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燕婷觀點：停火解體或推進協議─美國伊朗終局就看三大陣營博弈？

從4月7日美國伊朗宣布停火起，談判就因僵局反覆停滯不前，並在6月上旬出現兩股裂變。

首先是愈發明顯的停火解體。這一跡象伴隨美伊摩擦，早在5月就已浮出水面：5月4日，伊朗對阿聯與阿曼發射飛彈和無人機；7日，美國對伊朗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島（Qeshm Island）的軍事目標發動攻擊；10日，伊朗無人機襲擊阿聯和科威特；25日，美國打擊伊朗境內的飛彈發射場；27日，美國再對伊朗境內一處軍事設施發動空襲；28日，科威特攔截一枚伊朗彈道飛彈。

到了6月情勢更加緊張。6月6日，美國襲擊錫里克（Sirik）和格什姆島的海岸監視雷達站，引發伊朗對科威特、巴林的美國空軍基地發射飛彈；6月7日，伊朗以美國反覆干擾海峽、以軍持續進攻黎巴嫩為由，對以色列發動停火以來的首波飛彈攻擊，以色列也隨即在8日無視美國警告，直接轟炸伊朗多處作為報復；之後各方雖然勉強收手，卻又因為一架美軍直升機墜毀在荷姆茲海峽，導致美國9日再對伊朗發動新一波空襲，後者也同樣對中東美軍基地祭出打擊，停火至此已是名存實亡。

再來就是峰迴路轉的談判突破。6月11日，川普（Donald Trump）原本放話將「非常嚴厲」打擊伊朗，卻又在幾個小時後火速宣布「行動取消」，原因是「與伊朗的協議已接近達成」，而且「將在14日完成簽署」。即便伊朗外交部第一時間回應「協議確實接近達成，但不會在14日當天簽署」，穿梭斡旋的巴基斯坦卻也同樣證實，「協議有可能在24小時內簽署」。

到了6月14日當天，以色列忽然對黎巴嫩的貝魯特發動空襲，引發真主黨的後續回擊，作為伊朗談判代表的議長卡利巴夫（Mohammad Bagher Ghalibaf）一度表示「談判無法再推進」，後續發展也因此蒙上陰影。不過最終，美伊主和派還是成功取得共識，確立鞏固停火、繼續談判的階段性目標：6月15日當天，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Shehbaz Sharif）宣布美伊達成和平協議，將於19日在瑞士正式簽署；媒體也隨後報道稱，川普與范斯（JD Vance）已通過電子方式，與伊朗議長卡利巴夫簽署諒解備忘錄（MOU），美伊即將進入為期60天的新一輪談判。

顯然，從4月同意停火到6月簽署協議，美伊博弈逐漸進入鞏固戰爭護欄的新階段。只是從說法不一的各方堅持來看，這似乎難言危機的徹底終結，而是更像避免大戰的再度拖延。

首先，協議落地當然帶來正面發展。綜合各方消息，美伊將會進行60天談判，聚焦處理核問題與解禁更多制裁。在此期間，雙方都將解除對於荷姆茲海峽的封鎖、在所有戰線停火，美國也將豁免伊朗石油制裁、解凍資產，算是皆大歡喜的新進展。 （相關報導： 王鳳生觀點：克魯曼看錯了什麼？──經濟學者視角下的美伊衝突 ｜ 更多文章 ）

可是即便如此，各種莫衷一是還是暴露談判本身的前途未卜。例如海峽議題，美方說法是「徹底重開」，伊朗官員卻是描述成，「在與阿曼進行共同管理前，暫時重新開放」；至於60天過後的海峽管理，伊朗官員雖稱不會強徵「通行費」，卻表示可能會收取「服務費」。顯然，不論後續發展如何，這場戰爭都已改變伊朗對於海峽的認知：既是戰略籌碼，也是有助緩衝制裁的收入來源。

再來是解凍資產。伊朗一開始聲稱，美國將在60天談判期間，為伊朗解凍240億美元資產，其中一半將在談判開始前支付；但范斯直接否認相關說法，表示只有伊朗確實履行義務，美國才會兌現承諾。無獨有偶，針對所謂「3,000億美元重建基金」，伊朗的描述是「美國及盟友必須提交總額至少3,000億美元的伊朗重建計畫」；但范斯的說法還是將基金與談判進行掛勾，表示「能否成立取決於伊朗是否完全履行協議，包括放棄發展核武與停止支持區域代理武裝。」

