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基年專文：人際網絡區隔，外省籍族群只能選擇軍公教

外省籍族群的軍公教背景

倘若隨意詢問幾位四、五年級生，以了解他們對於曾經就讀的小學、國中的回憶，總會在各自的腦海中蹦出不一而足的相似經驗，尤其集中於對外省籍族群的早期印象與第一類接觸。校園中總有一個嗓門特大、操著一口外省鄉音的工友伯伯，他的工作就是負責校園景觀的維護；校長、老師辦公室的整潔、安全巡邏、門房守衛，以及一大堆隨時交辦的雜事。學生剛開始都因怕他而盡量避而遠之，直到混熟了，他也會讓你看到和藹可親的一面，可算是外省第一代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另外，學校裡的老師也大多是外省人，來自大陸各個省分，性格差異大、南腔北調。除非是國文老師，否則學生要在短時間聽懂老師說的話，就得各憑本事。當然，在老師背後模仿、揶揄他們教課時的口白，也是學生的課餘樂趣(什麼!校醫也是外省老伯)。

隨國民黨政府來台的「老兵」已是各路外省人集合的代名詞，印象中即使是穿著筆挺軍裝的年輕軍校生，也都是追隨乃父之風的軍人子弟。警察伯伯也以外省人居多，垃圾車清潔隊員、水肥車的工作人員、公車司機也多見外省老兵面孔。到公家機關辦事，辦公桌上每人一杯蓋杯茶，又是外省伯伯、阿姨。長久以來，台灣大眾對於外省族群一直存在的印象，就是外省人大多從事軍公教行業；相關研究也證實了相似的結果：從 1949 年到1961 年，省府公務人員當中，外省人的比例大約占了三分之一強，也超過當時外省人占全台人口的百分比(約占 12%)。

而在軍公教體系中，外省人集中於軍隊等軍事體系的趨勢，更是高於政府公務員與學校教育體系；相較之下，本省人任職於軍隊等軍事體系的情形相當罕見。話說外省第二代呢？本篇文章用數字說話，把範圍限定在 1949 年至 1963 年在台灣出生的第二代，即所謂「外省第二代」，發現他們在軍公教行業的比例也大大超過同年齡層的本省人。直到 1961 年以後的出生人口，在軍公教行業中的比例才沒有省籍上的差別。

綜言之，外省族群與軍公教體系的高度連結，從外省第一代一直延續到第二代，第二代任職於軍公教行業的比例，也遠高於相同年齡層的本省人。此種存在於軍公教體系中特有的省籍差異，隨著時局演變逐漸消弭，在 1961 年後出生的人口，任職軍公教體系的省籍差異已不復見，表示公平性已提高。

好男不當兵？

外省第一代如何與軍隊結下不解之緣？回顧那段動蕩不安的大時代，由從軍意願，可以了解「被迫從軍」與「志願從軍」的差異。 （相關報導： 風評：陳宗彥八次性招待彈劾不了─連蒼蠅都打不得的監察院 ｜ 更多文章 ）

被迫從軍

被迫從軍的類型大致有抽壯丁與拉伕兩種，兩者的性質和內在邏輯皆不相同。抽壯丁早在抗日戰爭初期就在民間進行，並且是全國性的，目的是配合當時地方行政制度—保甲制度的實施。當時的抽丁原則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也就是以家為單位，按人數比例抽男丁。舉例來說，若一個家庭有三個兄弟，其中就得有一個去從軍；若有五個兄弟就得有兩個從軍。不過也時有違反抽丁原則的案例，那種抓人當兵的行徑就像在抓土匪，有時甚至五花大綁強迫從軍。有些農家或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比較低的子弟，因無力反抗或無錢行賄，最先淪為犧牲品，被迫納入軍隊。

拉伕也是強迫從軍的一種。拉伕一開始不是要人上戰場打仗，而是作為物資運輸的人力，因此住在運輸路線上的人家比較容易被抓，之後也可能會被放回。不過在國共內戰末期，由於軍力極度耗損，部隊的人力需求相當大，也顧不得年齡大小，只要是男性就會成為拉伕的兵員之一。

志願從軍

相較於被迫從軍的無奈，志願從軍者可依照個人意願選擇從軍途徑，主要可區分為投考軍校與志願從軍。前者是進入陸海空等各軍種的軍事院校就讀，接受正規的軍事訓練，成為職業軍人；後者則是志願參加青年軍、教導團等隸屬軍事體系的團體。雖然是依個人意願進入軍隊，但通常也經歷了一段曲折的過程。在學校求學的學生、從事教育工作的老師，或本想前往海外發展的商人等，由於戰事突發而無法繼續完成原先的生涯規劃，在無可奈何之下，有些肯冒險、肯吃苦的年輕人就選擇從軍作為替代的出路；也有部份學生是透過一些「仲介團體」進入軍隊，例如「三民主義青年團」就在戰地收容流亡學生，編制老師負責教授學生課業，以銜接未來的軍校教育，最後鼓勵學生投考軍校。

不是歸人，只是過客？

國民黨政府為鞏固自身威權政體，維護正當性，利用來台的外省軍民與大陸間的血緣紐帶，塑造出「反攻大陸消滅共黨」的政治神話，其意識形態效果之深，直到神話象徵消失後，才漸漸消退。眾多外省第一代退役軍人信仰這種政治神話，使他們在台灣開始定居發展的時間延緩，如此耽擱使他們在往後的資源累積上越來越困難。剛來到台灣的一般外省第一代軍人，手上沒什麼錢；就算有些家當，在當時老蔣總統提倡「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號召下，總認為馬上就會反攻大陸，哪還需要買房子、土地？直到老蔣總統去世，他們的想法才有了改變，然而那時已是 1975 年。大多數的外省第一代透過被迫從軍與志願從軍，在 1949 年隨國民政府移師台灣，並在來台初期仍留在軍事體系中服軍職，到 1980 年以後才陸續退役。在長達 30 多年的部隊生涯中，個人到底該如何在軍中謀求發展？

