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的世界並非太平。俄烏戰爭陰影未散，東西陣營對立加劇，各國國內的情緒化動員往往取代理性判斷，善惡敘事也開始重新主宰公共空間。正義在不斷被高呼之同時，人們亦在不斷逼近衝突的邊緣。制度層面的斡旋固然重要，但若缺乏更深層的心理與倫理支撐，和平終究是脆弱的，僅仰賴於成本收益的理性計算。
而當代世界探討和平議題，多聚焦於制度與結構層面，如國際機制、力量均衡、經濟互依、技術治理。然而歷史經驗一再昭示，無論外在設計如何精妙，若人的心理結構仍固守「我方純潔、彼方邪惡」的二元對立框架，衝突僅是被延宕，而非被消解。真正決定和平能否確立的，從來不僅在於制度安排，更在於一個更具基礎性與隱蔽性的維度，即主體如何理解自身，又如何理解他者。正是在此意義上，或可提出一個看似樸素卻極具穿透力的命題，即「自知非無瑕，知彼非全汙」，方為和平得以成立的最低心理與倫理條件。
二十世紀的慘痛經驗反覆印證，人類最具毀滅性的暴力，並非源於赤裸的仇恨，而往往肇始於一種更為冷靜、更為堅定的確信，指涉「我居於善之一端」。一旦某一主體，無論其為國家、階級、族群抑或意識形態，確信自身已抵達歷史終點或正義之完成態。三件事幾乎必然同步發生，善被視作既成事實而非持續踐行的任務，自我獲得道德豁免權，而惡則被整體外化於他者。責任由此不再指向內在自省，僅餘對外部的清算。誠如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洞見，現代極權主義的危險主要並非源於激情，而是源於一種「立於歷史必然性一側」的冷靜確定性。製造最大規模屠殺的，往往並非仇恨本身，而是「我所行乃正確之事」的堅定信念。
此種結構性風險，常被包裝為崇高目標或歷史使命。其核心不在於惡意，而在於「善的完成化」。如當善被理解為已然抵達的靜態狀態，倫理實踐便自動終止；若當主體確信自身已被徹底淨化，自省即被視為多餘；而當惡被宣稱僅存於他者身上，暴力便獲得了正當性。這正是所謂「善主義」的內在悖論，其對純潔性的宣稱愈是強烈，製造災難的潛在性愈高。
因此，「自知非無瑕」絕非軟弱或犬儒，而恰恰是倫理得以持續運作的基點。只要人類仍保有抽象思維、想象力與主體性，而這些本用於生成正義、共情與責任的能力，其便必然同時攜帶陰影之可能，如去人化（dehumanization）、支配欲，以及假借更高價值之名正當化傷害的傾向。所謂「魔性」，並非外附的異物，而是同一組能力在失衡狀態下的投影。核心問題從來非在於如何徹底消除陰影，而在於承認其存在，並對其保持持續警覺。 （相關報導： 楊聰榮觀點：普丁談和不止戰所形成的戰爭威脅 ｜ 更多文章 ）
於此，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的立場仍具有深刻的現實穿透力。對他而言，道德非可被佔有的靜態狀態，而是一項永無止境的實踐任務，而任何宣稱自身已臻於至善的主體，實則已置身倫理之外。與此呼應，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批判鋒芒並非指向德性本身，而是指向那種借超越性敘事為自身力量進行道德辯護的姿態。否認自身陰影者，往往更易將其投射為對外的敵意與暴力。換言之，自知非無瑕，非否定善之價值，而是拒斥自我神聖化。其並非滑向相對主義，而是對自身權力保持持續戒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