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衝擊、特別難過。」——今年23歲、來自湖北武漢的陳竹（化名），為了香港一家書店哭了一整晚。
6月24日，香港警察國安處搜查「獵人書店」，以涉嫌「煽動罪」及「洗黑錢罪」拘捕書店兩名負責人。看到消息後，陳竹腦海中不斷浮現自己在書店的各種畫面。
目前在廣州生活的陳竹，幾乎每月都會來一次香港，獵人書店是她每次必到的地方。她擔心被捕的負責人能否獲釋，也害怕書店就此關門。
她把這份擔心寫在社交平台Threads上。同一時間，不少中國大陸讀者也分享自己與香港獨立書店的故事。有人為了一本書來香港，有人珍惜書店的公共空間。也有人形容，書店給他一種從大陸「逃出來」的自由感。
這些經歷，在平台上織成一幅跨越地域的集體回憶。BBC中文對話四位讀者，他們每人對書店的記憶點各不同，但都沒想到，這片曾讓自己安心的空間，會接連面對前所未有的新打壓。
奔着一本書去香港
新冠病毒病（COVID-19）疫情期間，陳竹給自己下了一個目標：「能夠去香港的話，一定要把沒有辦法在國內買到的書都買到。」
2021年，陳竹剛升大學，開始對中國隱而不宣的歷史充滿好奇。為了了解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她看過電影《頤和園》和《藍宇》，但覺得都談不夠深。後來她知道台灣詩人楊渡出了《未燒書》，書中其以記者身分重新紀錄當年學運的流亡者。陳竹開始等大陸與香港恢復通關，「奔着這本書來（香港）」。
在武漢長大的陳竹，生活圈附近沒有太多獨立書店。她說，香港是她第一次真正接觸獨立書店的地方。
2019年反修例運動之後，香港掀起一股獨立書店風潮。根據Facebook專頁「漫讀香港書店」的統計，光是2021年，香港出現30間新書店。
2023年香港恢復通關，在小紅書上，有人把香港書店規劃成一條漫步路線，用表格仔細列出所有獨立書店的地區、開店時間和類目。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出版學講師唐健朗對BBC中文介紹說，「獨立書店」一般指的是規模小、非連鎖或由大財團控制的書店，也因如此，它們往往被大眾期望扮演更多「社會使命」，比如選書不會有過多商業和政治考慮，也能按自己理念管理空間、安排活動等。
在陳竹眼中，香港每家書店都有鮮明個性：位於灣仔富德樓、目前已停業的「字字研究所」是飲食主題書店；位於旺角的樂文書店則最多折扣，但書的更新頻率不高；獵人書店有較多社科、政治歷史相關的書籍，每個月也會有不同選書主題。
今年19歲、來自上海的李小姐有同樣感受，她形容香港獨立書店像一個「容器」，有不同地方和語言的出版物，「它是一個讓我看到非常多可能性、與自己原本的想法進行衝突的地方。」
「香港可以買到繁體書，又可以買到簡體書，它有香港書又有台灣書，比台灣更全面，」Betty說，這些都是香港的優勢。
難得的公共空間和表達
但吸引大陸讀者的也不只是書。李小姐說，香港書店讓她看到另類政治文化的可能性。
她在今年農曆新年時來過香港，當時大埔宏福苑大火剛發生不久。李小姐記得，獵人書店的牆上貼有很多黑色便利貼，人們在上面留下各種打氣的話。李小姐說，這種社群氛圍在大陸很難找到，「我們有留言牆，但沒有具體話題，只能含沙射影。」
而令她印象深刻的，還有店員留下的閱讀痕跡。在陳列的書籍上，店員用便利貼寫上一些自己讀書的感受或者摘錄。
今年20歲、來自北京的K同學（化名）來過香港四、五次，他也每次都會逛書店。「聽這邊的朋友說，（書店）會跟內地的氛圍很不一樣。」
今年的6月4日，他特意來了一趟香港——他想知道在中國《香港國安法》實施以後，香港還有沒有人會紀念。
他在一家書店發現了白蠟燭、帶有「VIIV」字樣的紙膠帶，還有相關的書籍。K同學覺得，在香港還能看到這樣的空間很珍貴。
研究認為，書店透過選書、佈置空間和辦活動，創造出「另類現實」，維繫了一種臨時性的社群，讓公民參與和討論得以在日常生活延續。
「它（書店）確實讓我覺得有歸屬感，」陳竹說，自己在逛書店時很少主動會跟人交談，但她從來不會感到被排斥。處在同一空間的大家，似乎也存在默契和信念：「大家都是喜歡書 、因為珍惜獨立書店，所以還會選在這裡買書」。
陳竹形容，無論是從選書，還是參與活動，香港的獨立書店都讓她有一種「逃出來」的感覺：「你已經不在大陸了，你可以在這裡感受到一點自由表達的感覺。」