顯然，即便當前停火的底層邏輯，就是美國以經濟誘因換取伊朗重開海峽，進而推進後續談判，可是在戰爭已經嚴重摧毀雙方互信的背景下，經濟上的激勵措施未必能夠扮演信心建立機制（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CBMs），而是更可能被雙方當成操作談判的籌碼與槓桿：伊朗想利用美國急於停火的心理，在進行最少談判讓步的情況下，獲取最多經濟回報與補償；美國則想利用伊朗日漸嚴重的經濟危機，盡可能維持海峽暢通，同時推動後續的核談判進展。

這就解釋了，為何比較15日伊朗邁赫爾通訊社（Mehr News Agency，MNA）、17日美國媒體先後發布的「諒解備忘錄14點」，美伊兩個版本會出現一個顯著差異：伊朗宣稱「在最終談判開始前，必須解凍伊朗被凍結的240億美元資金中的一半，而且在解凍資金、豁免對伊朗石油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鎖前，不會啟動最終協議談判」；美國版本卻是「基於最終協議談判取得進展，將釋放並全面解凍伊朗受限的資金和資產。」顯然，美國版本並沒有解凍資金的明確規模與時間表，也弱化了啟動最終談判的前置條件。

但是即便雙方各有槓桿，核談判也未必就能順利推進。根據范斯受訪所述，伊朗要獲取3,000億美元重建基金，就必須接受美國開出的三大條件：全面拆除核設施、將濃縮鈾等敏感核材料全數銷毀或運出境外、接受嚴格的國際檢查。可是回顧伊朗在戰爭期間的相關表態，除了偶爾同意將濃縮鈾「移交第三方」、或在境內稀釋外，基本沒有呼應過美國的移交要求。

此外，戰爭本身也對核議題產生了複雜效果。一來，軍事破壞可能導致外界更不容易探知伊朗的核現狀，包括究竟剩下多少可運轉的核設施、離心機、核材料；二來，走過戰爭的伊朗政權也與過去不同，不僅作為強硬派的革命衛隊（IRGC）話語權大幅提升，核議題也更被當成政權生存的戰略保障，一如這次戰爭引爆的海峽危機，結果就是更加縮窄伊朗的讓步空間，即便所謂核談判其實與解禁制裁相掛勾，這次恐怕也未必能夠達到2015年伊朗核協議（JCPOA）的同等成果。 （相關報導： 王鳳生觀點：克魯曼看錯了什麼？──經濟學者視角下的美伊衝突 ｜ 更多文章 ）

此前筆者曾在3月20日的文章《伊朗戰爭新階段：從斬首高層到爭奪海灣　四條戰線主導中東變天？》中預測，美國對於伊朗的持續施壓可能導致三種結果，當中最有可能的就是持久僵局迫使雙方各退一步，讓海峽以某種臨時安排重新開放，但伊朗核問題、飛彈計畫、「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就繼續懸而未決，軍事烈度則顯著下降。從截至諒解備忘錄簽署的當前局面來看，情況似乎也正朝這一方向發展。

可是即便如此，戰爭陰影依舊如影隨形。因為不僅川普表示，「視後續談判隨時重啟轟炸」，以色列也明顯不滿意美國的「半途而廢」，更已表態絕對不從黎巴嫩、敘利亞、加薩的占領地撤軍。可以這麼說，諒解備忘錄本身就是某種程度的停火協議，卻只能夠確保暫時的海峽開放與休戰，而不保證後續談判的一馬平川，更遑論實現各方的長久和平。

因此，決定伊朗戰局後續發展，究竟是走向停火解體，又或是鞏固乃至推進協議的，恐怕不在衝突各方是否各自達成目標，而是戰爭「護欄」的持續作用，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說服各方保持克制，甚至是在終極協議持續難產的背景下，也心照不宣「得過且過」，而不強求解決方案的真正落地或徹底執行。

