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府放寬聘請外籍家庭幫傭的資格，從4月起，家中只要有「一名未滿12歲兒童」即可申請，門檻大幅降低。
由於過去門檻過高，部分家庭早已透過非法途徑僱用外傭，新政策讓這些家庭有望「從黑市走向合法」。
不少雙薪家庭表示歡迎，但也引發成本過高、托育衝擊等多方面爭議。台灣的入息中位數比香港、新加坡低，聘僱外傭的成本卻是更高。
BBC中文採訪多位家長、經濟學者及托育團體，了解這項政策能幫到誰、又幫不到誰。
門檻大幅降低
放寬聘僱外籍幫傭門檻的構想，最初由總統賴清德於去年9月提出，行政院今年3月19日正式拍板。
從4月13日開始，申請條件將由「家中有3個6歲以下小孩」大幅降為「家中有一個未滿12歲小孩」。此外，單親家庭及育有罕病、身障兒童的家庭也有相應放寬。
台灣勞動部長洪申翰表示，現在很少家庭會生三個小孩，「沒有後援的雙薪家庭」已成主流家庭型態，因此有必要檢討過時的外籍幫傭制度，這次政策最大的目標是「安心工作、家庭減壓」。
當局表示，外籍幫傭的來源國將維持菲律賓、印尼、越南、泰國共四國。官方粗估全台灣144萬家戶具有申請資格，但並非所有家庭都有需求，因此難以估計實際受惠人數。
從黑市到合法
「這項政策早該做了，現在推都太晚了。」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樊家忠認為，這項政策符合社會的期待，可以減輕許多家庭的負擔，預期會有很多人申請。
事實上，長期以來聘僱外傭的門檻過高，有些家庭早已透過非合法途徑滿足需求，黑市與黑工的情況並不罕見。
住在台北的陳先生與太太是高收入的雙薪家庭，育有三歲和一歲半的子女，為了減輕家務壓力，他們去年開始以「灰色地帶」途徑聘僱菲律賓外傭，即用家中患病長者的名額申請長照外傭，法律上該名外傭只能照顧老人，若被檢舉雇主會被罰。
他對BBC中文表示，現在政策放寬後將改為聘請合法外傭，對僱傭雙方都有保障，「除了可以分配她做家事，還能跟雇主出國」。他又說，身邊好幾位家長朋友都很期待申請，「非常支持，非常開心，是真正有幫助的育兒政策」。
家境小康、今年40歲的單親媽媽劉小姐，育有7歲的女兒。她表示家中長輩都很忙，無法支援育兒，她在孩子剛出生的頭兩年半，曾透過仲介聘僱非法的菲傭，負責餵奶瓶、洗澡等日常照顧工作，她認為幫助很大，「沒有人幫忙媽媽會瘋掉」。
住在台北的她透露，認識不少媽媽都曾僱用黑工幫傭，尤其是在疫情期間，「大家都知道沒有保障又更貴，但也沒有辦法」。
比香港、新加坡更貴？
依據台灣勞動部規定，家事移工（外籍家庭幫傭與家庭看護工）每月最低薪資為台幣2萬元（約625美元；4320人民幣），若含加班費、勞健保，以及2000元至5000元的「就業安定費」（就安費）等支出，每月聘僱成本接近3萬元（約938美元；6480人民幣）。
勞動部次長李健鴻表示，政府歸算2萬到3萬元是「多數家庭」可負擔的費用。
不過，有聲音質疑這是「服務富人的政策」。據台灣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2024年「每戶家庭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為98.5萬元（3萬美元；21萬人民幣），相當於每月8.2萬元（2,564美元）。換言之，聘僱外傭的花費約占家庭可支配所得的三分一。
對照鄰近地區，香港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為30,000港元（3,830美元），外傭法定月薪為5,100港元（650美元），佔家庭月入約17%。新加坡家庭月入中位數為12,000新加坡元（9,814美元），外傭月薪約600至700新加坡元（約464美元至540美元），僅佔約5%。比例上都低於台灣。
台灣政黨時代力量偕同台灣基進、綠黨、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日前共同舉行記者會，質疑新政策「看得到、用不起」，幫不到台灣「多數家庭」，並指行政院稱「144萬戶受惠」只是行銷話術。
