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一次次身陷巨變的漩渦中，他們有個老靈魂：何偉《別江》選摘（4）

川普拒絕接受選舉結果之後，我拿了兩三堂課專門講美國政治制度。我們討論了選舉人團制，討論了媒體宣布結果的方式，我還談到敗選者承認敗選的傳統。同學感覺都很清楚，就算他們有幸災樂禍，也沒有表現出來。

整體上，這些年輕人感覺不會特別自我感覺良好。每學期，我都會在開給大一的課上教《動物農莊》，出一份作業，請他們寫自己最認同的角色。最多人選的是「驢子」班傑明，他對新農莊抱持懷疑，但把想法放在心裡：

「我覺得，如果我跟另一邊的力量相差懸殊，那實在沒有以卵擊石的必要。當然，我還是很欽佩敢於反抗的人，只是我個人不會冒這個險。」

「中國有一句成語說得好，『禍從口出』，意思是一個人惹的禍都是口舌造成的。我們有兩隻眼睛，兩隻耳朵，兩雙手，但只有一張嘴，這就是要我們多看，多聽，多做，少說話。」

「我的性格缺陷和他的很像。他看穿了豬的統治的本質，但沒有反對拿破崙明目張膽的獨裁之舉。他不敢像雪球那樣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也不敢挑戰拿破崙……這是一種膽怯，或者是自私。就這一點，我跟他很像，我只關心我擺在心裡的那一小群人。」

繼班傑明之後，第二多人選的是「拳手」。歐威爾小說中，拳手是一匹勤奮工作、反應遲鈍的馬，總是聽從拿破崙的領導。小說近尾聲時，過度工作毀了拳手的健康，牠也被賣給收購老弱馬匹的商人，之後會把牠殺掉加工。評論者認為拳手是暗喻俄羅斯工人階級，他們支持在革命期間支持共產黨，而後付出痛苦代價。有些學生在這個悲劇角色身上看到自己：

「我也是個沒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經常人家告訴我什麼，我就信什麼，我都會不假思索完成別人交代的工作。要是我是農莊裡的動物，一定會相信雪球和拿破崙這些領袖的話……也許我會被拿破崙洗腦，最後變成拿破崙命令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的那種動物。最後，我會被拿破崙踢到一邊。」

同學們對自己可以非常坦誠，對於中國的體制也沒有多少幻想。這跟我在一九九○年代的經驗大不相同，當時班上同學都很天真青春。那時候，我得時刻提醒自己，我的年紀沒有比我的學生大多少。「一不小心就會笑他們荒謬的名字，或是笑他們純真的羞怯。」我在《江城》裡這麼寫著，「一不小心就會把他們當成出身純樸鄉間的、單純的年輕人。但這當然完全不是事實——四川鄉下並不單純，我的學生已經懂得我從未想像過的事情。」當時，學生看起來年輕是因為他們進入一個嶄新的世界，現代中國的每一代人都是這樣。年輕人一次次身陷巨變的漩渦中，也許是戰爭的或革命的，也許是政治的或經濟的。

但川大同學有著老靈魂。他們曉得事情的道理，他們了解體制的缺點，也了解體制的好處。他們進入的，是他們的父母曾經工作過的環境——中國現代史上第一次穩定、繁榮的時間長度比大學生的記憶還要長。身為進入中年的老師，我的觀點也改變了：現在我得提醒自己，我的學生沒有感覺起來那麼老。像虹儀這樣的大二生寫起父母那一代人，寫起自己將來要承繼的社會時，是可以完全冷眼以對的： （相關報導： 何偉被刪節誤讀 歐逸文拒絕簡體版 ｜ 更多文章 ）

「我父母生在一九七○年代，我想他們現在算是中國的中下階級。他們有著堅定的愛國情操與冷漠的自私自利。他們堅定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方法不是誇讚中國政府，而是批評外國政府。他們拒用蘋果產品，不去日本旅遊，把川普斥為狂人與惡人。但他們很少熱情誇讚中國。他們見識過中國官場的腐敗與社會的不公義，對此束手無策，所以他們老是說，『事情就是這樣』……」

「我覺得我這代生長在網路世代的人，對於中國信仰與西方信仰之間的衝突感到不知所措，還有點沮喪。網路上都在宣傳自由與理性，課本裡都在宣傳愛國與共產主義。年輕人多半受前者吸引，但在考試、求職的時候，心裡要考慮的卻是後者，而且後者在中國實際上多半運作得比較好。」