在筆者看來，這其實要回歸戰爭三大陣營的複雜內外平衡。

首先就是有意解決「伊朗問題」的美國與以色列，以及開戰之後急遽靠向美以的阿聯。基本上，這三國既代表對峙伊朗的「第一陣營」，也構成了中東親美板塊的「新軸心」，並在戰爭期間展演一定程度的戰略協調。可是即便如此，三國的戰爭目標仍有不同，並也因此形塑了第一層護欄。

其中，以色列毫無疑問是戰意最強的一方。這背後一來牽涉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本人的10月大選考量，尤其是在兩位前總理貝內特（Naftali Bennett）、拉皮德（Yair Lapid）已經結盟的背景下；二來連動以色列的長期國家安全目標，那就是用政權更迭一次解決「伊朗問題」的三重威脅：核計畫、飛彈計畫、抵抗軸心。

正因如此，即便美伊已從4月開始停火，以色列也始終沒有停下對黎巴嫩的攻擊，甚至還在加薩、敘利亞不斷蠶食鯨吞。當然，激怒伊朗可能導致以色列本土再被攻擊，但這也恐怕符合納坦雅胡的如意算盤：只要伊朗隱忍不發，包括黎巴嫩在內的「抵抗軸心」就只能被以色列反覆削弱；但如果伊朗憤而回擊、導致停火破裂，以色列就有機會將美國拖入更大規模的戰爭，持續推動政權更迭。基本上，這也正是6月上旬的危險情境。

可以說無論從什麼角度來看，以色列都是三國之中強烈主戰、不惜玉石俱焚的危險存在。

相較之下，阿聯就扮演了「第一陣營」的天然護欄。其實回顧戰前發展，阿聯原本就與伊朗維持一定往來，甚至在美伊關係惡化的背景下，阿聯還長期充當伊朗規避制裁的重要口岸。之所以走到今日劍拔弩張，關鍵還是戰爭期間阿聯承受最多伊朗飛彈與無人機襲擊、甚至高過以色列，這才導致相安無事的雙方一朝決裂，阿聯也因此表態加入美國「打通海峽」的軍事行動、與美國討論貨幣互換、開放以色列防空系統入駐、關閉駐伊朗德黑蘭使館，甚至已在4月秘密加入美以對伊朗的空襲。

可是即便如此，阿聯與以色列的戰爭目標終究不同。後者意在終結核威脅、瓦解「抵抗軸心」與飛彈計畫，所以竭盡所能要延長戰爭；阿聯卻是除了嚇阻伊朗，還把戰爭當成某種機會之窗，希望藉著美以同盟擴大自己在海灣、中東的影響力，為的是與沙烏地一別苗頭，而非不計代價決戰伊朗。 （相關報導： 王鳳生觀點：克魯曼看錯了什麼？──經濟學者視角下的美伊衝突 ｜ 更多文章 ）

正因如此，6月停火逐漸解體時，阿聯反而開始勸說美國不要發動攻擊，尤其是在6月11日「嚴厲打擊」的最後通牒前夕，阿聯據報與巴基斯坦進行了十萬火急的對美斡旋。顯然，阿聯當前雖然身在「新軸心」，卻還是保有海灣國家的避險外交底色。

而這就會牽引出美國的複雜角色：既可以是戰爭發動方，卻也會在某些時刻轉成護欄。這種角色切換的背後邏輯，其實就與阿聯相當類似，也就是既想處理伊朗問題，卻又顧慮戰爭成本。一來，海峽危機直接推高油價與通膨，正好重擊年底的期中選舉；二來，經歷阿富汗與伊拉克泥淖，如果美國還要出兵重返中東戰場，必然面臨民意與政治的反覆拷問，同時影響其他區域的軍事部署。

正因如此，在推動政權更迭失敗後，對美國來說相對理想的戰局發展，其實就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就是華盛頓不必大兵壓境，就能收穫伊朗「屈服」的退場台階，包括開放海峽、在核發展上接受監管。但可想而知，受損嚴重的伊朗不會直接讓步，即便溫和派其實保有談判空間，革命衛隊等強硬派也不會輕易點頭。

