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新壽北士科案的啟發─台灣地上權制度亟需彈性與信任

​近日，備受矚目的輝達（NVIDIA）亞太總部進駐北士科 T17、T18 一案，隨著新光人壽宣布與台北市政府「合意解約」，終於塵埃落定。然而，這場歷時數月的拉鋸，早已超越個案本身，暴露出台灣在招商、法規與行政決策文化上的深層結構問題。這不僅是一場土地糾紛，更是一場制度壓力測試——測試我們是否擁有一套兼顧防弊與興利、彈性與信任的治理體系。

一、制度僵化下的「依法困境」

回顧整起事件，核心癥結在於契約中「建物興建完成後始得移轉」的條款。此條原意在防堵廠商「養地」炒作，卻在新壽與輝達的合作中，意外成為阻礙重大外資落地的絆腳石。

輝達作為全球 AI 核心企業，其來台設立總部並非為了購買既有商辦，而是為了取得地點自行興建、整合算力研發中心。然而，現行法規卻未預留彈性空間，導致新壽無法依法律程序轉讓地上權，北市府若核准，則面臨「圖利罪」陰影與輿論壓力。結果，企業依法行事卻陷入「法遵兩難」的泥沼。

根據媒體報導與新壽說明，雙方於 2024 年中開始洽談合作並簽署 MOU，期望活化北士科土地、促進產業升級。站在新壽的角度，他們在依法取得地上權後，自認有權對土地進行合理規劃與招商，並期待能在法規容許的範圍內，引進具高附加價值的國際企業。

然而，當新壽提出與輝達合作構想時，卻發現市府公務體系對「地上權讓與」的法律風險與輿論觀感有截然不同的解讀。這種觀點落差，使得原本應是公私部門協力的招商案，陷入程序上的僵局與互信的斷層。

這種「依法卻受困」的情況，不僅發生在北士科，也常見於 BOT、都市更新與其他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當制度過於僵化，無法辨識「投機」與「戰略性投資」的差異，反而讓企業誤以為台灣的法規不可測、行政判斷易變。

二、台灣現行法規的制度性缺口

台灣長期以來在防弊與招商之間，缺乏一套明確、可預測的法律架構。

首先，在檢察體系方面，台灣並沒有像美國那樣的《Justice Manual》或統一的「起訴準則」。檿察官是否起訴、如何起訴，主要依個案裁量與內部協調，缺乏具體的量化或質化標準。特別是在「圖利罪」「背信罪」「貪污治罪條例」等敏感領域，公務員與企業雙方都常抱持高度不確定感。

其次，在行政與招商體系方面，雖然有《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及各部會的審查要點，但多著重程序合法性，並未建立對「合法利益」與「不法利益」的明確界線，也缺乏統一的「轉讓核准審查準則」與「招商裁量基準」。因此，當承辦機關面對具體招商個案時，往往傾向保守，寧可「不作為」，以免捲入圖利風暴。

三、企業讓利不應成為制度常態

新壽最終選擇退場，讓輝達得以落腳北市，雖化解爭議，但也反映出台灣招商仍須制度化機制，而不應仰賴個案協調或企業讓步。這樣的模式雖短期止血，卻會讓外資認為：在台灣投資若遇法規障礙，只能寄望政治協調與輿論壓力，而非制度支持。這正是投資信心流失的根源。 （相關報導： 風評：企業活教材，新壽如何走到賠了夫人又折兵這步 ｜ 更多文章 ）

四、從輝達設置海外總部的啟示：政府須建立「可預期、具信任感的制度」

輝達選擇在台灣設立海外總部，是對我國科技與人才環境的肯定，但本案的曲折過程也凸顯，未來的招商政策若要永續推進，政府必須建立一套「可預期、具信任感」的制度，而不是一套「看輿論風向的行政判斷」。

應建立「重大招商契約穩定機制」，讓依法投資的企業能免於政治與輿論壓力的干擾，確保公共決策的透明、公平與可預測性。

五、借鏡國際經驗：明確標準、平衡防弊與興利

美國司法部在《Justice Manual》中明定「檢察官起訴原則」（第 9-27 章）與「對企業起訴原則」（第 9-28 章）；日本政府則在內閣府主導的 PPP／PFI 推進架構下，發布標準契約與審查方針；同時在《外匯及外國貿易法》（FEFTA）體系下，建立外資審查基準。這些都讓行政裁量更具可預測性。

台灣應參考這些作法，明訂「重大招商與地上權／BOT 案件中合法利益與不法利益的判斷準則」，建立明確的裁量邊界。如此不僅能保護守法公務員，也能讓企業安心投資。

六、從制度學習，創造三贏格局

輝達案的落幕不該只是結束一樁爭議，而應是制度改革的起點。真正的國家競爭力，不在防弊的高牆，而在讓守法者能安心行事的制度信任。

政府若能從輝達案汲取教訓，修正法制中防弊過度、興利不足的結構，未來面對國際招商將更有底氣。唯有建立可預期、具信任感的制度環境，才能真正實現三贏。

政府贏得行政信任與政策效率，企業贏得投資保障與法治信賴，人民則贏得產業升級與就業機會。輝達案的真正價值，不在讓誰退一步，而在提醒我們：唯有制度健全，信任才能長久。

＊作者為前雲林縣政府建設處長，現為台中科技大學應統系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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