「當然你知道這種自由表達是有限制的，但總比什麼都不能說要好一點。」
當香港跟大陸「越來越像」
不過，這種自由表達空間已發生變化。過去幾年，香港多間獨立書店表示，政府部門屢以「接獲投訴」為由頻密巡查書店。
陳竹也親身經歷過。她在參加書店活動時，遇過政府部門巡查，有人「在旁邊坐著跟我們一起聽」。她感覺在香港，「跟警察打交道的頻率，比我在大陸還要多」。
到2026年，書店的情況再次變化。今年3月，香港警察國安處首次以涉嫌違反《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下的「明知而出售具煽動意圖刊物」，拘捕深水埗「一拳書館」負責人龐一鳴及三名店員。據本地媒體報導，警方同時檢走《黎智英傳》。
三個月後，獵人書店負責人因同一罪名被捕，附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下俗稱「洗黑錢」罪嫌疑。警察新聞稿指控被捕者「出售具煽動意圖的刊物，內容包括煽動他人引起對香港特區政府、司法機構及執法部門的憎恨」。
一名香港本地書店負責人對BBC中文表示，樂文及榆林一直作風低調，甚少公開表態，也不常舉辦活動，「我完全想不到有什麼可以『踩到政府條尾（開罪政府）』。」由於擔心影響風險，他要求匿名受訪。
在書展臨近之際，這些書店被中國中央政府駐港機構控制報章《文匯報》多次點名，批評其出售「軟對抗」書籍，被提到的前香港總督彭定康的《香港日記》、已故前《蘋果日報》主筆李怡的《世說短語300篇》等。
看着這一切發生，來自四川，「90後」的Chris（化名）覺得似曾相識。他記得，在大陸的書店仍能活躍表達的時代，書店會顯眼地陳列自由派的書籍或雜誌、舉辦分享會。
但自2015年開始，禁書開始變多：從寫領導人的書開始，到「你覺得更不敏感的東西也就會被禁了」；書店的活動越來越少。Chris感慨：「香港管治模式和中國越來越像。」
陳竹有朋友在廣州開書店，偶爾會遇到警察登門騷擾；在辦放映活動時，電閘也曾被關掉。陳竹說，在中國這些都是「無法避免的事情」。
但她覺得香港不應該是這樣。「香港應該是一個更自由的地方，它不應該受到這麼多的限制、應該是台灣和大陸之間的一塊飛地一樣⋯⋯」
倫敦大學學院的唐健朗形容，「一拳案」與「獵人案」是重要的轉折，反映港府施壓的方式正由零散的行政滋擾走向「制度化」；他們整治的目標是整個書籍流通鏈——在這鏈上每個環節的人，無論零售、店員還是顧客，都要開始重新考慮自己要承擔的風險。
「被動但可以積極」
對於大陸讀者來說，從香港把書帶回中國，本來就是一件帶着風險的事。
中國海關《進出境印刷品及音像製品監管辦法》規定，凡是危害國家主權、國安和統一的印刷品均禁止進境。一經查獲，海關能將物品扣留、沒收。
Chris很記得，以前自己過海關總特別怕被查。他慢慢摸出一套買書和過關邏輯：不選封面寫有敏感人物姓名的、買到的書「想辦法把它塞到衣服裡」、出關的口岸也挑客量大的，「就不會一個一個查」。
然而，隨著香港對書店的打壓升級，這套靠經驗摸索出來的避險方法，也未必再適用。
大陸與香港目前均無官方發表的「禁書清單」。在「一拳書館」負責人被捕後，業界曾要求政府列出禁書名單。中國香港特區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當時表示，設「黑名單」會「便利犯法」，政府的責任只是說明法例。
唐健朗認為，這也反映當局現在的審查邏輯：「就是不想你知道有什麼在背後，讓你自己去把握『紅線』，或者自己去審查。」
「以前可能大家都會覺得，既然中國買不到想要的書，那就來香港吧。那現在就是有一種（感覺）：不知道下次來是因為哪些店還存在。」K同學說。
榆林書店在被書展撤銷資格的消息宣布一星期後，宣佈明年4月結束門市。未幾，另一家獨立書店留下書舍也宣布將於8月底結業，其在社交平台寫道，香港整體經濟環境欠佳，悲觀地認為「很難捱下去」，而「難以捉摸的『紅線』」也是決定的原因之一。
業界顯得悲觀。在Betty的觀察中，行內人士均認為未來「只會更差，不會變好」。然而Betty覺得，書店是被動的，但人仍可以積極。
K同學說，獵人書店出事後，自己當然感到害怕，但還是會去書店——在他看來，現在每一次買書，更像是一種無聲的支持和反抗。
陳竹記得，獵人書店在2023年最後一個主題是「在所有時空裡我都記得你」，當時牆上寫了一句話：「我們不要相互遺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