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25年來，北京是這樣進入夏天的。
初夏蔚藍襯著滿城月季，小區佈告欄又貼出「向人民英雄OOO學習」的新宣傳；不知什麼時候開始，你發現網路卡卡的不太對勁；然後有一天，慣常看的網站忽然都連不上了。接著是六月一日兒童節，《新聞聯播》的頭條是國家領導人到小學去，為孩子們繫上紅領巾，勉勵他們長大做個愛國好青年。
而在《新聞聯播》之外的真實世界裡，有些兒童在長成青年、想用自己的方式愛國時，從世界上消失了。不只消失，連關於他們的記憶也被試圖抹去。
25年來抹啊抹的、磨啊磨的，記憶沒有淡去，反而被擦得更亮了。
我還記得1999年的這一天晚上，丁子霖和王丹的影像出現在香港維園的大螢幕上，燭光搖曳更勝前兩年，然而那天晚上，連香港的國際電話都撥不通了。
我還記得十年前的此時，我坐在中國外交部的新聞發佈廳裡，聽著外國記者質疑中國政府對六四的態度。衣冠楚楚的發言人劉建超倨傲冰冷地一字一句唸著：「關於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風波，中方已有明確的結論」，穩定局勢、經濟建設、人民生活……再光怪陸離的說詞都用上了，「天安門事件」、「八九民運」這幾個詞卻是怎麼樣也說不出口。
我還記得幫台灣記者開車的駕駛師傅，每當車過人民英雄紀念碑時會淡淡地提起，當年在城牆上一個個的彈孔、手推車上衣衫和血肉糊在一起的年輕人，還有大家心裡至今得不到答案的「他們怎麼能夠下得了手」。
我還記得陳水扁連任之後的某個夏日午後，和我年紀相仿的北京朋友，彷彿忘了自己的工作以「安全」為名，坐在特意選的嘈雜咖啡廳裡歎息：「要是哪一天有人豁開來把當年的事都說了，這國家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還記得趙紫陽過世那天上午，我在他度過餘生的富強胡同外攔了部車，師傅看穿我眉間還留著緊張神色，知道了我剛去過什麼地方，沒頭沒腦地冒出一句：「那時候報上說廣場沒死人，我們就相信沒死人。不過那陣子老是聽說街坊年輕人騎自行車出門，沒頭沒腦地在腿上、背上挨一槍，就再沒回來。」
我還記得台北市長馬英九說過中國要民主、六四要翻案，儘管後來的馬英九總統再也沒踏進任何一場六四紀念活動，因為他說過「即使被討厭，因而不能去大陸，也不應該就此鬆口、讓步，對六四、對民主持續關懷，絕不手軟」，所以我相信他也記得，那群年輕人要的不是平反，而是民主的答案。
我還記得1989年的六月，日常的晚餐因為晚間新聞而異常。電視上有火光、有槍聲，還有血肉模糊的軀體；坦克前站著一個人，時代就凝結在那個點上。父親歎了口氣，媽媽收拾餐桌，彷彿想揮去什麼陰影似地催促我們關掉電視去做功課，一向乖順的弟弟意外頂了一句：「別管那些了，他們在殺人啊！」
對，他們在殺人。所有人都看到了，所有人都記得。
在他們為雙手的血腥向那些年輕人懺悔、在他們還給那一代人和未來每一代人該有的民主答案之前，「他們殺人」，對於這個政權，我們都這樣記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