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今天中國網路上井噴的歷史小說、古裝短劇、AI影片、漢服、古風音樂、以及各種基於所謂「人民史觀」的歷史討論放在一起看，你就可以看到：他們正在圍繞「誰有資格稱為中國」「誰是『我們』」「權力應該負起什麼責任」這些經典問題，重新建立一套「人民反特權、國家反官僚、歷史反門閥」的正當性敘事。
有人將此稱為「華夏文藝復興」；有人說這是「典範重構」（我說的）；也有人說得更聳動、但也更有意思一點：這就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比第一次溫和而精巧。
談到這裡，就得先介紹：他們所理解的「文化大革命」是什麼？
一、他們願意理解的「文革」：切斷門戶私計
牆內互聯網有一種越來越流行的文革敘事：文化大革命的核心目的，是試圖制止、切斷門閥貴族和官僚主義既得利益集團的再次形成。
他們會引用毛澤東所說的「我是要準備跌得粉身碎骨的」，也會反覆講起毛晚年聽人吟誦「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而失聲痛哭的故事，說詩人性格的他是押上自己全部的政治資本，去作了這史無前例的奮力一搏，最後還是失敗了，但也的確延緩了「紅二代」盤根錯結的趨勢。
至於文革造成的巨大混亂與冤情，他們也不否認。但在這套敘事裡，那些往往被放在次要位置：要麼被解釋為運動本身的失控，要麼歸咎於「內鬼」故意把事情擴大化、教條化，最終把一件原本有其政治合理性的事情搞壞。
最重要的命題是：人民能不能直接成為制衡官僚權力的力量？
這種說法究竟有多少符合史實，自可另作考辨；你想質疑或直接批判它對文革受害者的選擇性忽略，也可以，但說太猛在牆內就會被刪，力度不夠或者陰陽怪氣，人家也可以不理你，或乾脆歡迎，因為你這樣要直接「拆屋」的姿態，就會讓只是「開窗」的他們顯得相對可以接受。重要的是：這等劍指「門戶私計」的文革新解，已經成為一種被反覆生產、傳播、消費和鞏固的民間政治敘事。
二、比「人民史觀」更精確的說法：「警惕中層史觀」
這些作品裡反覆出現的角色和劇情，可以說是古代「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升級版。
皇帝不一定是壞人。甚至很多時候，在正史上被貶為昏君、暴君的皇帝，其實也是想為百姓做事的，只是被那越來越龐大僵固的中間層隔斷了：
官僚、權臣、世家、豪族、士大夫、朋黨、地方勢力、利益集團……綜言之：一切位於最高政治權力與普通人民之間，並且掌握資源、資訊、解釋權和執行權的組織性力量。。
他們在體制內盤根錯結，把持資源，又掌握釋經權、話語權，就總要一步步地欺上瞞下、化公為私；皇帝若真信了他們，便要像漢元帝般壞了漢家法度，以至如明末崇禎年間「眾正盈朝」，但天下就越來越糜爛。
這個結構，混合了古代「君子／小人」的道德二分法，和近代「人民／階級敵人」的革命二分法，形成了一個新的二分：廣大人民／既得利益集團。
三、所以「與士大夫治天下」，還是「與百姓治天下」？
套用宋代的一個經典問題：君王是與士大夫治天下，還是與百姓治天下？
文彥博的「爆典」（暴言成為經典）答案：「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而今天的政治文化，至少在它的自我敘事上，則必須反覆連按另一個答案：與百姓治天下。
這並不是督促中國把制度往更「民主化」的方向改，或者要追求什麼直接民主，而是說，人民必須成為政治正當性的終極來源。你如果要講「民主化」，人家可以把世界上每一個民主國家都舉出一堆例子，說權力如何被資本侵蝕、制度如何被政客玩壞，聲稱代表人民的又如何成為僭奪國家機器的「中層」，然後就像現在這樣，民不聊生，還能繼續自詡程序正義。
