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社會對霸凌與政治的應對，長期陷入「有錯必罰、有恨必報」的慣性中。然而，近日旅德家長 Asa 分享德國小學處理校園霸凌的經驗，或許為我們展示了另一種可能：正義不一定要透過血流成河來換取。
該則引發萬人熱議的分享指出，面對學童間的不當言語、孤立甚至黃色笑話等霸凌行為，德國第一線教育者的回應出人意表。老師既不忙著還原現場，也不急著要求道歉，而是平靜地表態：「我們不是要追究過去發生的事情，那些都已經過去了，我們現在的重點是這些孩子日後該怎麼相處。」
這句話對長期浸淫在「應報式正義」的臺灣社會而言，無疑是一場認知上的晴天霹靂。在我們的治理邏輯裡，傷害發生後的標準程序是：蒐證、定罪、施壓、道歉。我們渴望看到加害者付出代價，在政治上也僅僅用「看你能囂張多久」積壓不滿，並錯誤期待「換人上去你就知道」。往往忽略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如果處罰換不來和解、輪替只是冤冤相報，那正義的意義究竟為何？
一、從「審判過去」到「構築未來」的制度翻轉
德國的處理模式並非鄉愿，而是一套極度理性的「修復式治理」。他們引入受過訓練的「銀髮族協會」作為非權威的第三方調解，讓衝突雙方在沒有體制高壓的環境下對話，最終簽署一份具有契約精神的「行為合約」。這套邏輯對臺灣治理至少有三層啟示：
「去情緒化」的制度約束： 道歉往往是廉價且充滿表演性質的，但「合約」是制度性的。它不要求受害者大愛原諒，而是要求雙方在規則下共存，將衝突導向理性的行為修正。
「社會整合」的共存邏輯： 霸凌者與被霸凌者終究要在同一個場域生活，正如朝野支持者都將繼續在臺灣這塊土地上共存。與其透過隔離與標籤化製造更深的仇恨，不如透過第三方介入，以更高的視角與人民共同的立場，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共識。
「預防性擴散」的體制修復： 校方不點名當事人，而是針對事件反映出的缺失（如性平知識不足）進行班級集體教育。在政治上，則是將每種濫權、對抗的選項，透過制度的修正提高其成本，完成類似行為的預防與體制內的衝突解決。
二、臺灣的集體困境：應報文化的治理陷阱
回頭審視臺灣，無論是校園衝突、司法改革，乃至於長年僵持的廢死爭議，主流民意始終高度依賴「應報」。這種傾向反映了臺灣治理的雙重困境：對制度的不信任，以及緩衝機制的缺失。
正因為我們不相信體制具備足夠的保護力，所以我們只能要求「對等的痛苦」來獲取心理補償；正因為我們的法律框架往往只有「起訴」與「私了」兩極，缺乏像德國那樣成熟、專業且非權威的調解資源，導致所有社會矛盾最終都必須推向極端的對立；正因為體制的缺陷，讓對立難以和平收斂，選民才會反覆依賴大選與政黨輪替來重置僵局。
這種過度依賴刑罰與羞辱的「避險式治理」、過度依賴政黨輪替作為政治保險的文化，本質上是對社會韌性的侵蝕與對缺陷制度的忽視。我們以為懲罰了壞人，社會就安全了；輪替了某黨，僵局就解決了。事實上，這只是把病根暫時壓入地底，等待下一次的復發。
結語：轉向修復，需要體感的成功經驗
正如筆者曾多次論述，制度的穩定取決於程序信任。如果臺灣要從「應報」邁向「修復」，我們需要的不是高深莫測卻任權力者取用的法律術語，而是如同德國小學那樣，讓人從小在微小的衝突中感受制度的建設力，重塑臺灣的應報文化。
「正義」不應只是清算過去的帳單，更應該是開啟未來的鑰匙。當我們不再執著於清算過去的帳單，轉而思考如何構築一紙全體國民願共同遵守的契約時，臺灣的民主，才真正跨出了情緒治理的陰影，穩健走向成熟。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誰有權力把霸凌定義衝突？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制度研究者，長期關注憲政體制、兩岸關係與地緣政治賽局，主張以現實主義視角守護臺灣最大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