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六四被抓第一人——高瑜

2019-05-3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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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六四被抓第一人——高瑜

專訪:六四被抓第一人——高瑜

八九學運遭到北京當局鎮壓後,大量運動參與者或同情運動人士遭到逮捕審查。而在六四清場之前,知名記者高瑜便已經失去自由,由此也成為那場運動中首名被捕者。三十年過後,她向本台記者回憶那一段歷史。

德國之聲:您一直被視為是八九學運期間遭到逮捕的第一人。是否能為我們描述一下當時究竟发生了什麼?

高瑜:我是6月3日早晨9點出門,准備上班。因為北京公交全部停駛。當時市政正在整理馬路中間的洋灰墩子,我以為北京的交通就要恢復 了。結果,在社區邊上一輛黑車下來兩個人,問"是高瑜嗎?"我說"是",他們說"跟我們走一趟",我說 "干嘛?干嘛?"我就被綁架了。我恢復自由是第二年的8月28日晚上8點半左右,他們把我送回家了。

德國之聲:

當時他們把您綁到哪裡去了?

高瑜:綁到平谷縣一個安全局的學校。

德國之聲:當時有沒有說什麼原因?

高瑜:沒有。直到晚上很晚了,十點以後,當時他們的審查組成員來找我談話,說要配合他們進行調查。

德國之聲:

您在被捕之前有沒有預感這樣的事情可能发生?

高瑜:沒有。我當天還以為清掃馬路是為了公交通車,誰知道是為了坦克在騰地方。

德國之聲:

您是何時知道发生了武力鎮壓?

高瑜:很快我就知道了。6月3日我早上被抓,晚上就開始鎮壓了。他們每天讓我看新聞聯播,看"市民殺害解放軍"的鏡頭,我才知道北京市已經鬧成那個樣子了。

德國之聲:

您當時心情怎樣?

高瑜:我當時就想怎麼會鬧成這個樣子?但是我不太相信,因為他們反復播"十個衛士"(中國政府六四之後表彰的十名死亡的戒嚴部隊軍人)。我就想解放軍都死了十個人,老百姓得死多少?一直是我心中的疑問。後來因為我關押時間非常長。兩個月後,我從平谷縣轉到蒲黃榆旁邊的一個居民樓裡,那是安全局的點,是一個單元房,有冰箱電視,我還可以單獨住一個房間。在那裡每天可以隨便看電視。當時最熱門的是世界杯,其它沒什麼消息。看不到6月4日鎮壓的情況。但是我還是從看守我的人那裡知道了,他們說那天晚上開槍。看守我的很多是安全局成員,是軍人子弟。他們說,那天晚上許多老軍人聽到槍聲。我就知道北京進行了武裝鎮壓,而且規模很大。後來我回家的時候,鄰居幾乎是夾道歡迎。我住的地方有幾棟樓鄰居是國務院系統,各個部委的。還有人稱我"英雄",我還奇怪,被抓了一年,怎麼就成為英雄了。我的鄰居都來跟我講一年前鎮壓的情況。甚至連街道的房修公司服務點的物業工人、供銷社的售貨員都來看我,都跟我說那天的情況。

德國之聲:

三十年前,你在獲釋的時候受到鄰裡歡迎,三十年後,目前北京的政治社會氣氛又是如何?

高瑜:雖然沒有開槍了,但政治情況一樣壓抑。當時因為機槍坦克的鎮壓,聽說1990年過年老百姓放鞭炮的都沒有。現在只有我們自己的朋友圈,我們平常接觸的人,見面才會談政治狀況,貿易戰等。老百姓幾乎不言政治。

德國之聲:

是對政治不感興趣?

高瑜:一個是30年的封鎖,很多年輕人連89鎮壓都不知道。我對面就住著一對夫妻,他們兩人都是六四的受傷者,在長安街看的時候,一陣子彈過來,兩人都腿部中彈。現在老兩口忙著替女兒遛狗,見面打個招呼,也沒有找鄰居談30年前的事情,都沒有。

德國之聲:

三十年過去了,您個人如何看待當年的那場運動?

高瑜:我認為這是繼五四和四五運動之後,中國現代发生的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民主運動。繼承的是獨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我認為還是以大學生為先導,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愛國運動。當然遭到殘酷鎮壓,和五四,四五不一樣,五四運動其實學生是贏了,四五運動雖然遭到棒壓,但最後被平反了,當時也是中國思想解放的一個先聲。而六四是鄧小平親自主導鎮壓的。到現在為止,三十年了,今年竟然在改革開放四十年大事記裡,重新把"426社論"的定性"動亂",還有後來鎮壓之後的定性"暴亂",重新拿來給運動定性,我認為是倒退。鄧小平在世的時候已經逐漸把定性軟化,最後變成"一場政治風波"。今年重新提出來,也說明政治倒退。另外說明國內局勢,經濟政治的狀況使當權者一定要政治緊縮,對三十年紀念日這個日子要高壓。

德國之聲:您之前提到,因為多年以來的

信息封鎖,中國年輕人對"六四"的情況了解相當少。官方緘口不言,但民間尤其是海外不斷有相關著述。但是,有些歷史片段不乏爭議。我從您的推特看到,似乎您對一些有關自己六四經歷的描述非常不滿。

高瑜:我六四一直作為觀察者,准備自己寫一個全景式報道,從胡耀邦去世之後。我发表了兩篇文章,一篇在香港鏡報,收錄在《我的六四》的附錄裡。5月份发了一個胡耀邦去世的前前後後,以及對他的評價。還有一個是六四全景報道。6月6日出版的,當時我已經失去自由,出來以後才看到。有一本書是《八九民運史》,作者陳小雅在書中單獨提到我。我看《亞洲周刊》的相關報道,才知道她寫了我,但全書我到現在還沒看到。但就我得到的消息,完全是用不實之詞對我進行誣陷。一個是我被抓之後《北京日報》對我的攻擊,當時全國報紙都轉載,說我是"鮑彤所控制的體改所成員、經濟學周報編輯",說我4月16日指使王丹佔領天安門廣場。這是血口噴人。王丹推特表示4月16日根本沒見過我。還有是根據李鵬的《六四日記》。裡面有一段話,"高瑜是一個神通廣大的記者"。

其實,我六四前後直接就參與了兩件事情。5月4日,參加北京市新聞界游行,聲援世界經濟導報,我就參加了那麼一次游行。

另外是5月21日,胡績偉先生(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時任人大常委)當時非常著急,讓我勸學生退出廣場。我花了六個小時才找到王丹,他找來在場的六個高自聯學生領袖,他們同意按照胡績偉的意見,寫一個退出廣場的聲明。這是我運動開始後第一次見到王丹。王丹委托我寫了一份"告全國人民書",主要內容就一句話:軍隊不進城,學生立即退出廣場。

胡績偉後來給我打電話,說還要再搞一份給人大常委。我起草了"致人大常委會的一封信"後,找到學生領袖王朝華。他派了幾個人,跟我一起到人民大會堂南門,找到人大常委會工作人員,把這封信交付了。信 中主要提出,希望人大常委直接和學生對話,我們不和李鵬對話了,就這樣一個請求。我(在六四期間)就干了這兩件事。

(以上文字整理自采訪錄音,內容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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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石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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