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到聯經書房，參加傅思台博士《記憶的世代---台灣三代外省人的通婚與認同》的新書發表會。前退輔會副主委兼榮民榮眷基金會董事長、民進黨籍的李文忠先生，受邀發言。
我聽聞，李先生風塵僕僕、致力藍綠對話、和解多時，也贏得不少藍營人士的稱許。前晚，是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李先生，並聆聽他的講話。只不過，聽君一席話，大不以為然，爰就當晚李先生的談話，略表不同意見書如下。
李先生將台灣現代史分為兩蔣統治期與民主發展時期，並以1949和1990為斷代。前期是藍色敘事，基本上是中國認同、著重反共、安定及經濟發展。後期為綠色敘事，基本上是台灣認同，著重本土，民主及經濟升級。至此，李先生的歷史敘事，大抵無誤。
接著，話鋒一轉，他說，「可以這麼說，從威權向民主，從大中國走向本土，記憶與認同的轉變促成政權的轉移，政黨輪替也必然伴隨官方敘事的改變，形成典範的轉移，也就是綠色典範相當程度取代藍色典範，衝突於焉發生。這種衝突不是省籍衝突，是政黨傾向與國族認同的衝突。」
李先生的說法，濫用了典範一詞，把血淋淋的政治鬥爭，「昇華」到典範的階段，然後，理直氣壯地說是因為藍色典範被取代了，所以衝突產生了！而這衝突不是省籍衝突，而是政黨傾向和國族認同的衝突！
李先生所謂的綠色典範，不承認台灣歷史文化承襲自中華歷史文明，甚至認賊為父，自認是侵略中國、殖民台灣的日本後裔。試問，這是甚麼樣的典範？照李先生的說法，當年，信奉馬列主義的中共、掀起文化大革命的腥風血雨，豈不是典範中的典範了？或者，民進黨心目中的典範，本就是文革式的清算鬥爭？
關於記憶和認同問題。李先生犯了「倒因為果」的誤謬。不是記憶與認同的轉變，促成政權的轉移，而是政權轉移，迫使記憶和認同轉變。更精確地說，正因為「最終權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才有記憶和認同的轉變。自古以來，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從來是由上而下的，從未聞政治社會化起於草根、達於廟堂者。
今天，我們特別需要警惕的還在於，傳媒、網路和虛擬科技越是發達，政治社會化，越是可以透過各種新興科技，外加威脅利誘的古老途徑，壓縮記憶和認同轉變的時間。甚至，讓前朝的記憶與認同，徹底消失。
至於說，綠色和藍色記憶與認同的衝突，不是省籍衝突，更是妄論。陳水扁競選台北市長和總統時，「中國豬滾回去」的叫囂，此起彼落，綠營自媒體人當眾譏諷孤苦無依的老榮民「中國豬」，當今政府對陸配返鄉，疑神疑鬼，凡此種種，怎能說這不是省籍衝突呢？
李先生畢業於台大政治系，理應明白，民主政治不應該是全贏全輸的零和遊戲。民主政治，在政治領域之外，還會保留許多的另一扇門窗，讓人發展、予人自我實現的機會。然而，民進黨執政以來，贏者全拿，到如今，少數者居然可以厚顏無恥地攫取全部資源，還不忘對選舉對手，趕盡殺絕。如此政治，如此政權，比諸中外歷史上的專制王朝，有過之而無不及，哪裡是民主呢？ （相關報導： 外省二代的反思─自以為熟悉的世界不是那麼一回事：《記憶的世代》選摘（2） ｜ 更多文章 ）
坦白說，當前台灣問題的癥結，不在於記憶與認同，不在於政黨傾向，也不在於中共威脅，而在於能力差的人統治著能力強的人，無知的人統治著有識之士，貪瀆無恥的人統治著清廉知恥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