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貓喜歡埃及貓，埃及貓不喜歡中國貓：何偉《別江》選摘（5）

我們一家人回到了位於西南科羅拉多、靠近安肯帕格里江（Uncompahgre River）的家，兩年沒看到的家。搬去成都之前，我們種了幾株白楊，長高了，現在我們又再多種一些。停在穀倉的本田車，就跟我習慣停在馬院地下室的本田車是一樣的顏色。家裡還有一隻從埃及來的大貓，叫穆爾西。幾年前，萊絲莉把穆爾西從開羅帶到科羅拉多，這一次換成兩姐妹把尤里西斯從成都帶回家。

兩隻貓一相遇，就能清楚看出牠們處得不好，有一種特殊模式。中國貓喜歡埃及貓，但埃及貓不喜歡中國貓。埃及貓去哪，中國貓就跟去哪，可要是靠太近，就會發生一場短暫、一邊倒的喧譁。到後來，貓咪們打量出可接受的距離，大概五公尺。牠們會一前一後，在我們家牧草地上抓老鼠跟囊鼠，彷彿有一條繩子把牠們綁在一起。

我書房的窗戶可以眺望草地和安肯帕格里河谷。下筆時，我常常想起成都那戶位於十九樓的公寓，也記得錦江的景色。不知怎地，腦海裡浮現的常常是成都在地震那一夜，以及疫情之初的模樣：懸空的城市和寂靜的河，燈火浮在水面上。

回到科羅拉多的某一天，我聯絡了之前教過的學生約翰。自從2019年底舉報事件以來，我一直很想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現在我寄給約翰一封長信，連同當時指控我教授反中內容的留言板截圖。約翰幾乎是一瞬間就回信：

「說真的我嚇了一跳，直到我收到這封信，我才知道這些事發生在你身上……為此我感覺很難過，我想找出是誰造成這一切，希望能跟你聊聊這件事。」

幾小時內，我們就通了視訊。約翰看起來沒什麼變，我們稍微聊了一下事情的發展。然後他用很慢的語速再度致歉。「我完全不曉得這件事，我記得聽同學說你被人舉報。但我不知道原因。」他說。

他說他有微博帳號，但只用來追蹤別人，自己不會貼文。他記得我在他文章上的批改意見，但他聲稱不知道這些評語怎麼會公開。

之前在成都時，我有跟幾個信得過的學生與老師討論過這起事件。有位認識約翰的老師告訴我，這個學生感覺不是小粉紅。這位老師推論的情況，跟瑟蕾娜想像的很類似。他們倆都覺得，或許是另一位同學看到這篇文章，或者聽說裡面的細節，然後寫了那些攻擊文字。

視訊時，約翰說自己曾經跟宿舍室友提到我的批改意見。他也曾經把文章拿去SCUPI的英語寫作中心，其他學生和顧問有可能看到。根據約翰的表情，還有他願意談的這件事來看，我相信他說的是真的。

「其實，你在上面寫了那些評語，我有點不爽。」他說。「如果不談政治，我是完全同意你的評語。但我會想到政治，畢竟我身處中國的特殊環境。你的評語跟傳統政治觀點不合。」

我問具體來說是什麼讓他感到不爽。

「主權。」他說。 （相關報導： 何偉被刪節誤讀 歐逸文拒絕簡體版 ｜ 更多文章 ）

交談時，他完全沒提到「台灣」，反而用各種間接的用詞，像是主權、特殊環境、特殊處境。約翰和大多數中國年輕人一樣，已經精通於避免問題，他心裡有一部分不願意接觸敏感用語。他說，2019年那時候，他聽說我陷入某種舉報處境，但沒有試著了解發生什麼。他們班有些同學也是這樣跟我說。他們都曉得謠傳我有了麻煩，但他們不會特別去好奇。這很合理：中國的同學都曉得，有時候不要問問題。特殊環境、特殊處境。

約翰對於我聯絡他表示感謝，然後再度表示自己不會怨懟我在文章上的評語。

「其實，假如我是美國人，我一定完全同意你。」他說。「但我不是。」

我問，換作現在，他的反應還會一樣嗎？

「還是一樣，不是評語的關係。是情感問題。」

要是不能發表讓人閱讀，寫作還有什麼意義？

離開成都前，我蒐集了同學們的聯絡方式，就像二十三年前在涪陵那樣。這一回，年輕人奔向更遠的地方。到了2023年，我教室裡那些英文名字已經四散世界：安娜在奈梅亨，芬頓在倫敦，蜜雪兒在牛津，伊蓮在香港，提姆在勒波克，達米恩在慕尼黑，沙因斯坦在新加坡。上課講社會學家齊美爾的時候，我常說要是我是年輕中國作家，我會考慮去非洲，原因是那些為了做生意、做外交而移居當地的中國人——在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我最有才華的兩個學生走了這個方向，取材寫作：怡笛去了獅子山，瑟蕾娜去了阿爾及利亞與坦尚尼亞。瑟蕾娜寫的第一篇專業長篇報導發表在《南華早報》上，寫的是一位中國企業家，在西南奈及利亞約魯巴部落獲得「榮譽酋長」的稱號。