這就封死了對任何一種理想化的「法治」的寄望，因為他們認定總有夠多人會想扭曲法律來自利，且中學教科書也開宗明義就袪魅說「法律是統治階級體現其意志的工具」。
於是中國傳統裡的「民本」就重新變得重要，成了更根本的政治正當性語言。無論你是神、兔、左、皇，還是一般的日子人，都可以安於這個共識：
這就是一個非常微妙的，民間自發生成的默契。它並不導向「法治」之類簡單的答案，不如說，它傾向不信任任何一種解決方案，即使有複合了人治、法治以及各種東西的系統在一段時間內運作良好，也還須走著瞧。這也與反腐、反特權、中央集權和民族復興的敘事，形成了高度的結構性同向。
所以它不必是什麼中宣部之流所策劃的──民間就經常吐槽這些宣傳部門，說有一堆內鬼。
穩妥一點的說法，應該是：民間持續在「與百姓治天下」這個政治正確上，把話語權鞏固在底層民眾這一邊。
四、「不平則鳴」是臨界線
這之中還有一條關鍵的界線：人民可以記帳，但「記帳」不等於「推塔」。
某些人受到不公，可以記下來；民眾成為發展的代價，應該記下來；利益集團把制度往更偏頗的方向推，更該記下來。按照成語「不平則鳴」，沒人能真心說你就應該被捂嘴，就應該吞下去，否則他就要犯眾怒。──當然，捂嘴還是會捂嘴的，因為怕帳本傳得多了，就總有人會想往前再走一步。
的確，如果想從「記帳」再往前走一步，分歧就要來了：如何算帳？這次怎麼辦？之後怎麼改？要不要一路算到最高權力，改到整個國本？
所以「不平則鳴」是一個最微妙的「最大公約數」。它可以同時容納神兔左皇、儒道墨法。它允許人民擁有道德上的審判權，而並不要求提出完整的制度方案。
這也可以給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引申出一種更完備的解釋：人民未必要替執政者設計一套完整制度，但可以並且應該把自己所感受到的不平如實說出來。至於如何處理，是掌權者的責任。──畢竟普通人應該不會自大到以為拍拍腦袋想個方案，就能比過那麼多有實務經驗的幹部，何況你沒有權力也沒有名聲，提什麼方案都落不了地也經不起挑剔，不如就退守在「不平則鳴」。謀其政是執政黨的事，反正他們要專政，那就讓他們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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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負責提供真實信號與道德壓力，權力負責承擔治理責任。有做到加分，沒做到扣分，人人心中自有一本帳。
五、這就回到了所謂「華夏文藝復興」
所以，「華夏文藝復興」、「典範重構」、「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這些描述，就可以說是這同一件事情的三個層面。
「華夏文藝復興」是文化內容層：漢服、民樂、古典建築、文學、歷史、神話、「古風」「新國風」審美等等。
「典範重構」是認知層：重新定義什麼叫英雄，重新鞏固正義、忠義、仁義、禮義的標準；重啟「華夷之辨」，以血統、認同、德行的複合認證，給「誰是我們」訂出一種由底層保留最終道德審判權、頂層負責承擔天下責任、中層負責執行而不得扭曲標準的新版「周禮」。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則是政治社會學層面的描述，即：重新動員人民的歷史感情，去審判過去、現在乃至於未來的中間權威與利益集團。
