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卓揆宣布不副署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案，讓行政與立法機關的憲政衝突再次成為公共討論焦點。支持者咸認，面對違憲或破壞權力分立的法案，行政院長不能只是被動接受，不副署乃護憲必要之舉；反方則認為，法律既經程序三讀通過，行政院實不應讓不副署成為常態。若認現行制度對違憲法案的處理方式不足，仍應將判斷原則明文化，而非由閣揆自行決定，否則同樣難謂保護權力分立。
雙方論述都有理據。然而，當行政與立法機關都認為對方違反憲法時，除了爭論有沒有權力、誰對憲法的理解更正確，更現實的問題是：如果雙方都不接受對方的主張，究竟應該透過什麼制度解決？又有誰能確保掌權者受到共同規則的約束？
不副署爭議，若只停留在憲法權限交鋒或政治立場攻防就略顯可惜了，我們不妨將其當成檢視臺灣民主法治實質運作與制度改良的觀察窗口。
有權提出異議，不代表可以自行決定爭議結果
立法院三讀通過法律，不代表行政院不能對其合憲性提出質疑；行政院認為法律違憲，也不代表它可以逕行援引憲法不予副署。憲政制度容許不同機關對憲法權限有不同理解，但權力分立的目的，是讓不同權力彼此制衡，同時保留處理衝突的制度途徑。
因此，當行政院認為法案違憲，除了提出法律理由，也應交代是否逐案評估過其他憲政救濟途徑。如果認為現行制度已經無法有效處理，依據又是什麼？過去個別案件的救濟經驗，是否足以推論其他不同法律也沒有必要再尋求制度內的解決方式？若認為有必要行使不副署權，更應提出明確、可受檢驗的判斷標準與適用程序，甚至透過公開討論，釐清哪些事項應以成文規範確立，哪些涉及憲法權限的解釋與調整。
同樣地，立法院也不能只以法律已經三讀通過為由，認為行政院拒絕副署後產生的問題，完全是行政院單方面的責任。如果拒絕副署已經造成法律公布程序停滯，立法院是否有責任檢討現行制度，建立可以事前預防這類爭議的機制？
雙方都可以堅持自己的憲法主張，但不能因此免除尋求制度內解決途徑的責任。倘制度不足，亦不可迴避補足規範的共同責任。
現行制度能否承接這場憲政衝突？
臺灣並非完全沒有處理行政與立法機關憲政爭議的制度。行政院可以提出覆議，《憲法訴訟法》也設有法規範憲法審查與機關爭議判決等程序。
例如，第47條規定，國家最高機關因本身或下級機關行使職權，就所適用的法規範認為違憲，可以聲請憲法法庭宣告違憲；第65條則規定，國家最高機關因行使職權與其他國家最高機關發生憲法上權限爭議，經協商未果後，可以聲請機關爭議判決。但必須釐清：覆議未果，不等於機關爭議程序所要求的協商未果。法律公布後的法規範審查，也與法律尚未公布前的副署爭議有所不同。
第65條雖然提供機關爭議的救濟途徑，但仍須由爭議機關依照法定要件啟動。當爭議雙方對協商方式或程序本身也存在歧見時，現行制度能否確保爭議順利進入司法處理，仍有進一步檢討的必要。
這也說明，制度改革不能只問誰有權行使某項權力，還必須確認權力行使之後，是否存在可實際運作的爭議處理程序。
第一層解方：改變行政與立法機關互動的誘因
如果要降低憲政衝突演變成制度僵局的可能性，不能只靠道德勸說要求雙方克制。政治機關必然計算政治利益；如果對抗比協商更容易取得利益，而代價卻由社會承擔，衝突就不容易停止。
因此，制度改革必須同時提高良性互動的誘因，以及惡性互動的障礙。
首先，重大法案應有充分的財政與執行影響評估，讓立法決策不只呈現政策目標，也交代執行條件與成本。行政院提出違憲或窒礙難行的理由時，也應具體說明並提出替代方案；發生重大權限爭議時，則應有正式協商、公開紀錄、限期回應及後續救濟程序。讓願意提出理由、協商及修正的一方，能透過制度獲得實質進展。
另一方面，無論是立法院不當運用預算審議，影響行政機關履行法定義務，或行政機關欠缺充分理由與制度依據，透過拒絕副署、延後執行等方式，使立法結果無法產生預期效果，都應要求相關機關公開說明理由、揭露對公共服務的影響，並接受制度檢驗。
制度的目的不是消除行政與立法之間的競爭，而是讓合理監督與政策協商比較有利，讓規避責任、刻意拖延及報復性對抗，在成本與效益的計算下，不再是政治機關優先採取的策略。
第二層解方：選民必須改變政治人物的利益計算
即使上述制度設計都有方案，更現實的問題是：政治人物為什麼要照做？
建立共同規則，意味著各方都必須接受某些限制。掌握行政權或立法多數時，可能認為現有的權力運用方式比較有利；當自己成為在野者，才希望對手受到制度約束。若只計算眼前的席次、執政機會與政策成果，政治人物未必有足夠動機主動改革。
今天的執政者可能成為明天的在野者，今天的立法多數也可能在下一次選舉後失去優勢。共同規則確實能保障未來失去權力的一方，但這種長期利益不會自動轉化成政治人物眼前的改革動機。
因此，不能只期待政治人物理解制度缺陷後，就主動放棄目前對自己有利的權力運用方式。還需要有人改變他們的利益計算，而這正是選民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
選民的責任不只是在投票日選出支持的人，也包括持續檢視政治人物是否願意接受未來可能約束自己的共同規則。當政黨在野時要求行政權受到限制，執政後是否接受相同標準？掌握國會多數時主張立法權不應受到干涉，失去多數後又是否要求行政機關配合？這些前後不一致的主張，都應成為選民評價政治人物的依據。
選民也可以要求從政者具體說明，是否支持建立行政與立法爭議的處理機制，是否願意公開重大法案的財政與執行評估，以及是否接受自己掌權時同樣受到這些規則約束。
選民不必對每項憲法爭議都有專業判斷，也不必對所有政策取得共識。重要的是，是否願意把政治人物對共同規則的態度，納入公共討論、持續監督與選舉評價。
當願意接受規則約束的政治人物因此獲得支持，而利用制度僵局謀取短期利益的人必須付出政治代價，政治人物才可能重新計算改革的成本與利益。這個改變未必來自一次選舉，卻可以透過一次次公共監督與政治選擇逐漸累積。
結語：沒有人能永遠站在權力的同一端
過去臺灣也曾經歷行政與立法機關立場不同、朝小野大的局面，最後透過政治協商讓制度繼續運作。但過去曾經平安度過，不代表制度設計已經完善；政治人物願意妥協，也不代表制度本身具備處理衝突的能力。政治協商應該是制度運作的一部分，而不是制度得以運作的唯一條件。如果行政院與立法院必須等到對方願意退讓或妥協，憲政爭議才能獲得處理，那麼當雙方都不願退讓時，政治的僵局與國家的空轉自然就難以避免。
民主的價值，不只在於人民能透過選舉決定誰來掌權，也在於掌權者不能因為取得權力，就自行決定哪些規則對自己有效。這需要制度提供可行的制衡與救濟，也需要選民持續關心權力如何運作，而不是把監督責任全部交給下一次選舉。即使下一次選舉改變了權力分布，只要制度缺陷沒有獲得修補，同樣的問題仍可能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