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語義混亂中錨定台灣的中道 —法理脈絡的再梳理與責任倫理的選擇

當代台灣政治話語的核心困境，並不在於立場本身的多元性，而在於長期存在一種系統性、策略性的概念混淆與層級跳躍現象——即頻繁交錯使用主權（sovereignty）、代表權（representation / right to represent）以及治權或有效控制（government authority / effective control）這三個本屬不同法理層級的概念。

在國際法與國家法理學框架中，三者分屬不同範疇：主權作為一種規範性概念，指向國家作為國際法主體的終極歸屬與延續性；治權則為一事實性概念，用以描述某一政權對特定領土與人口行使持續且排他性統治的實際狀態；代表權居於二者之間，屬國際政治與法律實踐互動的產物，體現國際社會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對「何者有權以國家名義行使話語權」的承認。然而，在台灣的公共論述中，這些概念界限常被有意模糊。不同政治陣營雖立場迥異，卻共享一種將三者視為可任意調用的修辭資源的策略。各方並非秉持相異的理論體系，而是共同操作一種不規範的話語方式：在論證受阻時藉助跨層級跳躍實現語義突圍。其結果並非理性多元的討論，而是一種集體性的語義失序。

具體而言，該失序體現為三個方面：首先，主權被事實化，事實又被主權化；其次，代表權被絕對化，而其絕對性進一步被政治化；再次，生活經驗被直接等同於法理結論，法理約束反而被貶斥為不切實際。正是在這種跨層級的語義滑動中，生活世界的直觀經驗被不斷包裝為具有規範效力的「法理事實」，而真正嚴謹、審慎的法理辨析則被邊緣化為多餘的技術細節。也正是在這種結構之下，所謂「中道」的意涵，並非簡單的折衷立場，而必須致力於重建基本的概念秩序。

為確保討論具備最低限度的可比性，首先需迴歸至核心概念的法理界定。

其一，國家（State）在國際法中的界定通常援引《1933年蒙得維的亞國家權利義務公約》第1條所確立的四項要素，即常住人口、確定領土、政府以及與他國交往的能力。尤為關鍵的是，國家作為國際法主體具有連續性與繼承性；除非出現獲得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的國家解體、併入或滅亡等情形，其法律人格不因政府更迭或治權暫時中斷而滅失。

其二，主權體現為國家對其內部事務的最高管轄權及對外獨立交往權的集合。在現代國際法體系下，主權主張的正當性需綜合考量歷史繼承、長期有效控制、國際承認的累積效應，以及是否違背強行法（jus cogens）等因素，而非依據某一單一事實自動成立。

其三，政府/治權作為國家主權的行使機制，其法律地位與國家本身有所區別。國際法明確區分「國家」與「政府」，並承認政府可發生更替、處於分裂或流亡狀態，甚至在特定情況下出現多個政權並立的局面，而這些情形均不必然影響國家本身的國際法主體地位。國際法院在納米比亞案與科索沃諮詢意見等判例中多次重申這一原則。 （相關報導： 為何會有「台灣地位未定論」、而不是台灣光復？台大政治系教授張登及：東亞秩序有了「缺口」 ｜ 更多文章 ）

其四，代表權問題構成台灣議題中的核心法理爭議之一。其本質屬國際承認實踐的因變量，深受國際政治結構與權力關係的影響。代表權的變更（如聯合國大會1971年通過的第2758號決議）並不等同於對主權歸屬的重新裁定，而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國際社會對某一實體作為中國合法代表的政治確認。

基於上述法理框架，可更為清晰地辨析台灣社會中所存在的若干主要政治論述所隱含的法理指向及其潛在風險。

紅色論述中的一箇中國原則，在法理層面構成一種規範性主張，強調國家主體的單一性與延續性，其關涉的是主權層級的根本問題，而非對現實治權範圍的即時描述。該原則的法理基礎主要源於國際法中的國家繼承理論及國家領土完整性原則，並不以制度安排的同質化為必要前提。在法理上，其核心在於界定國家主體的同一性與連續性，回應的是「國家主體為何」這一根本問題，而非「如何治理」的政策性問題。然而，在實踐中，該原則常被用以直接否定分治現狀的獨立法律意義，未能充分考量主權判斷與治權配置在時間維度上可能存在的非同步性，而這正是國家未完全統一階段的常態現象。如何在堅守主權法理規範的同時，藉助國家統一前的法理架構以調和現實層面治權配置的錯位，乃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可行方向。

