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城市保存成為全球流行語。廢棄的工廠被改建成展覽館、老鐵道變成觀光步道、倉庫被改造成文創基地。巴黎的奧賽美術館、倫敦的泰特現代、紐約的High Line、台北的華山與松菸，城市的歷史被包裝、陳列、導覽。這些空間讓人們以為「歷史正在被保存」，然而在展示的過程中，城市也悄然成為一座巨大的博物館。
博物館化（museumification）這個詞最早出現在法國思想家鮑德里亞的著作裡。他提醒我們：「現代社會在保存中毀滅，在展示中遺忘。」當我們將時間封存在玻璃櫃裡，歷史不再流動，而被定格為消費的背景。文化保存變成一種視覺表演，記憶成為「可被拍照」的物件，而非「能被生活」的經驗。
以高雄駁二藝術特區為例，這裡曾是貨櫃堆疊、海風混雜柴油味的老港區，如今卻是週末打卡熱點。牆上的鏽蝕斑駁被刻意保留，燈光設計成「工業懷舊風」。遊客拍照、商家販售紀念品、地方政府宣傳「港都再生」。城市的記憶被精緻化、無害化、觀光化。我們懷念的不是港口，而是懷舊的感覺本身。
保存與展示之間，潛藏著一個根本的矛盾：當一座城市需要用博物館來證明它的歷史，它或許已失去了活著的記憶。
過去，城市由規劃師設計；現在，城市由品牌經營。政府以「文化再生」為名吸引資金，企業以「公益」之姿包裝投資，文創園區、老屋再生、藝文特區，這些詞語看似溫柔，實際上卻是空間治理的另一種語言。
紐約High Line的故事最能說明這種轉變。那原是一段廢棄高架鐵道，在社區運動推動下被改造成高架步道，並成功吸引上千萬人造訪。High Line成為「文化成功典範」，卻也帶來地價暴漲、原居民遷出、社區階級化。文化成為資本最柔軟的推手。
東京的「上野公園博物館帶」、首爾的「東大門設計廣場」，也都在重複同樣的劇本，當城市以展覽館思維運作，居民就變成展示的一部分。
臺灣的版本更熟悉：華山、松菸、駁二、鐵道園區……一座座「文化再生地」誕生，卻很少有人問：那些曾在此工作的勞工去哪了？那些被拆遷的老社區如何被記錄？
策展城市的邏輯是：要有故事，但不能太複雜；要有歷史，但不能太痛苦。於是我們看到的是「文青式懷舊」：老磚牆搭配手沖咖啡、老廠房賣設計商品。文化被消費、歷史被美化。城市看似被再生，其實只是被包裝成可售的形象。
博物館化城市的最大問題在於，它不只是保存，更是篩選。在展示中，總有人被記得，也總有人被遺忘。
在臺灣，這個問題同樣存在。白色恐怖、二二八、公娼制度、原住民遷村、移工勞動史，這些議題或被簡化成官方導覽的一頁，或根本無從展示。文化資產法的框架裡，「可被保存」的，是建築、雕塑、物件，但「難以保存」的，是生活、語言與情感。
當城市被設計成文化展場，政治的選擇就藏在每一個看似中性的展覽文案裡。誰能進入玻璃櫃、誰被留在門外，決定了城市記憶的方向，也決定了我們如何理解「歷史」。
以高雄為例，愛河兩岸的再生工程把「老城市」打造成觀光地景，卻幾乎看不見工人與居民的故事。曾經載滿貨物的港邊，如今只有燈光秀與音樂節。歷史被美化成風景，失去了摩擦與爭議。
從老屋咖啡到復古旅店、從老字號商標到手作集市，城市似乎在與時間和解，但實際上是在消費時間。義大利社會學者David Harvey稱這種現象為「資本的時間修辭」：當代城市用懷舊來製造安全感，讓人們在消費中獲得「歷史參與感」。
香港中環的PMQ原為警察宿舍，如今成為文創商場；首爾的北村韓屋村成了觀光景點，居民被迫搬遷，只剩外地旅客拍照留念；台南藍晒圖文創園區的牆面上仍保留老屋輪廓，卻早已不再屬於原本的社區。
懷舊的政治在於，它讓人相信歷史可被擁有，卻忽略歷史本是流動的。「回到過去」的幻覺，其實是讓人停留在安全的想像中。城市的懷舊，不是回憶，而是設計。
當保存成為美學，歷史被淨化成可被觀賞的物件。人們感動於修復的磚牆，卻不再問那面牆曾聽過誰的聲音。博物館化的城市，在保存中失去了變化的能力。
要讓城市從展示回到生活，首先要學會「去博物館化」（De-museumification）。這並不意味要拆掉博物館，而是讓城市從「被觀看」變回「能呼吸」。
阿姆斯特丹是典型的例子。這座被登錄為世界遺產的城市，長期面臨觀光擁擠與地方居民流失問題。近年市府啟動「生活遺產計畫（Living Heritage Program）」：鼓勵老屋由在地住戶經營小店或工坊，禁止純商業出租，並要求保留生活功能。市政宣告：「我們不再把老城當成景點，而是當成家。」