被抽壯丁或拉伕而進入軍中的人，大多來自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農村家庭，大抵沒受過幾年教育，知識水準的低下阻礙他們在軍中的發展。聽過「行伍軍官」吧？就是沒有軍校學歷，只能在行伍中緩慢晉升的軍人，主要差異在於個人教育水平的高低。相較之下，志願從軍的人大多具備中學以上學歷，投考軍校的機率很高，待軍校教育告一段落，便分發到各軍事單位成為軍官。擁有軍官職位便掌握了軍中的重要資源，更有利於在軍中升職。家庭背景好壞不僅影響個人被納入部隊的方式，更間接透過教育水平而影響個人後來在部隊中的升遷。 （相關報導： 風評：陳宗彥八次性招待彈劾不了─連蒼蠅都打不得的監察院 ｜ 更多文章 ）

退伍以後做什麼？

外省第一代移民中，有過半比例原本就是公教人員，但是從軍隊轉任的也很多。這個年齡層中，在公教行業中外省人與本省人的差距，不只是因為外省移民來台前原來的職業背景，還有後來外省軍人轉任公教行業的關係。根據現行「退除役給與」的規定，退除役官兵轉業到政府機關或公營企業後不能領兩份薪水；但若退除役官兵有辦法在私立機構或私人單位找到工作，就可以支領兩份薪水。在這種情形下，選擇轉任公教行業變成一個有趣的議題。任職公教行業必須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或通過師範教育，退除役官兵是透過哪些管道取得這些任用資格？其中的過程和機制又是什麼？

當這批外省軍人在台灣退役，展開下半輩子的生涯時，立刻面臨「退休金的兩難」。究竟要進入公家機關或私人機構上班，是攸關他們下半輩子經濟生活的重大抉擇，因為是否核發退休金和國軍退伍給與的規定有關。在台合法退役並合乎一定年資規定的國軍官兵，在退伍後可領一定的退伍金或終身俸，如果退役後選擇在政府機關或公營企業工作，只可以支領一份待遇，退伍給與會延緩發放，等到他們離職脫離就業，才能支領退伍金或退休俸；但如果退伍後選擇任職於私人機構就沒有這個限制。

如此一來，當時的退役軍人按常理應該大多往私人機構找工作，其實不然，原因除了進入私人機構不容易，也是為了避免風險。由於退除役軍人的轉業競爭力較弱，再加上在台灣沒有家族親屬，也沒有土地或不動產，在風險發生時沒有緩衝和依靠，所以退役軍人大多較有危機意識。要他們在賺比較多和相對安穩保障之間擇一，掙扎許久後往往是：如果有私人關係(人脈)而進入私人機構，危機感會低一點，這代表一種形式的保障，所以是第一優先的選擇；退而求其次，如果在公家機關擁有私人關係，就能利用非正式的管道在裡面找個差事，只是這些差事往往屬於臨時性，又是一些別人不做的剩餘工作。這兩項選擇都不用擔心拿不到軍人的退伍金或退休俸；但如果找工作沒有任何私人關係可以利用，那不管做什麼都只能靠自己的終身俸過日子。

退役後找工作難

退役軍人在私人機構找工作很難，因為他們平常跟社會的接觸面很小，欠缺相關資訊，又沒有人際網絡，不會說台語更是一大溝通障礙。在報紙上刊登不需要經驗又歡迎退伍軍人的十之八九都是拉保險。如果外省第一代退役軍人的外省網絡資源無法為其介紹工作，他們就只能把退輔會的轉業管道當成最後的依靠。藉由這些管道，使眾多的外省籍退役軍人進入公教行業。

外省第一代大多隻身來台，他們少不更事就被迫離鄉背井，遠離父母與原生家族，因此人際關係網絡的組成多以軍隊同事為主，包括軍中長官、袍澤等；不同背景、異質的人際資源則相當稀少。換句話說，他們在台灣可以發展的人際網絡，或多或少和軍隊相關組織(如眷村)有關，比較少與其他行業打交道。更因為較早來台的軍隊與當時本省人之間的衝突，加上語言隔閡，後到的外省軍人想打進本省人的圈子談何容易？「同鄉」是外省第一代退役軍人很重要的網絡資源，眷村本身也是外省居民的社會資源集中地之一；另外還有社團的網絡，如救國團所支持的青年寫作協會。但不論如何，他們的就業網絡始終跨不出外省人的圈子，而且都是在外省味道濃厚的社會組織—「黨政軍教」中打轉，基本上跟本省人的圈子兜不在一塊兒。對外省第一代來說，他們從軍中退下來轉向公教行業的主因是族群網絡的區隔，也就是他們所熟悉的人際關係有所侷限的意思。外省第一代的人際關係網絡，一開始就是藉由當初從軍和移民來台的過程而形成，這個網絡的範圍決定了他們退役後的走向。由於本省和外省網絡之間的區隔，退輔會提供的正式就業管道就成為他們的最佳選擇。 （相關報導： 風評：陳宗彥八次性招待彈劾不了─連蒼蠅都打不得的監察院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本文（鍾基年原著，潘美智改寫）選自《躋身台灣上下流─外省人的營生圖》（張茂桂總編，允晨出版），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