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川普去年援引1977年「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對外開徵對等關稅，聯邦最高法院2月20日裁定川普徵收關稅的手段不合法。川普當天隨即宣布將利用其他法源加徵為期150天的10%全球性關稅，此話一出，國際市場立即震動。
聯邦最高法院替行政權畫下清晰界線，使得這場關稅風暴的力道迅速減弱，也顯示美國制度的修復能力依然堅實。外部制度穩住了，但台灣卻不能因此放心。因為當美國回到可預期軌道後，台灣真正需要面對的，反而是長期累積的內部制度壓力。在美國，最激烈的政治論述，最終都會被制度調整回合理範圍。這次的關稅風暴再次驗證：美國的制度設計能在政治擾動中迅速修正偏差，使市場重新獲得信心。簡單說：美國的政治可以激烈，但制度不會失速。
然而，台灣面對外部衝擊時，制度的反應速度卻往往明顯偏慢。每一次國際震盪，都會暴露出台灣的治理壓力：行政機關對國際規則的準備不足，政策延續性不夠，對外策略與國內改革之間缺乏協調，社會在重大議題上難以形成共識。於是川普議題一來，台灣反而不是在判斷美國，而是在再次面對自身制度的瓶頸。
台灣的脆弱點：不是外部而是內部治理的遲滯
台灣在全球供應鏈中的位置高度敏感，外部的風吹草動都會被放大為內部壓力。這種結構，使得台灣對外部變局的承受力比其他國家更弱。美國有司法與制度煞車機制；中國有政策集中能力；歐盟有高度精密的法律協調體制。台灣則處於一個「中間狀態」：制度不夠成熟，政治不夠穩定，社會對改革的耐心也不足。這些情況讓每一次外部震盪，都成為台灣的「壓力測試」。川普的關稅只是第一波，未來還有科技戰、供應鏈重組、貿易規則重寫、AI 管制等問題。如果台灣的治理架構仍未能調整，不確定性就會在下一次風暴中被放大。
台灣經濟的成功往往來自企業的彈性與創造力，但國家的制度卻沒有同步提升韌性。當制度落後時：外商投資會猶豫，產業升級會受阻，內部政治爭議會拖慢政策，國家風險評等可能被重新評估。外部震盪不是最大挑戰，最大挑戰是台灣是否能建立足夠穩定的制度基礎，使自己不再處於「隨時被風向推著走」的位置。
川普事件所揭示的是台灣的下一步
當川普的政策被制度調整、當美國恢復可預期性時，台灣反而更需要面對自身的問題：我們是否具備快速反應的政策機制？我們能否建立跨政黨的長期共識？我們是否願意承擔制度改革的短期成本？我們是否能將對外政策與內部改革結合成一致方向？若答案不夠清楚，那麼外部制度再穩定，台灣仍會在下一輪波動中陷入不確定。外部風暴會過去，但台灣若不修補制度，下一次震盪仍會讓我們無所依靠。 （相關報導： 王鳳生觀點：全球區域重組下的台灣產業抉擇─從半導體單引擎走向國家級雙引擎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國立高雄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