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的問題」不等於「中國的問題」：《思想53─陸生談兩岸當代性》選摘

我要強調中國共產黨的問題是「共產黨的問題」，而不是「中國的問題」，因為在我看來，這個問題必須要跟另一個問題區分開來對待，這個問題就是關於「中國」到底應該包括哪些地區和民族的問題。實際上這個問題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的問題」，而不是「共產黨的問題」。

當前因為中國共產黨一直堅持新疆、西藏和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以反對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問題，跟中國的邊疆和領土問題糾纏在一起。在中文世界反對中國共產黨的異議分子中，一部分人的目光集中在政治體制的問題上，而有些人則更感興趣中國的領土和民族問題。他們更多的強調新疆、西藏和台灣本質上是不屬於中國的，它們就應該是獨立的國家。這種考慮背後更大的目的，就是希望盡可能地縮小中國作為一個政治主體和文化主體的影響範圍，或者簡言之，就是「去中國化」。

在漢語世界中，「西方優越論」和「去中國化」共同構成了對於中國共產黨試圖在世界範圍內擴大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影響力的反叛力量。但是這兩種做法對於我們深入理解關於中國共產黨的問題，並沒有太大幫助。 

旅居美國的獨立學者李江琳女士長期從事關於建國後西藏地區歷史的研究。她的著作，比如《當鐵鳥在天空飛翔》著重考察了中共在50年代對西藏的武裝鎮壓。按照李江琳的說法，中共對西藏的武裝鎮壓根源於藏人不接受中共的集體化政策，是藏人的對抗行動引發了中共的武裝鎮壓。因此李江琳把這一矛盾稱之為「共藏矛盾」，就是中國共產黨和西藏之間的矛盾。

而同樣關注建國後西藏問題的唯色則完全不同意這一說法，唯色更傾向於將這一問題稱之為「漢藏矛盾」，即漢人和藏人之間的矛盾。另一個例子是民國時期歷史學家傅斯年和人類學家吳文藻之間的爭論。

吳文藻當年從哥倫比亞大學學成歸國後，曾試圖採用西方的民族觀念重新考察中國的各個民族。但是這一舉措卻被傅斯年制止了。而傅斯年的主要考慮，就是這種看法某種程度上暗含著分裂中國的傾向。尤其是當時正值二戰時期，中國正在對抗日本的侵略，而日本人恰恰也支持對於中國國內的各民族採用西方意義上的民族觀念來重新認識。他們這麼做的目的，確實是為了分裂中國。故此傅斯年強烈支持「中華民族是一個」的看法，反對用西方帶有種族色彩的民族觀來重新認識中國。而傅斯年眾所週知是一個反對共產黨的知識分子。這也說明反對共產黨一黨專政的人，並不代表他就一定會支持中國領土的分裂。

認真辨析就不難發現，這個問題並不是共產黨社會獨有的問題，也不是由共產黨一黨專政所必然衍生出的問題。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採用了清朝的邊疆和領土作為中國國家主權的地理範圍。中國共產黨雖然在政治組織和社會管理模式上採用了蘇聯式的現代模式，但是在領土問題上則是希望延續清帝國的版圖。我們可以假設，即便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既沒有國民黨，也沒有共產黨，新疆，西藏和台灣究竟是否應該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依然是個問題。 （相關報導： 台海解碼》兩岸重開機？賴清德「3個動作」尋求春暖花開，北京注意到了！ ｜ 更多文章 ）

換言之，假設有一天中國真的擺脫了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它依然有兩種可能的存在方式，一種是類似於美國的聯邦制，也就是說中國依然保持現在的領土不變，新疆，西藏和台灣以及其他地區和省份可以作為聯邦的州存在。另一種則是一個類似於宋朝中國的「小中國」，新疆，西藏及台灣都將作為獨立的國家而存在。依我之見，這個問題其實是中國在從一個前現代的「帝國」，即清帝國，轉變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它究竟應該如何重新自我理解，重新規劃和處理其領土範圍的問題。中國共產黨的專制問題，應該跟中國的民族和領土問題適當地分開考慮，這兩個問題不宜混淆在一起。

在對於中國究竟應該包括哪些區域和民族，即「大中國」和「小中國」這兩種看法的問題上，很難講誰對誰錯。我認為這兩種看法應該被平等地對待，也就是說這兩種看法哪一種也不比另一種更具有「道德優勢」。正像傅斯年的例子，儘管中共一直強勢推行它的「大中國」理念，但是一個人反對共產黨一黨專政也並不代表他就一定會支持「小中國」的理念。這兩種看法都不應該成為一種政治正確，也就是說，這個問題是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開放問題，而它的現實結果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歷史的偶然因素。

中國社會的很多問題確實是屬於共產黨社會特有的問題，也就是說，如果中國沒有共產黨，就不會有這些問題，比如說反右和大躍進以及文革所造成的那些歷史災難。但是這並不代表中國當前所有的問題全都是共產黨社會特有的問題。民族和領土的問題，其實就不是共產黨社會特有的問題。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上講，雖然說「大中國」和「小中國」都有可能成為未來的歷史現實，但是它們所蘊含的公民義務和道德責任是不同的。比方說一個中國人加入了美國國籍，那麼他所必須履行的公民責任和義務就是為美國而履行的，他對於中國國內的政治狀況，最多只能說是「同情」，但卻談不上責任和義務。同樣的道理，對於支持「小中國」方案的人來講，他們一定有對抗共產黨專制的必要性，但是卻不一定有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轉型正義的責任和義務，因為他們的公民責任與義務歸屬於他們心目中的「自己的國家」，無論是西藏還是台灣。他們對於中國未來政治局勢的走向，至多是同情，卻不是責任和義務。

但是「大中國」的意義則完全不一樣：對於這個方案而言，任何一個人，只要他所在的地方未來有可能會成為憲政民主的聯邦制中國的一部分，那麼對於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轉型正義，他就具有潛在的公民義務。在以賽亞．柏林的「兩種自由」已經成為一種常識的今天，人們可能更多地傾向於認為「積極自由」蘊含著潛在的專制傾向。但是事實上，「消極自由」嚴格來說只是逃避專制的一種手段，它並不具備推動制度轉型和實現轉型正義的力量。能夠推動制度轉型和實現轉型正義的力量，恰恰蘊含在積極自由當中。只有每一個人真正把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看作是與自己相關聯的，並且把履行公民義務和責任當作是自我實現的一種方式，轉型正義的實現才有可能更進一步。

但是公民的責任與義務不可能建立在強制的基礎之上，一旦建立在強制的基礎之上，它就會蛻變為對於個體自由的束縛，或者說「壞的積極自由」。它只能出於自發的愛國情感。從這個意義上講，很多人想要「去中國化」，其實就是因為他們不喜歡中共的統治，如果只是這樣的話，假設未來可能會存在一個沒有共產黨的、憲政民主的共和自由主義制中國，這樣的中國，他們還會愛嗎？ （相關報導： 台海解碼》兩岸重開機？賴清德「3個動作」尋求春暖花開，北京注意到了！ ｜ 更多文章 ）

＊本文選自《思想》第53期《陸生談兩岸當代性》（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