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以6比3裁定，川普總統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對全球商品全面加徵關稅違法，明確認定該法並未授權總統課徵關稅，而關稅與稅收權限屬於國會。這項判決不僅為行政權在經貿領域畫下清楚界線，也重申三權分立與重大政策須有明確立法依據的憲政原則。
在過去數年，美國貿易政策高度行政化，總統透過301條、232條與IEEPA等工具調整關稅，企業與全球供應鏈因此承受高度不確定性。如今最高法院出手限縮IEEPA適用範圍，象徵行政權工具箱的一次收斂，也為全球貿易政策帶來某種制度穩定訊號。
這項裁決的影響不僅在美國內部。若先前依IEEPA徵收的關稅涉及退還，金額可能達數千億美元，對美國財政與企業結算體系都將產生壓力。市場短期反應偏向正面，因為政策風險下降有助於投資評估與供應鏈規劃。然而，這並不代表美國貿易保護工具的消失。行政部門仍可透過301條或232條對特定國家或產業加徵關稅，只是程序更明確、範圍更聚焦，政治與法律成本也更高。換言之，全面性、即時性關稅威脅的難度提高，但產業別、戰略別的貿易措施仍可能持續。
在這樣的背景下，數週前簽訂的台美對等協議（ART）便浮現新的檢視空間。當時談判的重要前提之一，是美方可能援引IEEPA對全球課徵更高關稅，台灣若不預先取得不疊加待遇與部分豁免，出口成本與供應鏈地位恐受衝擊。基於避險考量，台灣以市場開放、投資承諾與採購安排換取關稅穩定。然而，如今最高法院認定IEEPA並非合法課稅依據，意味當初全面性關稅威脅的法律基礎並不穩固。這使協議的必要性與對價平衡，值得更冷靜的重新評估。
問題不在於協議是否「簽錯」，而在於決策基礎是否過度高估短期風險。若IEEPA本就存在高度司法爭議，那麼以長期結構性承諾交換短期政策不確定性的緩解，其經濟淨效益便需重新量化。降稅利益是否足以覆蓋農產品開放、產業調整與投資外移的成本？短期政治安全訊號是否等同於實質經濟回報，全面福國利民？這些都需要更透明的成本效益分析。尤其在美國司法已為行政課稅權力設限後，未來全面性關稅政策的發動門檻提高，台灣在談判中的實際籌碼位置也相對改善。
當然，台美經貿深化並非只圍繞關稅。供應鏈安全、科技合作與地緣政治連結仍是長期戰略核心。即使IEEPA被否決，美國仍可能透過其他法源對特定產業施壓，台灣無法將此次判決視為貿易摩擦的終點。對高度依賴美國市場的電子、半導體與資通訊產業而言，這是短期釋壓，而非風險解除。真正的課題，在於如何在制度約束逐步明朗的情況下，調整對美互動策略。
對台灣而言，未來的因應不應停留在單一協議得失的辯論，而應回到三個核心議題：第一，重組經濟與產業智庫，強化風險評估機制，在面對大國政策威脅時，同步評估其法律穩固性、政治可持續性與執行難度，而非僅依政策宣示快速回應。第二，分散市場與提升產業不可替代性，以技術門檻與高附加價值作為關稅風險的緩衝墊。第三，重大經貿承諾應透過更充分的立法審議與資訊揭露，確保對價關係透明，讓長期成本與短期利益能被完整比較。
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提醒我們，國際經貿政策並非純粹政治博弈，而是法律結構、制度邊界與權力分配的結果。台灣若能在未來談判中將法律分析、經濟量化與戰略評估納入常態決策流程，就不只是被動承受外部壓力，而能更精準計算風險與籌碼。在全球規則持續震盪的時代，穩健、審慎與制度化思維，或許比快速反應更能確保長期利益最大化。 （相關報導： 杜宗熹專欄：川普政府軍購停滯、「對等關稅」已違法 請立法院發揮勇氣擋下來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東海大學管理學院兼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