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鐘兄（理論滄桑話八大）說「九一三」在前，稱國內史家，包括極富盛名的幾位，皆如數家珍「權力鬥爭」， 而迴避尖銳實質，我應之「中國無史，史家之恥」。今次他談「八大」鑄「毛思想」、搞個人崇拜釀成惡果，乃點睛之筆，所謂「史眼」。至今，中華民族仍無機會反思這段當代史，則是一個民族的恥辱了。藉此貼一則我的「浩劫」說，採自《屠龍年代》。
在《河殤》裡，我們「上下四千年」地說黃河，說了龍神文化的凋零、「亞細亞」太陽的隕落、萬里長城的廢棄、龐大「鄭和艦隊」的無影無蹤……。我們唏噓歷史的種種遺憾，卻遠未觸及近代的恥辱、現代的恐怖——我們絲毫沒有覺察，最近五十年中國發生的人禍災難，令四千年歷史和傳統褪去晦暗、漸顯溫美，反而是這五十年暴戾史無前例，好一場「浩劫」呀！
「浩劫」通常是說人力難違之大天災，用於人類社會只有寥寥幾樁，且都在文明終結、上帝缺席的極端處。法國導演克羅德．朗茲曼製作了一部關於大屠殺的紀錄片 ，拍了十一年、走了十四個國家、九個小時的口述實錄，用一個希伯來語Shoah作片名（意即「大屠殺」），中文將此片譯成《浩劫》，指的是希特勒使用「現代工業手段」快速地「最終解決」六百萬猶太人。那麼，中國五九年大饑荒餓死三千萬到四千萬人，等於六個「大屠殺」；還有比「浩劫」更大的詞可形容嗎？
倘論「落後」，中華民族就「落後」在這裡：四〇年代歐洲發生的大屠殺，經過猶太人的不懈努力，到五〇六〇年代，已經跨越國際、種族、語言的邊界，成為「普世記憶」（universal memory），他們大概花了二十年時間；而我們中國的「五九餓魂」，直到公元兩千年後（半個世紀），才有系統調查性著作及其珍貴資料面世，還在中文的本土中國被官方查禁；又因為知識界的裝聾作啞，不但研究還談不上，國際社會也陌生。中國人付出六倍於猶太人的代價，換來的只是虛擲、枉費、白搭。
劉少奇說的「史書」（劉對毛說「你我要上「史書」的」），該怎麼寫？他的「子弟們」是決計不會去寫的。但不論怎麼寫，「廬山會議」都將是一個邏輯的起點。近年來多有論說，指熱昏的大躍進，被五九年夏天的「廬山會議」推向最後的瘋狂。據楊繼繩《墓碑》中「有關大饑荒的大事記」梳理，1959年1月的山東「館陶事件」 已發生農民逃荒、饑餓死人。但這只是端倪。一場浩劫的全面形成和鋪開，是由於「廬山會議」的災難性決策，它是導致死亡三四千萬人的直接起因，所以它確乎套得上一個李澤厚式的「如果」句式：如果五九年沒有廬山會議，中國將會有一部徹底不同的當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