蘚嘉宏觀點：權力擠壓下的生存韌性─臺灣在美中競爭與關稅變局中的可能對沖戰略

一、對沖策略：理性選擇、結構限制與關稅變局實證

在美中結構性競爭的長周期博弈下，臺灣不能「左右逢源」始終是大家心知肚明的答案。但是，有一種「對沖」的避險概念，「對沖（hedging）」原本是金融術語，指透過建立相反方向或風險互相抵銷的安排，來降低不確定性帶來的損失。簡單來說，就是不把所有資源押在單一選項上，而是讓不同布局之間形成緩衝，使整體風險下降。在金融市場中，其核心目的不是追求更高報酬，而是控制風險；在在國際政治領域，對沖則是一種戰略選擇。當兩個大國競爭時，中小國家可能同時與雙方維持合作關係，而不完全選邊站，如一些東南亞國家在經濟上與中國大陸保持密切往來，同時在安全上與美國、歐盟合作或保持高度的友好關係，藉此分散風險並保留政策彈性。

這種策略並非消極中立，而是主動覓求的動態平衡。因此，對沖不同於中立。中立是一種立場宣示，強調不參與衝突；對沖則是一種動態風險管理方式，透過多重布局為自己預留空間。在高度不確定的環境下，對沖的本質就是保留選項，避免因單一依賴而承擔過高風險。如果只能用一句話解釋，對沖，就是在不確定世界裡，主動為自己預留多條退路。

二、對沖是一種在不確定環境中同時布局「合作」與「防範」的策略

對沖是一種在不確定環境中同時布局「合作」與「防範」的策略，核心精神是不把未來全押在單一方向，而是保留彈性與退路。它不是搖擺或模糊，而是有計算地分散風險、維持主動權。以新加坡為例，在安全上參與AUKUS架構相關合作，在經濟上加入RCEP，安全與經貿分軌操作，就是典型的對沖模式。

目前看來，放在臺灣情境，對沖體現在幾個面向：第一，半導體戰略外溢，如台積電亞利桑那廠3奈米投產，強化對美供應鏈連結；第二，過去透過疫苗援助突破僅18個邦交國的外交孤立；第三，民意層面亦傾向保持等距空間（2026年1月TVBS民調顯示約66%支持等距策略，綠營支持者亦有過半贊成）。然而，對沖並非沒有壓力，外部方面，中國大陸軍演頻繁（2025年超過200天），形成「拉與推」的雙重壓力；美國政局波動，也可能將軍售視為談判籌碼。內部方面，藍綠對兩岸關係路線分歧，卻同時對中國大陸貿易仍占約四成的結構依賴，都限制了操作空間。

但變局中也意外出現喘息契機，美中經貿摩擦轉向高科技禁令，使臺灣半導體出口結構更明確（約占總出口四成、對美約四分之一），並創造實質經濟利益，顯示局勢並非零和。透過制度化安排，如雙邊備忘錄（MOU）與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臺灣的對沖更接近「有制度支撐的風險分散」，而不是模糊或被動的自保。 （相關報導： 劉峻誠觀點：關稅、帝國與紅線─在結構性轉折中的台灣選擇 ｜ 更多文章 ）

三、現實主義學強調國家的行為主要由「國際權力結構」決定，小國空間受限

自2018年川普第一任期對中國大陸啟動首波340億美元關稅以來，美國對中政策逐步轉向強硬。之後，拜登政府延續並強化科技出口管制，如晶片相關禁令。到了2026年「川普2.0」上任後，更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 IEEPA）對全球課徵10%至60%不等的「對等關稅」。整體來看，美國在川普任期上下交替的這一個時期，確立了對中政策已從過去的「接觸與合作」轉為以競爭與風險控管為核心的長期戰略布局。

在這樣的背景下，不是美國一部分的臺灣，被美國重新定位為自身供應鏈重組與科技安全的一部分。如在半導體合作架構上出現「Chip 4」構想，在安全層面則與AUKUS等印太戰略安排產生連動；對北京而言，對台政策關注的不只是外交空間，更涉及政治定位與制度差異。因此，臺灣單純「兩邊不得罪」的策略空間，確實面臨壓縮，顯得一廂情願。

