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 專屬文章 黎蝸藤專欄：悼林榮基─普通人的一根菸與被改變的香港命運

銅鑼灣書店事件的主人公之一林榮基，2026年7月2日在台北馬偕醫院病逝，享壽70歲。死因是肺腺癌復發。他在台灣沒有家人，在朋友陪伴下離世。

在銅鑼灣書店事件之前，林榮基只是一個普通人。他1955年生，在香港長大。1985年進入中資的中華書局做書籍發行，在書業打滾多年。1989年六四事件後，他離開了中資書店，轉到田園書屋。這個決定說明他有某種道德底線，但這距離「反共」或「民主運動參與者」，還差得很遠。他只是一個在六四之後不想繼續替中資機構打工的普通香港人。

1994年，他自己創辦了銅鑼灣書店。2014年，他把書店賣給巨流傳媒，但賣盤之後繼續留任店長。換言之，到了2015年事件發生的時候，他連書店老闆都不是，只是一個受僱打理書店業務的店長。

他不是政治人物，不是社運人士，不是媒體人，不是知識分子，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公眾人物。他就是一個文化行業的從業者，一個書商，喜歡找書、賣書。他在香港書業默默工作了三十年，做的是一門小生意。

正是因為他這麼普通，銅鑼灣書店事件中他的遭遇才這麼震撼。

簡單回帶事件經過。2015年，銅鑼灣書店的五名相關人士先後失蹤。其中四人是在過境大陸或身處海外時被帶走，包括書店老闆桂民海——瑞典公民，在泰國失蹤。但最震撼的是股東李波：他持英國護照，沒有任何出境記錄，卻在香港境內憑空消失，其後現身大陸。五人被拘押期間，曾在官方電視台發表明顯經過安排的「認罪」聲明。2016年6月，林榮基獲准短暫返港（拿書店帳本），然後回大陸繼續配合調查。但是他在抽了一隻菸之後，改變了決定。他召開記者會，公開披露了自己被拘押八個月的經過。成為五人中唯一選擇公開說出真相的人。

銅鑼灣書店事件是香港當代政治的轉折點之一。要說清楚它的歷史意義，必須先說清楚2019年逃犯條例事件為什麼能引發那樣規模的政治動盪。逃犯條例事件不是單一事件引爆的，而是三層積累的恐懼同時被點燃。

第一層，是民主的破滅。2014年的佔中/雨傘運動，香港人用最和平的方式爭取真普選，換來的是強硬拒絕和清場。這讓相信「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人失去了方向。

第二層，是本土意識的覺醒與激化。雨傘之後，部分香港人認為溫和路線走不通，開始思考更根本的身份認同問題，本土派乃至「香港民族論」的聲音在2016年前後明顯壯大。

第三層，是對個人自由和法治喪失的恐懼。

銅鑼灣書店事件，精準踩中了第三層。而第三層，是最廣泛、最跨階層的——不需要有政治立場，不需要支持民主或本土，只需要是一個住在香港的普通人，就會害怕。

具體而言，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任，建立在兩個具體的承諾上。

第一，言論自由。鄧小平說過，香港人可以罵共產黨。這不是什麼高尚的原則宣示，而是一個具體的許諾：你說什麼是你的事，不會有人來找你麻煩。

第二，法治。深圳河是一條真實的分界線。河的那邊是大陸的法律，河的這邊是香港的普通法。只要你在香港，就受香港法律保護。 （相關報導： 過去台灣，今日香港座談會》銅鑼灣書店台灣開店？林榮基：看到很多小書店倒閉，最快要到明年 ｜ 更多文章 ）

這兩個承諾構成了香港人的心理安全底線。不需要愛共產黨，不需要支持民主，只需要知道：只要待在香港境內，只要不主動上大陸惹麻煩，你就是安全的。

2015年，銅鑼灣書店事件把這條底線砸碎了。但砸碎的方式，比大多數人意識到的更複雜。

先說銅鑼灣書店本身是什麼，以及它在「一國兩制」這個框架下的位置。

第一，它賣的是禁書——在大陸被禁、涉及政治內幕的讀物。但這個市場，在香港本地其實很小。它的主要客戶，不是香港的民主派，也不是普通市民，而是來香港的大陸幹部。

這些幹部買禁書，不是為了反黨，恰恰相反——是為了摸政治風向，了解誰在台上誰在台下，了解各派的來龍去脈，讓自己不要站錯隊伍、犯下錯誤。這些信息都在網絡流傳，但在大陸，網絡資訊被封鎖；到了香港，可以買到印刷版。這些書的內容大部分是把網上已經流傳的新聞和傳言整理成冊的大雜燴。沒有什麼獨家情報，沒有什麼機密文件，只是「懶人包」。這個市場本來就在萎縮，因為資訊越來越容易在網上找到。

但這裡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結構性意義：銅鑼灣書店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國兩制」實際運作的一個具體體現。同樣的書，在大陸非法，在香港合法。兩個法律系統並存，深圳河兩岸各有各的規則。書店填補的，是大陸資訊管控製造出來的真空，而這個真空的需求者，甚至包括體制內的人。

