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對台灣來說是充滿困局的一年。在政治領域，民進黨發動勞民傷財的「大罷免」鬧劇，且違反憲法規定，以缺額的方式召開憲法法庭並得出判決，將大法官當作打擊政敵的政治工具，使憲政體制陷入危機。在軍事領域，賴清德拋出「打造台灣之盾」的防空反導構想，提出1.25兆特別軍事預算，並承諾軍事預算將在未來5年內達到GDP的5%（超過1.4兆台幣）。美國也不斷要求台灣強化軍備和防衛決心，且通過約3500億台幣的軍售大單。解放軍於是在年底無預警發動「正義使命-2025」圍島軍演。兩岸軍事對抗態勢再度升級。
以上這些政治、軍事領域的困局距離我們普通老百姓感覺很遙遠，而且大陸的軍演也十分克制，甚至不斷強調不針對台灣群眾，所以台股照樣大漲、我們也照常上下班和欣賞跨年夜的絢麗煙火。就算民進黨繼續這樣「胡搞瞎搞」，似乎也不會對我們造成什麼立即性的損害，大不了下次選舉再用選票教訓民進黨就好了。對絕大部分台灣人來說，負面影響最大，且大家都會很有感的，恐怕是民進黨配合美國的戰略規劃，將半導體產業鏈和其他製造業外移、投資美國，以及將政府預算大量投資軍費後可能造成的民生衝擊。與此同時，在房價物價飆漲，政府分配機制失能，民眾實質所得大幅降低的情況下，民進黨政府不僅不維護「和平紅利」又將兩岸「對抗成本」堆高，底層群眾生活愈加困頓。由此可見，兩岸和平與社會公平，已成為台灣社會良性發展缺一不可的關鍵要素。
「台灣病」是什麼？
去（2025）年《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指出，台灣為了維持半導體產業的出口競爭力，長期控制匯率和低利率，使新台幣嚴重被低估、房價高漲、薪資凍漲等問題，進而導致中低階層民眾的實質購買力不斷下降之困局，還將其稱為「台灣病」。儘管包括央行在內的許多經濟專家、學者都立刻發出反駁，認為該文單純將台灣的經濟問題歸結爲匯率操作過於武斷，但是台灣勞工群體長期面臨的低薪問題、物價房價飆漲和老百姓實質購買力的大幅衰退，不僅確實存在，且正在不斷惡化。
更嚴重的是，我們看不到政府有任何試圖解決這些問題的誠意和具體做法，長期以來政府只拿得出治標不治本的「敷衍方案」。例如民進黨一再強調執政10年來薪資調整最多次，但這種調漲遠不及物價的漲幅，老百姓的實質購買力仍然是下降的。最近一次基本薪資調漲，是將月薪從28590漲到29500，增加910元。但就在元旦調漲後幾週內，物價也陸續跟漲，例如筆者平常愛吃的鴨肉飯，一小碗從40漲到45元；廣受中低階消費者喜愛的L牌平價連鎖咖啡也漲了5元。若一天只吃三餐加喝一杯咖啡，基本開銷就增加20元，等於一個月增加了600元。若再算上漲價的其他開銷和電費，這區區910元的調薪大概率還是入不敷出的。我們廣大群眾在調薪後的實質購買力還很可能是負增長，這是非常弔詭的現象。更何況，大多數30到40歲以上的中青年族群，經歷過十多年的職場歷練，其薪資早已高出基本薪資，所以基本薪資的調漲也與他們無關，但是，他們卻要承擔「相應而漲」的物價，以及實質購買力的不斷下降。由此可見，不想辦法抑制物價房價的飆升，基本薪資的調漲幅度還如此「些微」，這根本就是把老百姓當作「朝三暮四的猴子」在敷衍而已，對於改善大家的生活毫無助益。
然而，《經濟學人》對台灣低薪問題開出的匯率解方也令人匪夷所思。就算台幣升值，對於如筆者這樣既不從事進出口生意，也鮮少出國旅遊的大量底層群眾而言，購買力也不會提升，因為我們就只有台幣。台幣升值雖然能使進口產品的價格降低，但那也大多是奢侈品、轎車、3C產品等等，與底層老百姓民生息息相關的菜價和生活必需品並不會有太大的改變。而且，台幣升值也會使許多企業的出口競爭力減弱、盈收減少，到時候恐怕廣大的受薪階級又得面臨被裁員、放無薪假的窘境。實際上，正如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日前返台交流時針對「台灣病」問題所說的：政府介入並補強稅制與再分配機制，包括設立土地增值稅和擴建公共住宅，才是較為正確的解方。