依據新現實主義學者Kenneth Waltz的觀點，他與傳統現實主義不同。他不強調人性貪婪或領導人性格，而是強調國家的行為主要由「國際權力結構」決定。當國際體系是兩極（如冷戰時的美蘇）或多極（多個強權並立），國家的選擇會受到整體權力分布影響，而非單純由領導人意識形態或價值觀來決定。尤其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狀態，國家安全最終仍須依靠自身能力（自助原則）。在強權競逐加劇時，小國操作空間往往受限。也因此，有一種較為悲觀的看法認為，中間地帶會逐漸消失。

不過，2026年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以6:3判決，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是一部授權美國總統在「國家緊急狀態」下，對外國經濟活動採取限制措施的法律，川普政府的課徵關稅是逾越法律授權範圍而違法，如此為情勢帶來變化。同月24日，行政院副院長鄭麗君率經貿與國安相關部會召開記者會，說明台美既有備忘錄及臺灣關係法下的相關優惠安排並未改變。這些發展，使原本看似「被迫選邊」的局面，似乎轉為較具彈性的「務實對沖」空間。

整體而言，在國際結構壓力與美國政策變動頻繁的情況下，臺灣政府強調以制度與既有協議為基礎，穩定對外經貿與安全關係。從結果來看，不同談判者所能爭取的差異可能有限，但如何在不確定環境中降低風險、維持穩定，却除「臺灣被掏空」的在野或民間疑慮，仍是政策評估的關鍵。

四、結構現實：權力轉移、法源變局與穩定錨點的對照

2月20日是一個難忘的日子，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作出重要判決，由大法官索妮雅（Sonia Sotomayor）主筆，多數意見認為總統不能把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無限擴張其適用範圍，當成對全球全面課徵關稅的工具。最高法院指出，IEEPA原本是為了處理「特定且緊急的外國威脅」（如伊朗人質事件）而設計，並非一般性貿易武器。先前，美國政府把它運用到鋼鋁、電動車、半導體等龐大貿易項目，規模高達1.5兆美元，被判決認定超出法律授權。這項判決震動全球供應鏈，也重新劃定了美國的行政權的法律邊界。這一點，非常值得我們自己的大法官和行政院借鑒！

判決出爐當晚，媒體報導川普就在社群媒體表示「司法阻礙美國優先」；隔天（2月21日），他改援引貿易法（Trade Act of 1974）第122條，啟動為期150天、最高15%的「全球臨時關稅」，並預告可能搭配301與232條款。這顯示，當IEEPA路徑被限制後，行政部門立即改換其他法律依據，也凸顯政策工具的法律依據脆弱與不確定性。 （相關報導： 劉峻誠觀點：關稅、帝國與紅線─在結構性轉折中的台灣選擇 ｜ 更多文章 ）

相較於外界原本擔心「協議恐成沙上樓閣」，目前為止，行政院說明既有安排並未受衝擊。行政院副院長鄭麗君表示，IEEPA判決不影響232條款（國安例外）架構；同時，1月15日台美「21世紀投資倡議」MOU已鎖定多項優惠，包括：汽車與航空零組件維持最惠國待遇（MFN）；半導體（邏輯與記憶體）及其衍生品在配額內全數豁免、配額外適用MFN（臺灣並承諾對美投資5000億美元以換取產能保障）；超過2000項農工產品（如塑膠、織品、鋰電池、飛機零件）豁免對等稅。此外，2月中也確認15%臨時稅率不與既有優惠疊加。

整體來看，這些制度化安排似乎應該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降低政策反覆帶來的不確定性。面對在野黨質疑「過度妥協」，執政團隊表示已歷經六次談判，目標是在變動局勢中爭取穩定與可預期性。即使中國大陸對部分商品調降至約10%的稅率鬆動，也未改變臺灣在相關安排下的既有利益。這一切，在野黨應該難以放下憂慮而盡信，相信未來攻防一時之間不會止歇。

