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的高等教育現場，「工會」這兩個字常被誤解。有人以為它只在工廠出現，有人覺得學術圈太「高貴」而不該談勞動。事實卻恰恰相反，正因為高教體系裡的權力關係高度不對稱，教師與助理們的勞動往往被包裹在理想與奉獻的話語之下，更需要有人說出真話，為被忽視的勞動尊嚴撐腰。
高教工會的存在，就是這樣一股逆流而上的力量。它不只是一個協助解決糾紛的機構，更是一個將「教育正義」化為行動的公民平台。而支持它的群體，大致可以分為兩類：自利主義型與利他主義型。這兩類人，一個出於現實，一個出於理想；一個為了捍衛個人權益，一個為了守護公共價值。
若說高教工會是一艘航行在風浪中的船，那麼這兩股力量，就是讓它既能穩定前進、又不迷失方向的雙重引擎。當權益受損時，自利主義型的會員，多半是在遭遇不公平對待後，才意識到集體行動的重要性。可能是升等過程遭遇阻撓，可能是聘期突然被終止，也可能只是單純想要問一句：我這樣的待遇合理嗎？這些人並非天生的抗爭者，而是被現實逼成了行動者。他們在憤怒與無助之間找到工會，發現原來還有一條路——可以透過組織的力量，讓個人的聲音變得更有分量。
工會成立以來，處理過無數這樣的案例：如，倡議大學法的與時俱進、堅持私校退場的公共化、反對大學的商品化；非典僱用教師（專案或兼任）薪資和聘約保障問題；系所評鑑和教師評鑑的亂象更正；有教師因學校片面更改聘約，導致多年心血付諸流水的維權；有研究助理長期被排除在勞保之外，勞動權益懸空；也有兼任教師在制度邊緣掙扎，卻仍被要求承擔與專任教師相同的教學責任。
透過工會協調、申訴與法律途徑，許多案件得以平反。更重要的是，這些個案往往催生了制度的修正與社會的關注。從這個意義上說，「自利」其實是公共改革的起點。自利並不等於自私。那是一種自我覺醒——明白個人命運與結構性不公密不可分。當每個人都願意站出來說「不」，整個體系才有改變的可能。
理念的火種與此同時，也有另一群人，他們或許從未遇過勞資糾紛，也可能身處相對穩定的位置，但仍選擇成為會員。對他們而言，支持高教工會並非因為需要幫忙，而是因為相信這個理念應該被捍衛。他們認同工會的四大目標：一、捍衛高教從業人員的勞動權益與尊嚴；二、改善教育勞動條件，促進教育品質提升；三、監督教育政策，維護學術自由；四、建立教育公平，推動社會正義。這些會員不見得會走上街頭，卻默默繳納會費、協助宣傳、參與討論。
他們知道，也許一生都用不到工會的援手，但如果沒有人去撐起這個平台，當體制的不公蔓延開來時，受害的將是整個教育環境。這份「利他主義」並非抽象的理想，而是一種社會責任的實踐。教育若是一盞明燈，工會的存在就是讓那盞燈不被冷風吹熄的罩子。從個案到公共，高教工會的價值，不止於解決個別爭議，更在於將這些個案轉化為制度改革的契機。 （相關報導： 點教育》成績通膨、學歷貶值！高等教育品質的災難 ｜ 更多文章 ）
以兼任教師議題為例，過去兼任教師薪資低、聘期短、無保障，常被視為高教體系的灰色地帶。工會長期蒐集資料、召開公聽會、向教育部陳情，終於推動相關法規修正，讓兼任教師納入勞保體系，部分學校也開始改善待遇。這樣的成果，並非僅惠及會員，而是擴散到整個教育界。即便那些未加入工會的人，也在無形中享受到改革帶來的果實。這就是工會最值得珍視的地方，它讓個人的不幸成為公共的學習，讓一個人的挫折成為改變制度的契機。正如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所說，真正的社會連帶，是在共同的困境中被喚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