這個並存不是什麼顛覆活動，而是「一國兩制」最平凡、最日常的運作結果。北京決定打壓它，等於宣告：這種並存不再被容忍。兩個系統不能真的各行其是，最終只能有一個標準。

換言之，銅鑼灣書店事件打破的，不只是幾個人的人身自由，而是「一國兩制」作為一個真實運作框架的可信度。

第二，在銅鑼灣書店事件之前，大陸特工在香港也有行動，這不是秘密。但它的對象，有一個清晰的模式：抓的是「自己人」。

所謂「自己人」，是大陸體制內的人——攜款潛逃的幹部、叛逃的特工、被通緝的商人、路線鬥爭的失敗者。他們來到香港，是因為香港的法律無法把他們引渡回大陸。大陸特工在香港把他們帶走，執行的是大陸體制內的「家法」。

這類事，香港社會的反應是複雜的。有人覺得不安，有人覺得事不關己。但多數普通香港人可以對自己說：「這是他們內部的事，是大陸人對大陸人，跟我無關。只要我不是那種人，我就是安全的。」

這個自我保護的邏輯，有一個清晰的前提：大陸的手，伸進香港，但只抓「自己人」，不碰「香港人」。

銅鑼灣書店事件，打破了這個前提。被帶走的，不是大陸逃犯，不是叛逃者，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大陸體制內的人」。他們是香港本地人，做的是香港本地完全合法的生意。這是大陸特工的手，第一次明確地伸向了「不是自己人」的香港普通市民。

這個性質的跳躍才是真正的突破點。之前是在香港執行大陸的「家法」，尚可以用「追捕逃犯」來自圓其說。銅鑼灣書店事件，是把大陸的法律邏輯，施加在香港本地合法運作的人和業務上。「只要不是那種人就沒事」這個邏輯，在這裡徹底失效——因為林榮基，就是「不是那種人」的最好例子。 （相關報導： 過去台灣，今日香港座談會》銅鑼灣書店台灣開店？林榮基：看到很多小書店倒閉，最快要到明年 ｜ 更多文章 ）

如果被帶走的是一個知名的民主派人士，香港人可以說：「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這是他選擇的風險。」如果被帶走的是一個長期公開批評北京的媒體人，也可以用類似的邏輯來保持距離。

但林榮基是什麼人？他是一個書店店長，受僱打理書店，做的事完全合法，從來沒有公開參與任何政治活動。他打破了「我不搞政治所以沒事」這個自我保護的邏輯，因為他本人，就是這個邏輯的最好體現——而他依然被帶走了。

銅鑼灣書店事件的訊息是：搞不搞政治，不是你說了算，是他們說了算。那條線畫在哪裡，不是你決定的。

第三，同一批人當中，還有桂民海——瑞典公民，在泰國失蹤，被帶回大陸。這打破了另一個心理出路：「大不了移民」。桂民海的案例說明，換了國籍、離開了香港，不一定足夠。「首先你是中國人」這個邏輯，不受地理和護照約束，中共「雖遠必誅」，你是中國人，就必須受他管。

當初，林榮基在記者會上說，他改變決定，是因為看到六千個不認識的香港人上街支持他：「如果我哋唔出聲（不發聲），香港就無得救。」然而，他說出來後，最後的結果也感覺諷刺。

當年，林榮基能召開記者會可以說出真相，可以有六千人上街聲援也說明了當時香港還有某種空間。這個空間，在他死去的今天已不存在了。

一個始料不及的變數是，林榮基說出真相之後，香港人對言論自由喪失的恐懼，產生的反應不只是退縮，還有激化——更多人去測試底線，政治光譜往更激進的方向移動。北京試圖以銅鑼灣書店事件立威，結果部分香港人變得更不馴服。

更大的衝擊是，2019年，當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對很多香港人來說，這不是一個抽象的法律問題，而是一個非常具體的等式：銅鑼灣書店事件，是非法送中；逃犯條例，是送中合法化。他們之前不需要法律就可以帶走你。現在，要把這件事變成合法的制度。非法送中已經夠恐怖。合法送中，是徹底的、永久的終結。這解釋了為什麼2019年能動員如此廣泛的群體——連很多從來不關心政治的人也走出來。因為這不再是民主派對建制派的政治爭議，而是每一個普通香港人都面對的具體威脅。林榮基是第一個把這個威脅具體化的人。而逃犯條例事件，最終也變成「昔日香港」被「中國香港」取代的分界線。

林榮基說出的真相震動了香港，激化了恐懼，恐懼激化了抗爭，抗爭帶來了2019年，2019年帶來了國安法。每一步都有人做了選擇，但沒有人控制得了結果。他說出真相，是為了救香港。他是無愧於心的，但他最初大概也沒有想到，這個真相最終通往哪裡。

這不是林榮基一個人的故事。歷史上，多少人做了一個他認為正確的選擇，然後親眼看著這個選擇被歷史捲走，帶向一個他從來沒有打算去的地方。他抽的那根菸，他召開的那場記者會，改變了什麼，又沒有改變什麼，恐怕連他自己也說不清楚。 （相關報導： 過去台灣，今日香港座談會》銅鑼灣書店台灣開店？林榮基：看到很多小書店倒閉，最快要到明年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旅美時事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