於是，美國只好反覆操作施壓與促談的兩手策略。如果用西洋棋來比擬，就是在施壓伊朗上操作「王翼棄兵」（King's Gambit），但在促進談判上改用「后翼棄兵」（Queen's Gambit）。

首先是「王翼棄兵」。基本上從豪賭政權更迭、冒險開戰起，美國就已在實踐這種策略，也就是主動挑起衝突，犧牲局部穩定或消耗自身資源，設法擊潰伊朗防線。體現在現實發展上，就是美國忽然在2月聯合以色列進行轟炸、斬首大量伊朗軍政高層，企圖實踐政權更迭；結果承受攻擊的伊朗隨後選擇封鎖海峽、掃射海灣，其實也就如同拒絕棄兵後進行頑強對峙，導致局勢整體陷入高度緊繃的僵持狀態。

於是，受制選情、力求脫困的美國只好改用「后翼棄兵」，也就是為求整體控制而進行策略性讓步，先是要求以色列保持克制，又不斷在轟炸的最後通牒到期前唾面自乾，宣稱談判已經取得進展。平心而論，這種自棄尊嚴的反覆橫跳，其實對於伊朗強硬派的作用有限，卻是有機會直擊伊朗溫和派、強化「要談趁現在」的政治能量。因此，雖然CNN統計川普所謂「美伊即將達成協議」的說法，其實落空高達38次，卻也還是在第39次、也就是6月11日威脅「嚴厲打擊」後，取得了階段性成果。

當然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美國也並沒有放棄「王翼棄兵」策略，包括在停火談判期間忽然封鎖伊朗港口，要用石油收入寸寸勒緊伊朗咽喉，後續也一度在5月4日發起「自由行動」，企圖用軍艦直接在海峽護航，以及從5、6月開始恢復打擊伊朗。種種施壓的背後考量，都是要用可能摧毀停火的冒險犯規，來衝擊原地踏步的談判困局。

這就延伸到當前60天的談判情境：川普一面威脅可能恢復轟炸、強調伊朗只有讓步才能獲取3,000美元資金，卻也同時譴責以色列不該轟炸黎巴嫩，並且提議將打擊真主黨的任務「外包」給轉向親美的敘利亞政府。這種「加壓」與「護欄」的反覆切換，其實就與停火前後一脈相承，並也反映未來60天的博弈之問：美國為了達成「理想的談判結果」，願意付出多少戰爭成本？ （相關報導： 王鳳生觀點：克魯曼看錯了什麼？──經濟學者視角下的美伊衝突 ｜ 更多文章 ）

如果川普有意操作「王翼棄兵」、對談判「加壓」，因此不再約束以色列，甚至主動恢復打擊伊朗，那麼後續風險清晰可見：只要攻擊伊朗，就有機率再觸發海峽危機與軍事反擊，接著或許就是油價暴漲、以色列再被打擊、海灣各國蒙受池魚之殃，美國則可能被局勢架著一路升級，最終不得不投入地面部隊。

但如果川普更想操作「后翼棄兵」、扮演戰爭「護欄」，所以持續把轟炸威脅當促談背景，並且反覆約束以色列、與納坦雅胡拉開距離，那麼即便對伊談判短期內沒有巨大突破，美國也能最大程度避免重返中東泥淖。

整體來看，「第一陣營」雖然整體保持攻勢，卻也還是存在阿聯、美國兩層「隱形護欄」，會隨情勢變換機動浮現。而其中關鍵，就是美國究竟選擇什麼策略，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為了停火約束以色列、唾面自乾。

再來就是由伊朗、中國、俄羅斯構成的「第二陣營」。

之所以說「陣營」而非「軸心」，是因為中俄伊三國的戰略協調程度，其實不如美國、以色列、阿聯緊密。而且所謂「陣營」說法，也不意味三國已經結成同盟，而是反映近10年美伊對峙下的大國互動：從2018年美國單邊退出核協議起，與伊朗互動最密切的大國，無疑就是中國與俄羅斯。前者是伊朗最大的石油買家，後者則與伊朗共同經營敘利亞，並且竭力耕耘美國撤出中東的遺留真空。