在社群媒體上，有網友反問「我缺的是外傭嗎？我缺的是錢」，指出能在家裡騰出傭人房的，家庭條件得相當好，也有人說育兒費用已是一大支出，每個月再花三萬元雇用外傭，對一般雙薪家庭也是沉重負擔。
中產家庭的心聲
「新聞出來後一開始大家都很開心，但仔細看就發現門檻很高，每個月三萬塊太貴。」住在桃園的張小姐對BBC中文說。
她和丈夫都在航空公司工作，輪班制讓他們沒有固定工時，很依賴外援照顧2歲和5歲的孩子，目前全靠長輩幫忙。張小姐說，雙薪家庭，兩人月薪合共約20萬元，但房貸、保險金、孩子學費、生活費等，每月基本開銷也有14萬元，「如果還要額外付三萬塊請外傭，會壓力很大，要降低生活品質」。
她所居住的社區裡，不少住戶從事航空業，很多人都以灰色地帶的方式聘請外傭，但她無意這樣做。她提到，有些鄰居是機長，單人月薪就有二、三十萬，對那些家庭來說，外傭費用不過是薪水的十分之一，能輕鬆負擔。
「對那些月收入高又工作忙碌的人，這是一個很好的福利。但對我們這些中階以下的，只能看著流口水，卻拿不到。」
38歲的台北人Angel正在懷孕，並育有2歲半的兒子。她說「從生產過程到後面的育兒都讓人崩潰」，很希望有人分擔家務，但現在台北的家只有兩個房間，偶爾長輩來過夜已經非常擁擠，沒有條件騰出更多空間給外傭。
「台灣沒有請外傭的文化，不像香港，聽說那邊的房子再怎麼小，也會蓋好一個傭人房。」她對BBC中文說。
收入較高的Grace則在政策公布後隨即決定申請。她育有2歲女兒，目前正在懷第二胎，和丈夫分別在不動產業和半導體業任職，她認為聘僱外傭不是太大的經濟負擔，「家務非常繁重，孩子很小，就需要有幫手，沒道理讓育兒耗盡夫妻的體力，使家庭氣氛不好」。
她說自己有許多香港和新加坡的朋友，一直很羨慕當地政策，多年來向台灣民意代表陳情希望降低門檻，「現在終於放寬當然很開心」。「但台灣的外傭因為本外勞薪資未脫鉤，所以聘僱的費用比香港新加坡更高，而且台灣的平均薪資也較低，我覺得這是不太合理的。」
也有負擔得起的家庭基於其他因素暫不考慮。40歲的余小姐育有三名年幼兒子，她和丈夫分別從事醫藥行業和公務員，家庭月入約15萬元，經濟上有能力聘請外傭，但由於不習慣家裡有外人進駐，目前不會申請。
儘管如此，她向BBC中文表示歡迎政策鬆綁，認為可以緩解中產階級和中生代「上有老、下有小」的壓力，而中產家庭正是台灣經濟最穩固的主力。「如果他們被老、小壓垮了，經濟主力會快速流失，最後也會影響到最需要社會福利的一群。」
能提振女性就業和生育率嗎？
據行政院主計總處2023年的調查，台灣未婚女性的勞動參與率為66.7%，有配偶或同居的則僅為49.3%。對照鄰近地區，香港的女性勞動參與率在聘僱外傭的情況下是82.3%，而新加坡25歲至64歲女性勞動參與率也高達81%。
樊家忠教授指出，社會既鼓勵女性外出工作，提高女性就業率，又希望她們多生育，提高出生率，但如果沒有好的政策，這就是不切實際的期待，「放寬外籍家庭幫傭，會讓家庭有多一個減輕育兒負擔的選擇。」
他表示，僱用外籍幫傭有非常多種考量，例如有的女性為了育兒必須中斷職涯，等到想回職場時已經沒有她的位子了，「就算以她的收入，雇用外籍家庭幫傭是筆不小的支出，她也可能覺得很划算。」
在生育率方面，他也表示出生率下降與育兒成本負擔太高有關，「要讓出生率趨緩，就要降低育兒負擔。」但他強調，放寬外傭對提升生育率有多少幫助需要長時間評估，提高出生率需要多管齊下。
台灣前總統蔡英文推出「0到6歲國家養」等減輕父母育兒負擔的政策，但少子化危機始終未能解除。截至今年2月底，台灣人口數為2,328萬人，已連續26個月負成長。
不過，托育及就業政策催生聯盟（托盟）對上述兩項政策目標均有保留。托盟發言人王兆慶以新加坡為例指出，新加坡是世界上引進最多外籍家務工的國家，自1980年代從零增加到如今約30萬人，但45年來生育率從1.8下跌到0.8，並沒有提振效果，而跨國學術文獻從來沒有發現任何一個國家，因大量引進外傭而提振生育率。
在女性勞參率方面，托盟去年底的民調顯示，受訪者中正在就業的女性佔六成，這些人就算雇用外傭仍會繼續就業；而剩下四成未就業者中，僅有一成表示會因雇用外傭而重返職場。
