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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前，因為台北政府逐漸鬆綁對中國的禁令，以及北京展開市場化的「改革開放」，已經有不少台商前往中國投資，這一篇《新新聞》的報導，採訪當時在中國大陸有投資的台商，請他們各自陳述六四時他們在中國經歷到的情況，以及在當時外資大撤退的情況下，他們的投資策略將會做出怎樣的改變。

1989年中國學運在「五四」過後、北京發生六四大屠殺的半個月前，學運曾經降溫過一陣子。當時擔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趙紫陽，以較為溫和的姿態向學生喊話，說服了不少學生回學校「復課」。

2022年11月30日，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辭世，這位上海幫的大頭目，當年是如何因為六四事件爆發而「走向中央」？

1989年6月4日，全副武裝的中國解放軍部隊進到了北京城，坦克和槍砲子彈的目標不是中共指控已久的萬惡美帝，而是為了讓中國更好、走出家門高聲抗議的民眾與學生。

1989年4月15日，曾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和總書記的胡耀邦去世。沒想到，人們對他的悼念與對中共的抗議運動，卻引發改變中國歷史的六四事件。

越是充滿絕望氣息的社會，就越會爆發目標模糊而情緒充沛的群眾狂飆。狂飆是不祥的象徵，天安門廣場前的百萬人群，正預示著中國大陸還有好長的路要走！──摘自一九八九年五月一一六期社論〈哀中國〉

台灣的民主發展因李登輝擔任總統時，推動國會全面改選與總統直選而翻了好幾番。歷史是必然或偶然？學運時與李登輝交手過的范雲思忖：「現在回頭來看，他透過學生運動借力使力，鞏固個人權力，也加速台灣的民主化與本土化。」

六四天安門事件三十周年，當年中共定性為「動亂」，但之後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一語帶過。「八九六四」至今在中國仍是個無法公開討論的禁忌。

王丹擔憂地指出，去年九合一大選綁公投，韓國瑜當選跟反同婚之間存在關聯的就是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台灣老百姓還需不斷啟蒙，提升全民素質，對外也能抵禦中國壓力。

近日中國微信公眾號上流傳一篇《非京籍孩子上學到底有多難？》，深刻描述北京外來人口的孩子要上小學，即使齊備各種文件，仍會遭遇公部門各種刁難，背後凸顯中國普遍存在的戶籍制度問題，引起廣大迴響。

一九八九年北京之春，首波悼念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北京學生聚集天安門廣場，星火燎原，情勢一發不可遏止。最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下令，六月四日出動軍隊鎮壓，終結這場「反革命動亂」。

五月二十四日這天的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顯得不同以往，廣場上主殿前擺著解放軍坦克的巨型充氣模型，砲管前方還擋著一位穿白襯衫、西裝褲的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