但這不代表三國隨時休戚與共。以2026年的伊朗戰爭為例，中俄雖然都與伊朗交好，面對戰爭情境卻都始終保持謹慎、設法斡旋，而沒有展演美國、以色列、阿聯的高度綑綁。因此與「第一陣營」相比，這三國其實更像保持友好的「戰略防線」，而不是所謂「戰爭軸心」。但這本身，也就會構成第二重護欄。

從中國的立場出發，避免軍事介入、不過度選邊，始終是北京經緯中東的重要思維，應對伊朗局勢更是如此。一來，革命外交的時代已經過去；二來，與伊朗相比，海灣阿拉伯國家才是中國耕耘中東的最主要板塊，不論是能源貿易、「一帶一路」項目，又或是文化層面的軟實力交流，北京都更多布局相對親美的海灣阿拉伯國家，而非明顯反美的伊朗。因此即便中國有意介入戰爭、發揮影響力，也會更多聚焦海灣穩定、進行外交斡旋，而不是加碼伊朗發動攻擊。

無獨有偶，俄羅斯當然是伊朗的重要夥伴，可是2023年以來的一系列中東變局，正好爆發在俄烏戰爭已經開打的時空，這就導致俄羅斯分身乏術、無暇東顧，既無法在2024年挽救敘利亞阿塞德（Bashar al-Assad）政權，面對當前伊朗戰爭也同樣力不從心，只能就最壞情況做打算：一旦伊朗戰爭走向長期地面戰，除了觸發政權垮台的變天風險，也可能導致衝突外溢到高加索、中亞，為俄羅斯南境帶來新混亂。正因如此，俄羅斯面對伊朗戰爭爆發，始終展現斡旋停火的和平面孔，而不像過去經營敘利亞，先是打擊「伊斯蘭國」（IS）、又不惜正面交火土耳其。 （相關報導： 王鳳生觀點：克魯曼看錯了什麼？──經濟學者視角下的美伊衝突 ｜ 更多文章 ）

換句話說，中俄雖然都與伊朗交好，卻也都出於各自考量，並不樂見戰爭擴大、反覆延燒，更沒有呼應伊朗內部發展核武、控制海峽的強硬主張。例如中國其實多次強調，海峽應該盡早恢復安全自由通行、支持和平解決伊朗核問題；正如俄羅斯也在美伊談判期間多次提議，願意協助處理伊朗濃縮鈾、其實也就是擔任移交稀釋的「第三方」國家。顯然，這種希望止戰的立場與姿態，正是川普感謝中俄促成停火的重要背景，並且毫無疑問構成了「第二陣營」的內部護欄。

再觀察伊朗內部。基本上如果把伊朗強硬派、溫和派看作兩個行為主體，其實溫和派本身也就構成了伊朗自己的戰爭護欄，能在國家決策上緩衝革命衛隊的強硬色彩。代表人物當然就是力主談判的伊朗總統裴澤斯基安（Masoud Pezeshkian）、伊朗外長阿拉奇（Abbas Araghchi），以及作為談判代表的伊朗議長卡利巴夫。

而這背後除了伊朗政權的路線之爭，也反映國家生存的現實問題，那就是反美底色與務實發展，究竟要如何在1979年以後的伊朗政權共存。基本上，這也正是哈米尼（Ali Khamenei）時代的政權大哉問，所以才有2015年的伊朗核協議，以及後續美伊關係惡化後，被制裁重擔反覆觸發的經濟危機、全國大規模示威，還有進入這次戰爭情境後，升級與談判路線的反覆博弈。

從革命衛隊等強硬派的視角出發，對美讓步無異於自我政權更迭，況且如果不是伊朗持續封鎖海峽、打擊海灣國家，在擴大損害之餘推升戰爭成本，最終恐怕也未必能夠形成停火局面；可是溫和派的談判訴求也不是沒有道理，因為伊朗經濟的崩潰顯而易見：除了美伊轟炸摧毀大量基礎設施外，戰爭已經導致超過200萬伊朗人失業，2026年4月伊朗央行公布的年通膨率更是高達65.8%，到了5月情況愈發惡化，部分產品一週內的價格漲幅已經超過100%，許多工人甚至連麵包等基本食品都無法負擔。