勞動部次長李健鴻對此回應，提高女性勞參率或生育率並非這項政策的考量重點，開放外籍幫傭是在眾多協助家庭安心的政策裡，再多加一項選擇。
衝擊台灣保母飯碗？
除了成本與成效，另一個引發討論的議題是對本地托育體系的衝擊。
他指出，台灣法律規定嚴格，無論在機構還是居家，從事托育工作都須取得資格，一般家事服務人員不被允許從事托育，「但外籍家庭幫傭卻可以不接受訓練就照顧小孩？」
根據勞動部「外國人勞動權益網」，家庭幫傭的工作內容是在家庭從事房舍清理、食物烹調、家庭成員起居照料或其他與家事服務有關工作。
勞動部長洪申翰強調，外籍幫傭的定位是「家務幫手」，不會取代負責專業教養的台灣保母。衛福部社家署長周道君也表示，政策定位與法律定位都未將外籍幫傭定位在保母領域，僅是協助各種家庭事務處理而已。
但王兆慶認為，法律定位與實際使用之間存在落差。他以新加坡為例指出，當地開放外傭45年，但五年前仍宣佈，要將兒童的托育就讀率提高到80%，「因為他們認為幼兒處於發展的黃金期，應該用正規的教育和保育服務給兒童刺激和學習的機會」。
托盟去年針對全台在職保母進行調查，超過九成反對放寬外籍幫傭限制。王兆慶指出，本地托育人員付出成本考照、每年受訓並接受政府評鑑，外籍幫傭卻無需任何資格認證，也缺乏相應管理機制，業界對此感到憤怒。
不過，也有家長對BBC中文表示，外傭和保母是兩種不同的需求。
育有2歲女兒並正在懷第二胎的Grace說，自己深度參與育兒過程並是決策者，向來不喜歡聘用台籍保母，「保母們因為專業的緣故會有很多想法，但我更希望的是有個幫手配合我的想法，依照我的要求去做，外傭在這一塊比較可以滿足我的需求」。
她補充指，外傭可以協助打掃、洗衣服、備餐、洗碗等繁瑣雜事，她作為母親則負責陪伴、教育、煮飯、帶孩子出門等。
育有三名兒子的余小姐則說，由於她的工作模式是接案子，時間較彈性，她若要外出工作，白天會聘僱到府保母，也會請家事服務員打掃，按鐘點收費，「加起來也是平均每個月三萬塊，但他們都是專職的」。
在她看來，專業托育與家事幫傭是兩種不同的服務，也跟家長的工作型態有密切關係。「如果我是全職職業婦女，有外傭可以全時間顧小孩、接送，會很實惠。」
政策能走多遠？
執政黨方面，育有雙胞胎的民進黨立委張雅琳表示，接獲許多家長正向的肯定，相信外籍幫傭可以解決一部份家長的困境，但她也表示會積極爭取彈性工時和遠距工作等機制，以及擴大公托的量能，這才能回應到一般中產家庭的需求。
民進黨立委林月琴則提出警示，單純放寬條件恐不足以解決托育困境，她也憂心「無差異放寬」恐導致外籍移工過度集中於家庭幫傭領域，進而犧牲其他產業的勞動力需求。民進黨立委林淑芬也表示，這與目前發展公立托育的政策背道而馳。
在野黨方面，國民黨立委王鴻薇表示，鬆綁外傭政策是她參選立法委員的第一項政見，當時卻被民進黨立委甚至勞動部攻擊，這次行政院放寬申請政策，她希望民進黨「不要再出來亂」，讓有照顧需求的家庭有喘口氣的空間。國民黨立委蘇清泉也表示樂見這項政策實施，但認為就安費仍是不小負擔，應予以調降。
民眾黨團則表示，應審慎評估對於本國勞動人口就業的衝擊，政府也要誠實面對整體公共托育設施不足、缺乏實質友善職場與真正彈性工時的問題。
事實上，對許多中產家庭而言，外傭政策不只取決於門檻和費用，還牽涉整體工作文化與根深柢固的育兒觀念。
38歲的台北媽媽Angel說，她生小孩前任職的公司比較傳統，沒有彈性工作時間，很難請假。「就算請外傭，她也沒辦法完全取代我的功能，如果小孩生病，我該請的假還是要請。這樣算下來，我付了三萬塊還是會影響到工作，那我寧願累一點自己顧小孩。」
她也坦言，除了經濟負擔和工時等實際考量，還有心理上的無形包袱。「我們還是會有傳統觀念，因為婆婆以前都是靠自己，很辛苦地照顧長輩、照顧小孩，習慣了什麼都自己來。我也會介意長輩怎麼想。」
桃園人張小姐也說，是否請外傭「跟個性很有關係」，她身為家中長女，從小習慣親力親為和掌控感，現在連送小孩去托育中心都不太安心，只信任親人。「如果真的要花錢，我不如把這兩三萬塊給長輩，畢竟是自己人。」
她說，正是因為有人分擔，讓她覺得育兒不再只是消耗，而是一件有趣的事，「如果沒有幫傭出現在我們的家庭，我們也不可能這麼快再生一個小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