疫情期間，想到黨和國家就很傷心

我在一年的最後一天，上了這個學期非虛構課的最後一堂課。我問同學一個問題：你覺得二○二○年這一年是好還是不好？

十二月上旬，學校再度對外關閉。天氣漸冷，中國也跟著經歷幾次新冠爆發，源頭多半是經過隔離的歸國公民。成都則是有一位老人家經手隔離設施附近遭到汙染的垃圾，由此拉出一條傳染鏈。第一起個案在十二月七日通報，接下來五天成都市篩檢超過二百萬居民。雖然從二月以來就沒有病例，而且成都全體只有一百四十三例，但城裡卻有一百四十一座採檢站，這個比例幾乎等於是從疫情大流行以來，每出現一起非境外有症狀感染個案，就設一處站點。十二月通報的社區傳染新病例也就十三起。

大學裡沒有人染疫。但舊體系回來了：保安監視著圍牆的破口，學生的臉又刷不開校門的閘門了。成都各地有少數針對性的封鎖，但我們社區與城裡大部分地方都維持正常。愛莉兒和娜塔莎的學校保持開放。疫情新起的這段時間，成都還開通了五條新的地鐵線。

我學生有將近七成回答是個好年。但他們還是有老靈魂——就算情況變好，他們還是難以理解體制的矛盾。非虛構課的文森寫道：

「待在家那一段時間，我注意到中國政治體制有太多問題，也開始思考怎麼樣解決問題——至少我可以為國家做些什麼。疫情期間，我讀到新聞說醫生犧牲奉獻、人們失去親人，還有其他令人難過的消息時，我有時真的對國家很失望。我很氣我們政府……當時我一想到黨跟國家就覺得很傷心。」

「但後來情況轉好，看到其他國家更糟的表現，我對中國和黨的看法也變了。雖然我知道中國還是有太多既有問題，但我也變得相信社會主義制度比較先進，尤其是情勢危急時。」

李德威也說這年是個好年。Feetmat、Troadlop和其他鞋子品牌迎來歷年來最好的耶誕假期銷售額，而且相較於二○一九年，這年的整體收益增加了百分之十五。Pemily12賣得很好，李德威深信自家企業將來會涉足寵物美容商品，賣給美國人。

「跟人用的美容用品差不多。」他在我二○二一年初來訪的時候告訴我。他給我看一張狗用假睫毛的圖片。「我們還沒開始做，」他說，「但已經看到其他人在做這種產品。也許一兩年就會有很大市場。」

浙江的旗幟製造商金崗的這一年就比較困難。歐洲大型運動賽事閉門舉行，影響了他的生意。但美國首都一月六日的暴動發生後，川普旗幟的訂單激增。金崗寄了三張目前生產中最受歡迎的新設計圖片給我看：

「川普二○二四：復仇巡迴」

「川普二○二四：奪回美國」

「川普二○二四：再度救美！」

每逢星期一，愛莉兒與娜塔莎會圍起少年先鋒隊領巾，別上金章，以「采采」與「柔柔」的身分上學。她們有時候會埋怨不能回科羅拉多玩，加上很想念家裡的貓咪穆爾西，現在是我們的租客在照顧。但那種日子感覺愈來愈遠。某天下午，兩姐妹在府河邊發現一隻小小的棄貓。她們把貓咪帶回家，取名叫尤里西斯，因為他也離家好遠。她們也按照中式做法，馬上給這隻貓一個小名叫尤尤。

這裡也真，那裡也真——這是最好的應對之道。我們在兩個家都掛起特定的家庭相片，重複的還有幾件宜家家具。在科羅拉多，我們家的黑色本田CR-V停在穀倉裡；這年秋天，我們買了另一輛黑色的本田CR-V在成都開。我們中國這輛本田是在武漢製造的，所以我們叫它是COVID車。連那座封城的生產線也過了個好年，本田表示在二○二○年，汽車銷售量比去年多了將近百分之五。開車去學校的話，我就把這輛COVID車停在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地下室裡。

＊作者何偉（Peter Hessler），牛津大學取得英國文學碩士，2000至2007年間曾擔任《紐約客》駐北京記者，同時也是《國家地理雜誌》、《華爾街日報》與《紐約時報》的長期撰稿人。2011至2016年擔任駐開羅記者，為《紐約客》撰寫中東報導。2019年舉家搬到中國四川，並於四川大學匹茲堡學院授課。本文選自作者最新作品《別江》（八旗文化） （相關報導： 何偉被刪節誤讀 歐逸文拒絕簡體版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