顯然，戰爭爆發直接推升了強硬派的政治能量，卻也開始了對伊朗的殘忍放血，這就導致升級與談判路線的必然競合：強硬派的存在體現伊朗無懼持久戰的氣勢，經濟的反覆惡化則暴露打持久戰的真實成本。最終，強硬派不得不直面經濟崩潰的現實，無法再堅持原有立場。

回顧4月3日、美伊停火前夕，出身改革派的伊朗前外長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其實已經投書《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主張伊朗可與阿曼合作，確保荷姆茲海峽航運安全，換取美方允許伊朗自由使用該水道；同時伊朗應該承諾不發展核武，並將濃縮鈾濃度降至3.67%以下，接受國際長期監督，換取美國解除所有制裁；再來，美伊展開經貿與科技合作，美國甚至可以參與伊朗重建，補償戰爭損失；最終，雙方應簽署永久互不侵犯條約，恢復外交與領事關係，解除彼此的敵對標籤。

顯然，這是伊朗溫和派最極致的停戰路線圖，也就是用開放海峽、限縮核發展、淡化政權反美色彩，來為伊朗爭取最大生存空間，不過可想而知，這種規劃在當時受到革命衛隊的嚴厲抨擊，沒有成為官方立場。

可是對照如今簽署的美伊諒解備忘錄，可以說是涵納了扎里夫的半數主張，包括開放海峽換取美國解除封鎖、承諾不發展核武、要求美國出資協助伊朗戰後重建。當然在革命衛隊勢大的背景下，扎里夫的主張不可能完全落實，但能出現「半落實」的局面，其實已是伊朗強硬派被迫妥協的結果。

進入未來60天，伊朗同樣要在談判與升級間反覆抉擇。而這就必然連動「第一陣營」的策略選項。 （相關報導： 王鳳生觀點：克魯曼看錯了什麼？──經濟學者視角下的美伊衝突 ｜ 更多文章 ）

同樣以西洋棋來比擬，如果美國選擇「王翼棄兵」，也就是不強力約束以色列、甚至自己也重啟轟炸伊朗，那麼伊朗除了進行談判讓步外，其實還可以有兩種選擇。

第一，「接受王翼棄兵」（King's Gambit Accepted），其實就是伊朗面對攻擊自我克制，既不進行談判讓步，也不猛烈升級，而是更多讓真主黨、胡塞武裝、伊拉克民兵等「抵抗軸心」進行反擊，自己則在不付出更高戰爭成本的背景下繼續低烈度對峙，同時等待國際斡旋、美以分歧叫停攻擊。顯然，這是伊朗過去沒有猛烈回擊時的一貫做法，但風險就是如果攻擊沒有停下，伊朗恐怕必須轉換策略或選擇讓步。

第二，使用「福克皮爾反棄兵」（Falkbeer Counter-Gambit），其實就是伊朗報復式封鎖海峽、打擊海灣國家與以色列，要用玉石俱焚的反撲迫使美以收手。基本上這也正是今年2月戰爭爆發以來，伊朗的主要求生策略，只是風險同樣如影隨形：兩敗俱傷未必能夠促成停火，而是可能導致更大規模的戰爭升級。

而如果美國選擇「后翼棄兵」，也就是反覆放話即將轟炸，實際上卻不斷延長停火與最後通牒，同時盡可能約束以色列，那麼伊朗會有三種選擇。

第一，「阿爾賓反棄兵」（Albin Counter-Gambit），也就是不理會美國的最後通牒與停火倒數，直接發起主動進攻，包括封鎖海峽、打擊以色列或海灣國家。基本上這也正是6月7日伊朗忽然打擊以色列的背後邏輯：直接衝撞談判困局，冒著大規模升級的風險，豪賭美國會因各種政治與經濟考量，選擇推進停火談判。而從目前發展來看，伊朗暫時沒有賭錯。

第二，進行「斯拉夫防禦」（Slav Defense），也就是即便美國反覆倒數，伊朗也拒絕在核談判上過度讓步，但同樣不主動進行戰爭升級。當然，這就意味美國不會輕易解除制裁、也很難解凍所有資產，伊朗如果要進行這一操作，就必然要有經濟危機可能炸裂、新一輪示威開始倒數的心理準備。