許多SCUPI學生轉到匹茲堡大學就讀，我也到他們的新家拜訪他們。匹茲堡校園附近有家中餐廳，我跟布魯斯吃了頓飯，他很健康，也很開心。自從大渡河附近的意外之後，他就再也沒騎機車。文森也來加入飯局，他也住在匹茲堡。在美國住了兩年之後，文森弄到一把SIG Sauer P365手槍，一把SIG Sauer P320手槍，一把十二口徑溫徹斯特霰彈槍，一把SIG Sauer MCX突擊步槍，一把槍管長十六英寸的AR-15，以及一把AK-47。

文森也加入長老教會，決定留在美國。他告訴我，來到匹茲堡之後，他開始認真閱讀關於天安門廣場周邊的大屠殺與其他敏感事件的內容。

「我的觀念在頭幾個月裡改變很多。」他說。「關鍵在於身處自由的環境，取得我想要的一切資訊。」

我提到2020年學年上學期期末，文森對於政府處理疫情的做法寫過態度正面的文章。「在中國的年輕人就是這樣，他們傾向於支持體制。我當時也不反對黨。」他對主權的觀點也大幅改變，現在他認為新疆應該獨立。「人在中國的時候，我覺得關於新疆的新聞統統是假的，是外國人捏造的。」他說。「中國年輕人的感覺多半如此，就連人在美國，可以接觸其他資訊的人也是。」文森說，他對於中國近年來的歷史想得愈深，就愈覺得自己再也無法回到一個有這麼多政治限制的社會中生活。

對於中國在疫情的最後階段，早已沒有必要的情況下仍長期嚴守嚴格的「清零」政策一事，他也感到非常失望。文森在社群媒體上貼了一些批評內容，結果在網上被民族主義者攻擊，人在中國的父母還接獲警告說他們的兒子這樣下去會惹麻煩。他決定在美國長期居留。我教過的學生當中，絕大多數還是希望總有一天回到中國。但有幾位告訴我，他們打算在美國或歐洲定居。這感覺反應了整體潮流——年輕人稱之為「潤學」。跡象顯示部分中國年輕人，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會試著移民海外。 （相關報導： 何偉被刪節誤讀 歐逸文拒絕簡體版 ｜ 更多文章 ）

回顧過去，中國政府應對新冠疫情的表現可以分成三個階段，每個階段的功課都不一樣。第一階段發生在武漢，反映出重手審查媒體的短處，還有體制中的地方官員掩蓋問題的傾向。第二階段展現中國官僚體系的正面環節。在這段時期，也就是三個階段中最長的時期，政府發展出連貫而有效的全國性策略，而這得益於數十年來教育體系的提升。說起來，這段時間我們家正好人在中國，算是幸運。

事後來看，我們被迫在第三階段前離開中國，同樣算是幸運。到了2021年底，已經能明顯看出對付毒性弱但傳染力強的Omicron變種，清零政策已力有未逮。即便如此，政府仍未能調整，包括成都在內的許多城市皆苦於長期的封控。中國大部分學童一次就要遠距教學好幾星期。從這個最後階段中學到的其中一課，就是提醒了人們體制的僵硬及其卡夫卡式官僚傾向。但這個階段更顯示，一旦把太多權力交到一個人的手中，而這個人無視於堅實的證據與中肯的建言時，會發生什麼事情。

清零政策終於在2022年12月廢止，而政策的轉變正好與一系列「無大台」的運動相呼應。憤怒的公民在中國各大城市自發性示威，一些抗議活動就發生在大學內，包括川大。三月，有個勇敢的同學在江安校區顯眼的地方掛起標語橫幅：

「川大是全體師生的川大 不是全體官僚的川大」

校方放棄清零政策之後，知道疫情將橫掃校園，於是把幾乎所有學生都送了回家。但川大華西醫學院的學生必須留下來，因為華西醫院已不堪負荷，非常需要他們的幫忙。12月14日，一名華西醫學院學生在長時間值班後心臟病突發而死。學校拒絕透露任何相關細節，官媒也不給報導。

《常識》成員開始研究這起事件。一位寫手訪問了過世學生的幾個同學之後，遭到學校導師的約談。顯然有關當局早有監視這份刊物相關人等的微信訊息。校方要求學生們詳細交代，並承諾再也不跟《常識》有所牽扯。這份刊物在創辦十二年之後形同停刊。

後來，有個同學寫信給我：

「這一次讓我很沮喪也很害怕，畢竟在防火長城沒有我們能安心討論的餘地。我們的資訊，他們統統看得到。我們喊停了計畫，《常識》從那時起就沒有張貼任何內容。我甚至懷疑寫作的意義——要是不能發表，讓人閱讀，那對我來說寫作還有什麼意義？」 （相關報導： 何偉被刪節誤讀 歐逸文拒絕簡體版 ｜ 更多文章 ）

＊作者何偉（Peter Hessler），牛津大學取得英國文學碩士，2000至2007年間曾擔任《紐約客》駐北京記者，同時也是《國家地理雜誌》、《華爾街日報》與《紐約時報》的長期撰稿人。2011至2016年擔任駐開羅記者，為《紐約客》撰寫中東報導。2019年舉家搬到中國四川，並於四川大學匹茲堡學院授課。本文選自作者最新作品《別江》（八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