「台灣病」的急速惡化風險
除了上述分配正義多年來無法落實的問題外，在民進黨長期執政下，兩岸對抗態勢的升級以及在軍事、經貿領域全面「倚美抗中」的路線，使台灣社會付出巨額成本，長此以往，「台灣病」很可能會繼續惡化下去。在「倚美抗中」的政策主軸下，動輒上兆的軍費還只是基本開支。為了達到美國財長貝森特說的「讓川普滿意」的目標，我們還要付出5000億美元的對美投資。這是一筆相當龐大的數目。有多龐大？根據美國華府著名智庫「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計算，美國自1946到2024年間，對外經濟和軍事援助的第一大盟友是以色列，累計金額約為3300億美元；第二大受援國是埃及，累計金額約為1800億美元。兩者加起來正好超過5000億美元。換句話說，台灣作為一個2300萬人口的小島，居然要承擔美國這樣一個超級大國過去近80年來提供給中東地區兩大盟國的軍事、經濟援助的總開支。這真是令人難以想像！我們真的負擔得起嗎？這到底要我們老百姓割下多少肉去「獻祭」？
雖然民進黨宣稱台灣的經濟狀況非常好，有實力負擔高昂軍費和赴美投資，但這樣「近乎於掏空台灣」的政策規劃不可能不排擠到民生預算。於是，2026年伊始我們就看到，從2016年蔡英文上任後民進黨就一再強調要大量興建社會住宅的政策已經確定要跳票了。未來恐怕還會有更多基礎建設、民生福利政策會接著跳票，這也就必然會導致分配不均的「台灣病」變得更嚴重。
可以發現，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正因為「倚美抗中」的錯誤路線而陷入一種惡性循環中。只要兩岸對抗越激烈，美國的獲利就越大（對台軍售、台灣產業赴美投資、台灣市場對美產品開放等等），而台灣底層群眾的生活也就越困苦（基建、社福被排擠）。而且，無奈的是，我們就算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中「吃草根、啃樹皮」，讓美國予取予求，仍然難以在兩岸軍事對抗中取得一丁點優勢，更不可能期待連北約盟友都拋棄的美國，提供台灣更堅實的安全保障。
因此，要將台灣經濟、社會的發展導回正軌，第一步要做的便是：跳脫「倚美抗中」的惡性循環螺旋，追求兩岸和解，重建兩岸經貿合作。這麼做才能大幅降低投注在軍費和「對美讓利」上的高額「對抗成本」。接著，第二步是：設法完善兩岸經貿合作的機制建設，使兩岸的「和平紅利」（或「和解紅利」）惠及盡可能多的中低階層群眾。如此一來，我們才能逐漸治癒嚴重分配不均的「台灣病」。
ECFA 1.0的侷限性
上述兩步驟用更通俗易懂的話說，就是先節流和開源，把餅做大，再通過較為公平的機制和措施合理地分配這塊大餅。或者說，先避免讓外人（美國）無止境地吸血，再防止內部資產階級將經濟利多「整碗捧走」。道理其實很簡單，不過長期以來政府都沒有真正做到。
這裡可能會有人提出質疑：過去在馬英九執政時期，也就是2008到2016年，當時兩岸關係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非常和平穩定，經貿領域的合作交流也非常多，台灣的低薪問題也沒有得到改善阿？其實這一點恰恰說明了要做好「合理分配」的第二步是遠比「把餅做大」的第一步更難的，也更需要完善和機制化的兩岸經貿合作方案。要實現第一步幾乎不需要花什麼腦筋，以過往經驗來看，只需要政府「表個態」，認同「九二共識」就行了。而關於從第一到第二步的「卡關問題」，我們有必要簡單回顧一下ECFA 1.0的問題和侷限性。