藍色論述主要以「一國兩區」與「九二共識」作為其核心主張。前者的法理意涵在於嘗試將主權統一與治權分立進行層級區分，承認因長期分治所形成的制度與治理差異，但拒絕將此類差異自動等同於國家主體之分裂。此類理路在國際實踐中實存先例。後者的實質功能，則並非源於修辭策略本身，而在於構建了一種擱置代表性爭議併為主權敘事提供緩衝的機制。該機制藉助「共識的模糊性」，將最具衝突性的主權主張暫時懸置，從而使兩岸爭議被控制在可協商、可管控的政治層面，避免直接導向不可逆的法理決裂。然而，藍色論述的根本問題在於長期將「緩衝機制」誤解為「法理解決途徑」。當「一中各表」在反覆援引中卻刻意迴避「主權最終歸屬」之核心問題時，模糊性便從策略性工具蛻變為實質迴避；當代表權的協商空間被曲解為主權可相對化，藍色論述在無意中重構了其本欲克服的概念混亂。更為嚴峻的是，該論述常以「維持現狀」為名，拒絕對其法理前提進行清晰闡釋。此類策略雖可短期內降低政治摩擦，長期卻削弱社會對法理現實的理解能力，導致公共討論滯留於技術性延宕，而非真正深入至結構性反思。 （相關報導： 為何會有「台灣地位未定論」、而不是台灣光復？台大政治系教授張登及：東亞秩序有了「缺口」 ｜ 更多文章 ）

泛綠論述在語義操作層面呈現出顯著的激進性與動員效能。其核心策略在於將長期有效控制與民主治理經驗直接等同於主權歸屬的結論性主張，其中「互不隸屬」構成該話語構建過程中的關鍵節點。該表述表面似僅指涉治權層面缺乏管轄關係，然而在實際語用中，被系統性地用作主權分立之替代性表述。其隱含邏輯在於，既然兩岸治理體系間不存在行政隸屬，則缺乏同一國家之法理基礎。然而，該推論在國際法層面存在根本性缺陷。現代國際法並未將「隸屬關係」作為國家主體地位的判斷標準，亦不承認僅憑長期有效控制即可實現國家建構。國家分離的合法性須經由國家繼承、廣泛國際承認以及不違反國際強行法等多重要件共同認定。綠色論述的根本問題，並非在於強調現實治理與民主實踐，而在於將自身對事實層面的治理狀態判斷，直接等同於法理上的終局性結論，規避了國家繼承法則與領土完整原則所要求的綜合性法律判斷，試圖以治權分立作為國家主權分裂的充分依據，同時有意淡化該邏輯躍遷引發的軍事衝突與外部干預風險。

法理世界並非一個自足性的規範體系，其正當性最終源於對生活世界的回應與保障能力——即切實維護人的安全、尊嚴、自由以及世代延續的可能性。當某種法理表述系統性地升高戰爭風險、加劇安全困境、或將平民置於高烈度地緣政治對抗的前沿時，便構成政治責任的重大缺失。無論該表述在意識形態層面如何「純粹」，皆無法豁免其對現實後果所應承擔的倫理責任。

因此，一種負責任的中道立場，並非出於模糊或逃避，而是一種致力於風險最小化的結構性選擇：在主權敘事層面，堅持國家連續性與領土完整的規範性框架；在治權與制度安排上，承認幷包容歷史所形成的長期差異；在代表權與國際參與議題中，爭取最大限度的務實空間與緩衝機制；在公共語言使用中，審慎避免將治權事實直接等同於國家主體分裂的強勢敘述。

此種中道立場並非價值中立，而是責任倫理的體現。它要求政治語言在追求象徵性勝利之前，首先回應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該語義選擇是否會將不可承受的代價轉嫁於生活在此地的世代民眾？唯有當語義重新與法理脈絡相協調，概念層級得到清晰標定，政治表達以內在於「對生活世界的可承受性」為約束條件時，關於台灣的公共討論才可能從符號戰爭迴歸至對人民長遠安全與福祉的理性擔當。 （相關報導： 為何會有「台灣地位未定論」、而不是台灣光復？台大政治系教授張登及：東亞秩序有了「缺口」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四川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聯培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