如果只說「文藝復興」，你可能會以為這只是什麼文化復古運動；說「典範重構」，又不知是哪門子的學術黑話。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直觀地指向一件攸關國本的大事：他們在重新決定「誰是人民之敵」。
六、AI影片，這一波的最強擴音器
而今大量湧現的AI動畫、短劇甚至長片，就是這波潮流最明顯的載體。
比起精英主義的藝文圈和唯利是圖的娛樂圈，AI時代的野生創作，有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區別：
不必標新立異，而只要能把原本散落在民間的思想凝聚起來，煉成可大量複製、改編、演化的「模因」，就可能激發迴響、成為現象。
也可以說AI是「最強擴音器」，因為它極大降低了翻製這些歷史演義（就是傳統的演義，這詞比任何西洋名詞都精準）的成本。
過去要拍一部像樣的片子，有了劇本，還需要導演、演員、攝影、場景、服裝、後期……而今，一個有耐心的普通人，就可以包辦一切。
只要輸入這套「反中間人史觀」或「警惕中層」的敘事邏輯，給定時代背景，它馬上就能參考史書、史料和大量類似創作，給你輸出一個差不多就是群眾喜聞樂見的故事框架。
然後，一如網文，經過大浪淘沙，迭代出來的，就是最多群眾認可，並且可以持續翻新的政治倫理。
這對觀察者和研究者來說，是極度方便的一串現象。因為，你不需要多廣、多深的見識才能看懂，創作者自己就不會做得太難懂，評論區和各路博主也會就把戲裡的細節、戲外的迴響都分析個透，甚至率先用上各個學科的理論去交互參證一番。反倒是專業的媒體報導、期刊論文經常掛一漏萬、語焉不詳，因為不能不膠於其立場、成見。
所以只要你願意去懂，你就不用擔心你看不懂。你只須擔心你朋友、同事在不明就裡也不想去懂的情況下亂發議論，然後被他們轉回牆內當笑話。
七、為什麼牆外的人會錯愕或者誤讀？只因你太想「推塔」
「這也沒被禁？」或故意說：「這不是在影射現在的中國嗎？」
「中國內部不能直接批評，所以只好講古代或外國。」（最近兩部諷刺日本震災後官僚不作為的昭和畫風日語MV〈一切正常／異常なし〉、〈如常運轉｜正常運転〉在日本就得到了很多這種評論）
這種評語為什麼得以廣泛流傳呢？當然就是因為他們想要這樣認為，並且不想花哪怕一點時間去看看牆內實際的輿論動向。
說它影射，當然是可以偶爾、部分成立的。中國在借古諷今上從來都是世界第一，第一次文革期間更出現了極端的「影射史學」（這是2000年中國社科院近史所論文集《五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明載的專有名詞，我在北京讀碩士的時候，老師上課也有講！）。
但正因為「影射史學」曾經走到極端荒謬，所以今人對它有抗體，憑感覺就能分辨一個段子是善意的諷喻，還是「惡政隱」（惡意的政治隱喻）；是玩梗，還是認真在探討「王朝周期率」之類歷史、政治的通則。太拙劣的，像《澎湖海戰》那樣淆亂道義的，才會被唾棄，甚至激發輿情。
而不論善意惡意、玩笑還是正經，對官僚主義、部門理性的呈現與諷刺，都是這些歷史演義的核心要素──古代演義小說聚焦於忠奸，今者則聚焦於把人逼成壞人、把事弄到多壞的結構，以及能夠支撐好人好事到什麼程度的生態。
這是政治上也安全的唯物史觀的路數。它的好處，是讓人在判別「影射」的時候可以具體深入劇情細節，去分析人物在那個情境中的反應與決策合不合理，然後可以將討論基調引向「對事不對人」，然後如果當前哪個衙門也犯了同病，也就可以形成一種頂層樂見的壓力，去督促中層整改，並且對體制內能靈活變通、網開一面的基層人員給予支持──《問蒼生》的主角裴令史，就是這樣的基層人員。
不要小看這樣的支持。儒家公羊學說「事有經權」：正常時期按規定來，非常狀況就該權變，要譴責那種死抱規矩或玩弄條文來推諉卸責的官吏。也就是說，實質正義優先於程序正義。至於何謂實質正義，便以「民本」為依歸。而且人們不需要讀過法學或者儒學，就能支持這樣的共識。