直接了當地說，問題出在兩岸雙方沒有更完善地在經貿領域進行優勢互補和更深入的合作，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是當初馬政府設定的兩岸合作目標就是極為淺層，且以維護在陸台商的利益為主。記得2007年馬英九和蕭萬長在競選政見辯論時就表達了他們主張的兩岸經貿合作的初衷。主要是為了應對當時如火如荼展開的「東協加三」（ASEAN+3）區域經貿整合，擔心區域免關稅的自由貿易合作會使台灣企業失去競爭力，但台灣又無法與東南亞國家簽署FTA，只能先和中國大陸簽署類似協議，使廣泛在大陸設廠的台商能從大陸將商品直接出口，且同樣享有免關稅的優勢，避免台灣在東亞的區域經濟整合中被邊緣化。第二是中國大陸當年的產業發展也不夠完善和進步，兩岸經濟合作主要圍繞在傳統製造業。審視2010年兩岸達成的ECFA協議的內容和早收清單列表就可以發現，大陸對台灣產品的優惠政策主要以紡織、機械和石化類原物料、產品為主。這既符合當時大陸基礎製造業發展的需要，也為台商提供了便利性。例如在大陸的機械製造、加工廠大多需要工具機，但當時大陸的技術還沒那麼好，本地製造的工具機性能不優，使用德國或日本品牌則成本較高，因此，選擇台灣自產的工具機是性價比最高的；同樣地，在大陸的大量台灣塑膠廠和紡織廠也需要石化產業的塑膠粒、化纖作為原物料，相較於大陸和其他國家，台灣自產的石化原料也較具成本和品質上的優勢。
以上這兩個原因導致兩岸經貿合作的首次嘗試——ECFA 1.0必然無法涉及和平紅利的分配問題，所以台灣社會和大量底層群眾對兩岸經濟合作的成果沒有太大的獲得感。而第三個原因更致命，那就是更進一步推動兩岸經貿合作的嘗試——服貿、貨貿協議，在2014年遭遇「太陽花運動」的強大阻力而中斷。涉及台灣大量就業人口的中小企業，除了傳統製造業的小工廠以外，數量更龐大的其實是如住宿、餐飲等服務業和零售批發業。降低兩岸貨品關稅、促進貨品流通，和雙方開放服務業市場的服貿、貨貿協議應可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就如同許多「隱形冠軍」的中小型製造業當年赴陸投資設廠、規模越做越大一樣，台灣的中小型服務業，也可能在大陸廣大的市場中開創輝煌佳績。不幸的是，進一步深化兩岸經濟合作的發展進程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戛然而止。
ECFA 2.0如何惠及台灣群眾？
儘管在2016年民進黨執政後兩岸關係急凍，而服貿、貨貿等兩岸經濟合作的相關議題也已凍結十餘年，但近年來台灣仍不斷有政治人物拋出兩岸應「重啟服貿」並主張兩岸經濟合作應「常態化、法制化」的相關討論。畢竟台灣經濟早已高度依賴大陸，就算民進黨十多年來不斷想方設法要降低對大陸的經濟依賴，2025年兩岸的貿易額仍然創下新高，達到3143億美元。就算沒有貨貿協議，台灣還是有很多個人或商家從淘寶進貨。既然兩岸經濟互賴關係、貨品流通根本擋不住，那麼就應該設法管理和監督，使相關利益能造福更多中低階層群眾，而不是永遠被某些既得利益者壟斷。這也就是說，若兩岸達成和解，恢復並深化經濟合作，則務必要將「合理分配」的問題納入考量。
以下是我針對兩岸重新開啟經貿合作協商或ECFA 2.0應涉及的領域和機制化管理等問題提出一些粗淺看法。
首先是關於合作的產業領域。應盡量基於兩岸雙方優勢、弱勢領域進行互補性合作。
一、兩岸貨品和服務項目需要更廣泛的互通：有鑒於今日中國大陸原物料和各類製造業產品的發展，十多年前兩岸洽談的貨品流通協議也顯得較為落後。若台灣更開放大陸的各類商品進入台灣市場，下至日用品、上至電動車等高價位產品，相較於台灣市場上諸多歐美日韓等地的進口商品而言，大陸產品更具物美價廉的優勢，使市場有更多選擇，也有助於平抑物價。