五、臺灣產業界的迷惘與焦慮

在美中博弈與關稅變動下，臺灣產業曾經一度感到迷惘與焦慮。農曆年前，由於台美簽署的 ART（對等貿易協定，Agreement on Reciprocal Trade） 架構下，美國關稅從32%降至15%，且不與其他稅率疊加，工具機與重電出口業者一度「開香檳慶祝」，訂單激增、估計可省下約200億元稅負。然而，年後法律與政策變動帶來不確定性，產業界短暫陷入茫然，擔心美國市場可能流失三成訂單，庫存與現金流壓力增加。

不過，企業很快調整策略。工具機公會幹部指出，雖肯定政府利多，但業者不能再完全跟著美國政策起舞。市場逐步分散到東南亞與歐洲，據報導，業界提升自動化與 AI整合比例（從約三成升至五成），加強產能效率。公會預估2026年整體成長5–10%，美國市場增約8%，部分重電廠商則計畫赴越南、印度設廠。這顯示產業界的焦慮轉化為務實自助的韌性，與政府制度談判互補，降低了政策波動帶來的風險。

民間對美國的疑慮依然存在。尤其在2026年3月底，川普即將訪中之前，市場普遍擔心臺灣可能被美國視為與中國談判的「籌碼」，用以換取其他貿易或戰略利益。這種「疑美論」並非新現象，即使美台關係穩定，也難完全消除政策可能突變的焦慮。

制度層面，2026年2月12日，臺灣與美國正式簽署 ART（對等貿易協定） 與「投資 MOU」，標誌台美經貿戰略關係升級。ART內容明確規定輸美產品享有 15%關稅上限、不疊加原則及多項產品豁免，同時處理非關稅障礙、經濟安全、貿易便捷化、勞動與環保等議題。無法迴避民主監督的政治前提下，ART與投資 MOU將併同送交立法院審議，確保政策透明，並鞏固台美半導體供應鏈與產業投資互信。這些制度安排，使政策反覆風險降低，產業與政府可同步調整策略。

在軍事與戰略自主方面，關稅法律挫敗削弱了美方單方面談判籌碼，重大軍售仍需國會與雙邊程序。行政部門待美方確認後送立法院審議 ART與 MOU內容，確保程序正當性與跨黨支持。同時，政策重心轉向提升自身實力：國防預算1.25兆元投入無人機、衛星、航太、船艦與雷達系統，帶動約4000億元產值與9萬個就業；新南向投資破千億元，推進 CPTPP申請；與ASML合作發展 EUV技術本土化，提升供應鏈不可替代性。這些布局讓外部破壞成本提高，也支撐產業界與國家層面的長期韌性。

六、從挑戰到優勢的自助轉折點

總體而言，臺灣的產業與政策部門都在高度不確定的國際環境中調整步伐。產業界從最初的短暫迷惘，轉向分散市場、升級技術與提升自動化效率；政府則透過制度化協議與法律程序，降低政策反覆帶來的風險，強化經貿與供應鏈的可預期性。然而，社會對美國是否可能在強權談判中將臺灣作為籌碼的疑慮仍未消失。這反映出，在大國競爭格局下，臺灣無法只依賴單一承諾，而必須同時推進務實對沖與強化自助能力。

同時，外部風險並未減輕。北京持續以軍事壓力與「一個中國」原則劃設紅線，如頻繁演訓，對區域安全形成長期壓力。臺灣確實難以在兩強之間「左右逢源」。但是，在美國內部政策出現法律制衡，以及臺灣談判團隊鎖定既有優惠與制度保障之後，原本緊繃的經貿局勢出現一定程度的緩和空間，為臺灣爭取到較具彈性的操作窗口。在形勢多變、領導人政策風格起伏的環境下，行政團隊透過協議文本、法律依據與國會監督機制，把不確定性轉化為相對穩定的制度安排。即使談判成果的差距有限，但在結構壓力下維持穩定，本身已屬不易。

臺灣的關鍵仍在於持續強化科技實力、國防能力與多邊連結，讓臺灣在全球供應鏈與安全架構中成為不可或缺的節點。當自身實力提升，外部衝擊的成本就會提高。對沖並非搖擺，而是一種冷靜而務實的自助策略——在權力擠壓之間，為生存與發展保留空間。 （相關報導： 劉峻誠觀點：關稅、帝國與紅線─在結構性轉折中的台灣選擇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輔英科技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