀錄，很快的成為國際冷戰政治宣傳的一環。國府與美方都拿大陳義胞作為一般人民不願受奴役而集體奔向自由的一個案例，藉此彰顯共產專制的邪惡本質與自由必勝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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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胞們下船後穿過歡迎的人群，他們由軍車接送，住進了基隆市政府安排的二十七個臨時招待所（當地中小學教室）。臺輔會與基隆市工作人員提供了消毒、洗浴、一些食物和少許日用品。在接下來的幾週，安置工作進行的十分順利，新移民被分成幾組，坐上火車或是輪船前往宜蘭、花蓮、臺東、高雄、屏東等地的臨時招待所（多半是學校或閒置的倉庫），等待政府與美援經費發包興建的「大陳新村」完工。在分發期間，臺輔會也對義胞進行了年齡、性別以及職業調查，作為新村規劃與就業輔導工作的基礎。2月26日，幾位義胞代表在救總秘書長方治與大陳行政督察專員沈之岳的陪同下晉見蔣總統。蔣夫人與陳誠副總統夫人也代表婦聯，攜帶慰問金與贈品，親自到基隆的招待所訪視義胞，表達關切之情。其他一些中央部會與地方的大小官員，也紛紛前來慰問或饋贈物資。
不幸的是，義胞們過了不久後就發現，臺北的黨政高層與媒體，對他們的重視只是個短暫的現象，尤其當他們後來再次被移轉，住進十二個不同縣市的三十五個新村之後，在臺北的高官與美方的大員們就很少注意到他們，除了新村竣工之後來剪綵，或是為義胞新購置的漁船舉行「授船典禮」等，但這些活動通常是宣傳大於實質的意義。
大陳新村大多設置在偏遠的鄉下，很多建立在水患頻傳的河川地、沙丘地或荒涼的海岸邊。義胞們生活在相對孤立的環境中，和在地民眾們又有語言和文化的隔閡，除了輔導他們的省政府地方官員之外，很少人會主動來接觸與探視他們。而當各新村的就業輔導專案失敗，大多數大陳家庭經濟陷入困境後，一種被政府拋棄的集體焦慮和不滿，甚至是憤怒的心情油然而生。許多人不斷地寫陳情信給政府機關，包括遠在臺北的美方機構，而這些行為與官方宣傳中忠貞無私的反共義胞形象大相徑庭。
國府與美方合作對大陳義胞進行的第一次的就業輔導（1955- 1964）為何全盤失敗？第一次失敗後，國民黨中央為何決定積極介入，於1964年底開始對窮愁潦倒的大陳義胞進行第二次輔導？第二次輔導又為何會成功？第二次成功的原因與第一次失敗責任是在政府還是在大陳民眾？
對美方而言，責任十分清楚，大陳計畫失敗的主因是國府的行政效率低下。美駐臺的官員大都在臺北辦公，他們與義胞實際接觸的機會不多。站在大陳新村建設和就業輔導主要出資者的立場，美國官員對臺輔會和在1955年4月接手的臺灣省政府各單位（此時改組為「就輔會」）的規劃不善與成效不佳，時常表達出他們的失望和不滿。1960年5月，時任美駐臺安全分署長的郝樂遜（Wesley C. Haraldson），在一封給美援會秘書長李國鼎的內部公文中寫道：「我不誇張地說，大陳疏散民眾專案計畫一直困擾著美援會與安全分署。」郝告訴李，一定要把大陳新村工作的最終審計報告意見評為“unsatisfactory”（不滿意）。郝的語氣與建議顯示美駐臺官員對省府各局處的工作表現極其不滿，有一種善意的援助被無端浪費、丟進水裡面卻又無力阻止的煩躁感。這也解釋了為何美方在提供最初的一大筆錢之後，很快地就停止投入更多的資源。
負責實際輔導工作，需要面對義胞們不斷陳情的省政府大小官員，則經常性地把大陳人的窮困與就業困難，歸咎於義胞自身的問題。官員們在閉門會議與私信中批評義胞的言論包括了「依賴心過強」、「光想依賴政府去替他們解決問題，不肯為自己生活去努力」、「欲望永無止境」、「到處陳情告狀」、「不易接受勸導」、「文盲無知習性」、「忠實愚昧」等等。美方代表對於這樣的說法並未完全採信。他們雖然也表示，義胞應努力做出好的表現，但更多的是強調省政府廳局處之間應該多合作、多開會、多花心思來討論如何改善義胞們的處境。
雖然美方將責任歸咎於國府，而國府又歸咎於大陳民眾，但事實上兩方政府對第一次就業輔導的失敗，都有無法推卸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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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大陳輔導工作，明明有美援經費支援，花費了對當時貧困的臺灣來說是天價的數百萬美金，也根據先前的職業調查與地理位置等綜合考慮來設置、分為農業、漁業、商業合作社與手工業生產四大類的三十五個新村，但最終為何絕大多的新村與就業輔導計畫都宣告失敗，導致多數青壯大陳人須離開新村，前往大城市或者是海港，男人去打零工，女人則去幫傭，許多小孩子被迫輟學成為修鞋匠與裁縫學徒？
更多事實藏在臺美官員往來通訊和閉門會議的紀錄中，這些文件清楚地記載著兩個政府自身的缺失，而這些缺失來自掌握行政權力和資源的大小官員們，因政治因素與經費樽節的考慮，在新村設置與就業輔導工作上，沒有以義胞的狀況和最大福祉為考慮。省府方曾試圖向美方解釋，大陳輔導的難處與長期資源投注之必要性。其中一封公函中寫道：「大陳為我國浙海一島嶼，土地貧脊，一般居民智識水準較低，多以捕魚為生，雖有少數農工商業，但多沿襲舊式使用粗笨工具，對現代工商業短期內尚乏適應能力，尤以義胞來臺之初，人地生疏語言難通、生活方式與臺省迴異，故輔導就業至非易事。」然而，美方只打算提供短期的支援，其在臺北的美援管理者強調效率，但對經費運用卻又設下一些不必要的限制，缺乏彈性的報帳制度造成執行面的時間壓力與困難。
許多被指派在各縣市地方執行輔導工作的臺灣省政府中下階層公務員則成為「夾心餅乾」，面對美方與上級的壓力，他們自身還有繁重的本業須處理，在國家沒有給予額外獎勵與足夠時間的情況下，被交付了吃力不討好的任務。因此，省府第一線的輔導人員，面臨著義胞們不斷地陳情抗議，感到十分厭煩。他們承受著壓力，對因就業困難而生活在焦慮中的大陳人普遍缺乏同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