第三，「接受后翼棄兵」（Queen's Gambit Accepted）。其實也就是為求美國解禁制裁、解凍資產，而在核談判上進行讓步，例如同意移交或稀釋濃縮鈾、拆除核設施、接受國際機構與人員的反覆核查。這麼做當然有助鞏固政權的短期生存，卻形同交出核議題這個長期的戰略籌碼。

顯然，前述策略集體反映一個現實，那就是不論美以是否進攻，伊朗都有升級、僵持與讓步的多重選項，一切端看自己為了理想結果，更願意付出什麼現實成本，是軍事、經濟或戰略籌碼，而這也必然連動溫和與強硬、持久戰與經濟崩潰的相互牽制。

總之，雖說伊朗身處戰爭核心，但「第二陣營」的三國其實都有機會扮演戰爭護欄，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衝「第一陣營」的不確定性。

最後就是不直接參與戰爭，但在過程當中先後出面斡旋，竭力要避免衝突擴大的周遭國家，包括向來有「海灣調解人」之稱的卡達，以及由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沙烏地共同組成的「四國集團」。基本上，這一陣營算是整場戰爭的外部護欄，並且體現區域國家的避險意願與兩難處境。 （相關報導： 王鳳生觀點：克魯曼看錯了什麼？──經濟學者視角下的美伊衝突 ｜ 更多文章 ）

首先就是宣布美伊達成和平協議的巴基斯坦。整體來看，巴基斯坦與卡達類似，是少數能夠同時溝通美國、伊朗、沙烏地的穆斯林國家。不過之所以要對這次戰爭積極斡旋，即便談判反覆失敗也不放棄，恐怕還是更多出自成本考量：只要伊朗戰爭從海灣向外延燒，就有可能波及巴基斯坦西部，從而擴大俾路支衝突、震盪連接伊朗與阿富汗的邊境局勢。

更重要的，是巴基斯坦已在2025年9月以色列襲擊卡達後，應沙烏地要求簽署《戰略共同防禦協議》。這就意味著，只要伊朗戰爭炸裂為新海灣戰爭，六國也開始與伊朗交戰，巴基斯坦就可能被迫出兵沙烏地協同作戰。如此一來，不僅印巴邊境的軍事部署可能受影響，在俾路支省與阿富汗邊境的反恐行動，也都可能因多線作戰而走向透支。

此外，巴基斯坦的國內局勢也未必能夠承受參戰後果。一來，巴基斯坦存在一定什葉派人口，任何與德黑蘭的軍事衝突，恐怕都會觸發內部的教派緊張；二來，只要巴基斯坦參戰，就不能排除戰火可能波及內部基礎設施，包括中巴經濟走廊。這或許就解釋了，為何在美伊停火前夕，中巴也曾針對衝突提出「和平五原則」，希望推動戰爭降溫。

再來就是同樣面臨地緣風險的土耳其。

基本上，只要衝突導致伊朗政權崩潰、或是引爆長期地面戰，土耳其就可能被迫收容大量伊朗難民，畢竟兩國不只直接接壤，還共享將近500公里長的邊界。而且經歷更早的敘利亞內戰衝擊，土耳其至今依然收容超過300萬的敘利亞難民，雖說這一群體能為土耳其提供勞動人口、創造經濟效益，卻也無疑會對社會結構帶來一定壓力。

更重要的，是伊朗戰爭可能進一步催化庫德族問題：如果美國、以色列決定對伊朗發動地面戰，那麼庫德族武裝無疑會是有用的合作對象，這就會連動土耳其的深層戰略焦慮：如果伊朗境內重演類似敘利亞、伊拉克的現象，出現一個獨立的庫德族自治實體，甚至伊朗變天有部分來自庫德族武裝推動，從而引發庫德族勢力在中東的更廣泛動員，土耳其恐要就會被迫在伊朗戰場重演敘利亞模式，也就是直接派兵打出緩衝區。

接著就是看似遠離衝突，其實同受影響的埃及，其中關鍵就是經濟問題。

3月10日，因為戰爭引爆海峽能源危機，埃及直接宣布所有燃油價格上調15%至22%；同時，埃及約有15%至20%的天然氣來自以色列，但以色列直接在2月28日開戰後關閉了利維坦氣田，埃及政府只好出於節能需求，勒令所有商店必須在晚上9點前關門。