二、新興高科技產業：在2010年兩岸簽署ECFA 1.0的時候，大陸各產業領域的發展還較為落後。當時大陸的品牌小米、華為出產的手機都還是廉價且品質較差的「山寨機」，遠遠落後能和蘋果、三星競爭的台灣自產品牌HTC。如今真是滄海桑田、物換星移，小米、華為已成為享譽國際的智能居家和科技品牌了，而HTC的手機已幾乎無人聞問。因此，大陸的科技業品牌廠已和15年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語，而台灣的高科技代工、製造業如半導體等硬體設備、零組件則仍然具有一定優勢，若兩岸結合相互的優勢，不僅可推動新興高科技產業的發展，還能創造更多高收入就業崗位。可重點合作的領域包括綠能設備（太陽能和風電機組零件、儲能模組）、電動車零組件（電池、車用電子設備）、人工智慧與機器人（伺服器、晶片、具身智慧應用設備零件）等等。
三、醫材藥品和長照醫療服務業：兩岸甚至是全亞洲都在面臨老齡化社會，對於台灣中低階層老百姓而言，醫療和長照的巨大開銷負擔是相當沈重的。近年大陸製造業和生技製藥產業的發展突飛猛進，這使大陸生產的醫療設備和藥品不僅具有價格親民的優勢，其品質也不輸歐美廠商。而台灣則在照護、復健、營養和居服員培訓等各專業服務領域則具備更成熟的經驗和優勢。因此，兩岸在這一方面的合作可從醫材藥品和專業人員資格認定等面向起步。
四、環保相關產業：與十到二十年前不同，中國大陸現在非常關注環境保護，不再願意為了發展經濟而承擔嚴重污染的代價，這一點與台灣解嚴後長期以來的環保意識漸趨一致。在資源回收、廢棄物料處理等領域，台灣具備較豐富的技術和經驗，大陸目前正在推進的「碳中和」目標與產業轉型過程對相關技術和經驗具高度需求。因此，兩岸在此一面向的合作也具有較高的互補性商機。
再來是關於「對抗成本」或「和解紅利」的機制化管控問題。相關規劃應盡可能設立兩岸和解與經貿合作的再分配機制，確保部分收益使用於造福大眾的公共政策，或其他令中低階群眾有感的補貼措施。
一、和平紅利基金：首先是中國大陸方面。長期以來大陸都有鼓勵台商建廠投資或創業的稅務優惠和補貼政策，亦有大量在大陸的本地和台資企業就職的台灣人被課徵所得稅。兩岸可通過協商，讓大陸政府將一定比例的優惠、補貼以及對台灣企業和台籍員工課徵的所得稅、增值稅等都納入所謂的「和平紅利基金」中。而對台灣方面來說，若兩岸進一步開放市場互通，台灣政府也可將其對大陸商品和來台投資的大陸企業的課稅中，調撥一定比例的稅收納入該基金。
二、和解稅：一旦兩岸達成和解，可效仿德國統一後對收入高出一定額度以上的群體徵收「團結稅」，並將稅收用於對東德貧困群體的補貼。兩岸也可在和解後對高收入群體課徵「和解稅」，或是直接將目前大幅編列的，兩岸和解後就用不上的「對抗成本」如軍事開支等，直接轉變為「和解稅」。
三、設立相關法規和監管機構：應通過類似於《全民健康保險法》或《國民年金法》的法規，並基於法規在經濟部內設立「兩岸經貿合作收益分配管理司」，或直接徵調經濟部、勞動部、衛福部等跨部會人員組建二級機關「兩岸經貿合作收益分配管理委員會」，專門負責上述基金、稅務的統計、審計和監管，以求落實合理分配，且將稅收和基金運用於推進公共建設、優化勞健保基金、完善各項社會福利的政策上。到時候，中小學營養午餐一律免費且由該基金撥款；興建社會主宅的支出也可統一由該基金出資。各縣市也就不需要再比拼地方財政了，各地區基本福利不平衡的問題也可逐漸改善。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若兩岸和解不僅能使台灣的產業發展更上一層樓，還能通過合理的分配機制解決「台灣病」，讓中低階層的普羅大眾都獲得更優質的生活保障和社會福利，我們為什麼要選擇對抗的不歸路呢？我相信，如果能把寶島台灣打造成「東方瑞士」，沒有人會想成為「東方烏克蘭」的。
＊作者為政治學博士、台灣社會共好論壇籌備會研究員 （相關報導： 諾貝爾經濟學家解讀「台灣病」 史迪格里茲：高房價與分配失衡，凸顯成長模式的結構性風險 ｜ 更多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