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鐘兄（理論滄桑話八大）說「九一三」在前，稱國內史家，包括極富盛名的幾位，皆如數家珍「權力鬥爭」， 而迴避尖銳實質，我應之「中國無史，史家之恥」。今次他談「八大」鑄「毛思想」、搞個人崇拜釀成惡果，乃點睛之筆，所謂「史眼」。至今，中華民族仍無機會反思這段當代史，則是一個民族的恥辱了。藉此貼一則我的「浩劫」說，採自《屠龍年代》。
在《河殤》裡，我們「上下四千年」地說黃河，說了龍神文化的凋零、「亞細亞」太陽的隕落、萬里長城的廢棄、龐大「鄭和艦隊」的無影無蹤……。我們唏噓歷史的種種遺憾，卻遠未觸及近代的恥辱、現代的恐怖——我們絲毫沒有覺察，最近五十年中國發生的人禍災難，令四千年歷史和傳統褪去晦暗、漸顯溫美，反而是這五十年暴戾史無前例，好一場「浩劫」呀！
「浩劫」通常是說人力難違之大天災，用於人類社會只有寥寥幾樁，且都在文明終結、上帝缺席的極端處。法國導演克羅德．朗茲曼製作了一部關於大屠殺的紀錄片 ，拍了十一年、走了十四個國家、九個小時的口述實錄，用一個希伯來語Shoah作片名（意即「大屠殺」），中文將此片譯成《浩劫》，指的是希特勒使用「現代工業手段」快速地「最終解決」六百萬猶太人。那麼，中國五九年大饑荒餓死三千萬到四千萬人，等於六個「大屠殺」；還有比「浩劫」更大的詞可形容嗎？
倘論「落後」，中華民族就「落後」在這裡：四〇年代歐洲發生的大屠殺，經過猶太人的不懈努力，到五〇六〇年代，已經跨越國際、種族、語言的邊界，成為「普世記憶」（universal memory），他們大概花了二十年時間；而我們中國的「五九餓魂」，直到公元兩千年後（半個世紀），才有系統調查性著作及其珍貴資料面世，還在中文的本土中國被官方查禁；又因為知識界的裝聾作啞，不但研究還談不上，國際社會也陌生。中國人付出六倍於猶太人的代價，換來的只是虛擲、枉費、白搭。
劉少奇說的「史書」（劉對毛說「你我要上「史書」的」），該怎麼寫？他的「子弟們」是決計不會去寫的。但不論怎麼寫，「廬山會議」都將是一個邏輯的起點。近年來多有論說，指熱昏的大躍進，被五九年夏天的「廬山會議」推向最後的瘋狂。據楊繼繩《墓碑》中「有關大饑荒的大事記」梳理，1959年1月的山東「館陶事件」 已發生農民逃荒、饑餓死人。但這只是端倪。一場浩劫的全面形成和鋪開，是由於「廬山會議」的災難性決策，它是導致死亡三四千萬人的直接起因，所以它確乎套得上一個李澤厚式的「如果」句式：如果五九年沒有廬山會議，中國將會有一部徹底不同的當代史。
「廬山」這個起點，或者也可視為佛教上說的「業」（karma），操控了後來的歷史。今人亦多論及，「廬山會議」孕育了「文革」。三年後召開的七千人大會 ，高層因「大躍進」失敗、大饑荒和毛的責任問題而生分歧，毛澤東卻不動聲色下決心，要奪回領導權。他不惜摒棄「常規化」，發動「暴民運動」式的內戰，摧毀他自己締造的制度，將國家推向崩潰。
到此，從邏輯的起點，只走了一半。鄧小平對「文革」痛定思痛，也要彌補毛澤東造成的「合法性」缺失，才啟動八〇年代「改革」。然而僅僅十年，黨內再次分裂，迸發社會震盪和學潮，鄧小平竟調動野戰軍進首都，以坦克、機槍鎮壓赤手空拳的平民和學生。他的這個決策，事先經所謂「八老」的批准——他們都有「文革後遺症」，曾被毛澤東剝奪權力的恐懼釀成殺心。這是一條從「廬山會議」，經過「文革」而一再發作的因果鏈，亦即「孽業」。
鄧小平很清楚鎮壓的後果，即這個黨再也沒有「合法性」。連毛澤東都說過「鎮壓學生沒有好下場」，他未能補救於毛，竟幹得比毛還「無可挽救」。他剩下的只有一條補救之道：把經濟搞上去，讓老百姓忘掉「六四」。於是那條因果鏈又開始一次新的循環：共產黨要搭上子孫萬代的生存資源，來搞「掠奪型」經濟發展。結果，不出二十年，江河斷流、湖泊枯竭、草原沙化、森林消失、空氣污染、霧霾籠罩、全國三分之二城市被垃圾包圍、有毒食品失控……，連毛派都驚呼「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廬山「操娘」 →天下大饑→全面内戰→洞開國門→京師屠殺→世界大工廠。
好一部當代中國簡史。
＊作者為中國八十年代報導文學代表人物之一，八九民運之後流亡美國迄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