所以《問蒼生》這些演義作品，講究的是「政治正當性應該建立在什麼上面」，或者用白話講：劃出道道。這比「影射」可直接而且透徹得多了。它的「影」當然也可能對上某部份的現況（便如網友常說的「對號入座」），但它最主要的意見，在本體的台詞就已經講明了。
牆外部份評論與網軍，看到「不用再跪」就想把它說成是要「推塔」，然後說「怎麼還沒被禁」，這完全是捉錯用神。便如魯迅說「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國人的想像惟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魯迅錯了，今人鍵政，也能從任何一件小事躍進到「推塔」，而且往往是牆外和外國人更急，便如我們每天都能看到的一大堆「中國崩潰論」。
然後牆內人看外媒和反華勢力那麼急，時時刻刻都在嫌你這創作、他那論文有何不足，就不難生出一種逆反心理，而且還是一種樂子──我就不推，就讓你急。
不足便不足，停在「不平則鳴」，不好嗎？裴令史居於漢末亂世，他能堅持的也就是「記帳」。如果你嫌他不夠，你應該設身處地想想你還能多做到什麼。現今評價較高的幾部AI動畫，還有非AI的爆款《牛來》，內核都是普通人能如何做到他能做到的最好，也就是「止於至善」。
這樣的作者、作品和迴響多了，新的「道道」也就劃出來了。它不會是自由派所嚮往的西式民主、法治那一套，也不會完全契合左派所應許的「地上天國」那一套。目前它就是承認沒有任何制度能保障長治久安、人不腐化，而先回滾到「民本」這個原點上。它會與黨和國家形成一定的張力，黨也必須承受著。
你甚至可以推論：這「鬥而不破」的局面正是頂層樂見的，因為這也就鞏固了一個中央最高權威的認受性，可以維持對中層的壓力，然後有事時，元首想要抓個什麼典型，都能站穩大義名分，不被什麼程序卡到。
同時，這個版本又不流於毛時代的個人崇拜──各平台與各路作者，由於怕麻煩，對現任最高領導人的名字、圖像與言論，是能不提就不提，不得不提的時候也盡量一語帶過，並皆以官媒發表的材料為準。這事實上起到了一種「實權君主虛化看待」的奇效，如《道德經》所謂的「虛極」、帛書本的「太上，下知有之」。
這也合乎中共自己講究的「集體領導」概念：國家級領導的言論都代表著集體研究決定的結果，個人風格越少越好。習剛上台的時候也嘗試過親民表演，但發現自己沒法成為魅力型領袖之後就很快轉向，恢復成「無情的政治機器」。這反讓民眾放心──既然他不出風頭，也就意味著沒有人可以出風頭，大家就看實績。
我觀察到，牆內人即使不是高度認可，也起碼不反感這種「大家都別出風頭」的政治文化；儘管私下也很多人不滿習個人或這「定於一尊」的系統，但能發出來的也不會是直球的反對，而是「通論」性地以「權責對等」的原則，多方將集中了權力的黨的責任框定起來。現任也好，其或繼今者也好，盡得到責任，大家就當國家還在軌道上，不用多管上面怎麼神仙打架；盡不到，那再走著瞧，看能再有多少極端事件和言論從審查縫隙中漏出來。
牆外很多人急著說《問蒼生》之類的作品反映了牆內現在已經如何民怨悶燒、民不聊生……事實是遠遠沒到那個程度；當然，你也可以說，它不被封是因為要故作大度、刻意不讓它敏感。那你就繼續說吧。
重要的是，這樣的張力，這樣歸於「民本」和「權責對等」的建構，目前是可以存在，而且還在茁壯的。
八、結論：建構的力量永遠比解構強
所以這裡讓我來一段「反觀台灣」乃至「反觀牆外的全世界」，我會說：中國大陸這一波波民間創作，正在「劃道道」，正在重新建構典範。我們呢？止步於簡單難度的「拆敵黨的台」，而困難的「搭自己的台」，就越來越沒有人能挑戰、想挑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