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底至2026年初，多國政要絡繹不絕密集訪問中國，無論是歐洲主要國家、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國家，抑或中東與非洲領導人，均頻繁訪問中國。尤其是德國總理梅爾茨(Friedrich Merz)、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芬蘭總理歐爾波(Petteri Orpo)，以及加拿大總理卡尼(Mark Carney)；緊接著是全球兩大超級強權首腦會晤的川習會，美國總統川普預計3月底訪問中國。此顯示西方主要國家正積極嘗試在經濟增長、綠色能源轉型及地緣政治等議題，加強與中國的對話與合作。這顯示中國在全球治理的話語權及影響力日益增加。
從「美退中進」現象檢視國際權力體系的結構轉型
相對地，美國在川普政府時期內退出或弱化參與多達六十餘個國際組織與多邊機制，涵蓋氣候變遷、人權、公共衛生與經貿治理等領域。此一權力真空轉型期，中國已在多個國際組織取得制度性影響力，尤其集中於聯合國專門機構與技術標準領域。例如在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與國際電信聯盟中，曾由中國人士擔任最高行政首長，影響糧食安全與通訊標準制定；並透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擴大發展金融影響力。藉由議程影響、技術規範、行政參與，主導國際民航組織、國際刑警組織，致臺灣難以申請加入。惟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核心安全與金融體系中，仍受美歐結構性制衡，尚未形成全面主導。
然而，這一「美退中進」的表象，確實引發國際關係學界對於國際體系是否已由單極走向多極的再評估。美國從諸多國際組織退出，其所釋放國際空間正好由中國積極填補，增強中國在全球治理領域的領導權。
國際權力體系轉型，正朝向單極霸權鬆動、權力分散化加速，以及議題多中心化(polycentric governance)的發展趨勢。美國雖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霸權國家，但其主導力已不再具備冷戰後獨一性；相對地，中國則在部分制度與議題中成為關鍵供給者，國際體系結構已形成「區域多極、全球競合」的新格局。在此結構驅力下，臺灣的兩岸路線及國際戰略佈局抉擇為何？實已涉及臺灣安全及生存永續發展。究竟應選擇失衡聯美抗中戰略，或是和中友美均衡戰略呢？此勢將成為內部政治嚴重路線之爭。
經濟力對比：美GDP相對份額的顯著性下降
若以經濟力衡量霸權興衰，最具代表性的是全球GDP占比的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因歐亞主要工業國遭到重創，其GDP一度占全球比重約45%–50%，構成壓倒性的結構性優勢，並得以主導布雷頓森林體系與戰後經濟秩序。
相對而言，中國的全球GDP占比已從1980年代不足2%，提升至現今約18%上下，成為足以改變制度談判結構的關鍵力量，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名目GDP衡量，目前中國的經濟規模約為美國的65–70%（約三分之二）；若以購買力平價(PPP)計算，中國已略高於美國，約為美國的110–115%。
從長期趨勢看，中美差距在2010年代快速縮小，但近年因中國成長放緩、美國高科技與金融優勢擴大，名目GDP差距已趨於停滯甚至小幅拉開。因此，差距是否繼續縮小，關鍵取決於中國能否重啟高品質成長與技術升級。
軍事力對比：美全球軍力第一但絕對優勢下降
在軍事層面，美國仍然維持明顯領先地位。美國仍然是全球軍費支出最多的國家，中國則是第二大。無論是全球軍事排名、海外基地網絡、聯合作戰能力，或高端投射力量，美國依舊全球軍力排名第一，軍費支出約占全球總額的35%–37%。二戰後，美國軍費占比曾超過全球一半，現今雖大幅下降，但仍高於任何單一國家。
中國的軍費與科技化軍事能力快速提升，中國軍費為美國軍費的約三分之一左右，中國軍費佔全球軍費大約11–12%，中國約1.7%左右的GDP用在軍費（SIPRI估計）；美國則約3.4%左右的GDP用在軍費。且俄羅斯尚能維持核武與區域投射能力，歐洲則試圖重建戰略自主。美國雖未失去軍事霸權，卻必須承擔更高的維持成本與更複雜的同盟協調壓力，其軍事力量的「轉化效率」相對下降。
科技力與制度性權力：競逐核心
科技力是21世紀霸權的關鍵維度。美國在半導體設計、AI基礎模型、航空航太、生物科技與頂尖大學體系方面，仍具有明顯制度優勢與創新生態。至於中國在5G、電動車、再生能源、數位支付與部分AI應用場景上，已展現規模化與政策整合優勢。
特別是中國開始將科技能力，迅速轉化為全球治理資源，尤其是推動一帶一路全球治理，透過標準制定、基礎建設輸出與數位治理方案，影響發展中國家的制度選擇。相較於中國以「一帶一路」結合基礎設施、數位科技與制度輸出，中國在5G、智慧城市、數位支付、工程建設等應用型科技，確實在部分全球治理領域形成先行與規模優勢。
儘管美國仍在尖端科技與研發體系具結構性領先，但在川普「美國再次偉大」取向下，科技與治理呈現內顧與交易化，對多邊制度與全球公共品投入下降，間接擴大化中國的制度與技術影響空間。在全球科技影響力上，美國仍居主導地位，美國強在「原創與規則」，中國強在「擴散與落地」，雙方呈結構性競合。但在未來中美科技戰競爭下，美國的科技與制度優勢，未必能完全轉化成為其全球治理領導力。
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相對優勢領域
在美國參與全球治理意願下降的情況下，中國已在部份全球治理領域取得制度空間：首先，基礎建設與發展融資：中國結合國家資本與政策性金融，回應全球南方長期資金缺口。其次，氣候與再生能源實作：在太陽能、風電與電動車供應鏈具備規模優勢。
再者，多邊外交參與度：積極經營聯合國體系與區域組織，塑造「制度內改革者」形象。
最後，危機治理敘事：在疫情、糧食與債務議題中，提供替代性政策話語。這並不代表中國已全面取代美國，而是形成「東亞區域領先、全球領域競逐」的治理結構。
總結而言，面對美中競合，歐盟與東南亞國家協會多採取「策略性模糊＋議題分流」的平衡路線，即安全上維持與美國合作，經濟與發展上深化對中互動，並強調制度自主與多邊主義。此種「不選邊、但有偏重」的策略，正成為中型與中小國家的主流生存模式。
對臺灣而言，關鍵在於如何在結構轉型中降低風險、增加選項。例如安全上深化民主同盟關係，但避免單一依賴某霸權國；經濟上分散市場，既非完全西進也非兩岸完全脫鉤斷鏈；既要橫渡黑水溝，也要前進東南亞，更要連結北方國；治理上強化民主、科技與專業治理的國際公共財角色；兩岸及外交上採取議題式、多層次嵌入，而非零和選邊站。
進一步言之，臺灣應採取戰略自主性，實施友美和中均衡戰略，而非聯美抗中失衡戰略。雖然美國的國力並非全面崩解，而是自二戰後的「超額集中」回歸至「相對優勢」。現今中國國力雖上升，卻也無法全面取代美國霸權，而是在「美退中進」的全球治理裂縫中快速填補。當前國際權力體系正邁向一種去中心化、競合並存的多極秩序。臺灣須具備戰略彈性、制度韌性與提高對沖能力，方能在東升西降棋局中增強生存及應變發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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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