在哥本哈根，城市設計者採取「使用即保存（Use it to preserve it）」原則。老建築不一定要變成展館，而可以繼續成為學校、工坊、住宅。他們認為：「最好的保存，是讓建築繼續被用。」
臺灣也出現一些類似轉向。嘉義「檜意森活村」由地方文史團體與市府合作營運，除了觀光，更設有居民公共廚房與在地工藝教室；花蓮「舊酒廠再生」計畫讓青年團隊共同經營，以社區為主體決定展覽與活動內容。
這些例子提醒我們：記憶不是玻璃櫃裡的標本，而是街坊日常的延續。當人重新進入空間，歷史才重新流動。
真正的文化保存，必須讓「被展示者」成為「敘事者」。
英國利物浦的「社區博物館（Museum of Liverpool Life）」則讓居民擔任策展人與導覽員。展出的不是帝國歷史，而是碼頭工人、音樂人、移民家庭的生活。策展權下放，使歷史重新「多聲」。
臺灣的鹽水蜂炮文化保存計畫，也嘗試這樣的方向。地方居民參與展覽設計，主題從「煙火技術」轉向「社區精神」。導覽手冊中不再只是祭典流程，而有居民手寫的故事與照片。
這種「社區策展（Community Curatorship）」的精神在於：保存不再由上而下定義，而由社區共同詮釋。歷史成為一場對話，而非審查。
文化若要活著，就必須被講述。被展示的城市是靜態的；被講述的城市，才有呼吸。
當科技滲入生活，記憶的形式也在改變。我們不再只在現場參觀博物館，而是在雲端參與它。
Google Arts & Culture、線上展覽、AR城市導覽，使歷史可以被隨時調閱、被任意重組。城市記憶的保存，從地理位置轉為資料雲端。
這帶來便利，也帶來風險。數位記憶雖可延續資訊，卻可能稀釋脈絡。誰在管理資料庫？誰能上傳、誰能刪除？這些都涉及「記憶的治理」。
歐盟推動「開放文化資料計畫（Open Cultural Data）」：要求公共博物館資料庫免費開放，並允許公民再利用。韓國釜山推出「城市記憶平台」，收集居民老照片、口述歷史、地圖標記，形成線上「社區博物館」。日本京都也建立「數位町家計畫」，以3D掃描保存老屋結構，同時開放建築師與學生下載學習。
臺灣雖有「文化資產地圖」與「文化銀行」等平台，但資料仍偏向官方與建築物導向，缺乏居民參與。若能結合社區故事、在地影像與群眾共筆，就能讓「資料」轉化為「記憶的公共財」。
數位化的真正價值，不在於技術，而在於民主化。當每個人都能上傳自己的城市記憶，博物館不再是封閉建築，而成為共享網絡。
記憶不是無限的。城市若只一味保存，終將被自己的重量壓垮。因此，我們需要的不只是記得，也包括「遺忘的權利」。
哲學家保羅．李科說：「記憶的倫理，在於能原諒也能記得。」真正成熟的城市，懂得選擇哪些應留存、哪些該放下。
柏林是典型例子。牆倒塌後，政府沒有全部拆除，而保留部分斷裂遺跡，讓它成為反省與對話的場所。人們在斷牆前拍照、閱讀、沉默。那不是懷舊，而是一種公共療癒。
日本廣島和平紀念館也採取「非和諧的保存」策略：保留部分被炸毀的牆體，讓創傷可被看見而非被遮掩。
臺灣若要真正面對歷史，也必須走向「多重記憶」的路徑。白色恐怖受難者紀念園區可以與原住民口述史並存；老社區的重建可以納入移工的勞動故事；文化政策不該只追求修復外觀，而應修復關係。
記憶不是一場展覽，而是一種對話的持續。當我們允許城市有不同版本的歷史，民主就不再只是投票的程序，而是共存的實踐。
若說「博物館化」是20世紀城市的趨勢，那麼「共創化（Co-creation）」應是21世紀的對策。
國際間已有新實驗：巴黎啟動「Participatory Heritage Program」，讓居民可投票決定文化預算去向；芬蘭赫爾辛基推行「共同策展城市（Co-Curated City）」概念，由市民組織、非營利團體與建築師共擬歷史建物再利用計畫。
臺灣也有潛在條件。地方文化館、社區大學、文化協會正逐漸形成公民網絡。若能建立「文化治理平台」，讓公部門提供資料、學界提供研究、居民提供故事，城市的記憶便能在合作中重生。
這種共創，不只是文化政策的創新，更是民主的深化。它讓城市從「被管理的對象」變成「能自述的主體」。
在博物館化的浪潮裡，我們學會了保存，卻忘了生活。我們記得牆、忘了人；記得地景、忘了聲音。
但歷史的意義，不在於靜止，而在於流動。真正的保存，是讓時間繼續發生。
或許，城市應該像一本被不斷書寫的筆記本，有舊頁，也有新頁；有被擦去的痕跡，也有再書寫的勇氣。
當高雄的港口重新迎來居民散步、當台南的巷弄再聽見廚房聲、當巴黎的街頭藝術家在舊牆上重畫壁畫，那不只是「文化再生」，而是城市重新學會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