此外，戰爭同樣波及蘇伊士運河收入。在過去2年加薩戰爭期間，受到胡塞武裝引爆紅海危機影響，蘇伊士運河的運量已經有所下降，並也連帶腐蝕埃及的國家收入。好不容易隨著加薩停火，運量在2026年初有所回升，卻隨即又因為伊朗戰爭衝擊，迫使各方出於風險評估進行繞道。

結果，在長期面臨外匯短缺與巨額債務負擔的背景下，伊朗戰爭觸發的航運、能源危機，直接重擊埃及的最脆弱軟肋，並且進一步推升了通膨，導致埃鎊對美元貶值，一度跌至1美元兌換55埃鎊。這就解釋了，為何埃及會在戰爭爆發後持續呼籲各方克制，甚至是在巴基斯坦協調美伊談判前，就已表態願意主辦任何斡旋戰爭的會議。關鍵就是戰爭引發的經濟衝擊太過猛烈，即便埃及不如海灣國家站在衝突前線、蒙受飛彈與無人機襲擊，卻還是因戰爭外溢而被持續放血。 （相關報導： 王鳳生觀點：克魯曼看錯了什麼？──經濟學者視角下的美伊衝突 ｜ 更多文章 ）

顯然，前述三國各自擔負這場戰爭的不同風險：巴基斯坦因為防務聯盟，可能被迫參與海灣衝突；土耳其出於地理因素，可能再次經歷類似敘利亞內戰的衝擊；埃及則因自身體質羸弱，蒙受了慘烈的經濟失血。

至於一度在戰前遊說美國攻擊的沙烏地，則是面臨發展戰略的受挫。關鍵在於，沙烏地正在推動的「2030願景」產業轉型，其實必須依賴可預測的能源和收入流動，安全的海上環境就是關鍵。正因如此，戰爭導致海峽受阻後，沙烏地開始嘗試「繞過荷姆茲」，也就是將政策重心轉向紅海地區，通過管道從東向西輸送原油、再經紅海沿岸的延布碼頭出口。

可是歸根結柢，「繞過荷姆茲」不等於徹底消除風險，而是只算轉移地點。因為葉門的胡塞武裝即便已經勢弱，卻還是有能力干擾紅海水道，結果可能就是讓沙烏地的唯一替代路線再被封死。這或許就解釋了，為何在4月13日美國開始封鎖伊朗港口、導致伊朗威脅要讓胡塞封鎖紅海後，沙烏地會公開發難，不僅要求美國撤除封鎖，還愈發積極展開斡旋。

顯然，不樂見戰爭擴大的共同擔憂，就是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沙烏地的集體共識。所以四方先是於3月19日在沙烏地利雅德舉行會晤，又於3月29日在巴基斯坦的伊斯蘭堡進行會談，隨後更在4月17日至19日的安塔利亞外交論壇（The Antalya Diplomacy Forum）上多次會商，形成了斡旋停火的集體機制，並且各自面對美伊展開溝通。正因如此，即便戰爭最主要的斡旋角色還是巴基斯坦，但在6月15日美伊達成協議後，巴基斯坦同樣感謝了土耳其、沙烏地等國的支持。

可以這麼說，從2月28日開戰到4月7日美伊同意停火，再到6月15日達成諒解備忘錄、預備開啟新談判，伊朗戰爭的三大陣營國家，其實都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護欄作用，如此才能形成當前局面。

可是一切也正如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的1974年演講所說，「我帶著橄欖枝和自由戰士的槍來到這裡，請不要讓橄欖枝從我手中落下。」談判停火來之不易，毀棄卻只在一念間。放眼美伊終局的未來前路，戰爭風險依舊如影隨形。如果三大陣營能夠繼續維護戰爭護欄，美伊就有機會在反覆僵持中降溫戰火、避免復燃；反之如果三大陣營喪失平衡，戰爭的捲土重來其實也無需太長時間。 （相關報導： 王鳳生觀點：克魯曼看錯了什麼？──經濟學者視角下的美伊衝突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香港01》國際評論主筆。本文原刊《香港01》，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