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 專屬文章 劉峻誠觀點：關稅、帝國與紅線─在結構性轉折中的台灣選擇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孫子兵法》所言，重在計算與節制，而非情緒與聲量。關稅戰亦然。當前圍繞Donald Trump的關稅政策攻防，表面是憲政與法律之爭，實則折射出更深層的結構焦慮——當一個曾長期主導秩序的大國，開始頻繁動用關稅這種高可見度、低精準度的工具時，往往意味著其內部壓力正在升高。

台灣身處此局，不可能置身事外。但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選邊，而在於：在大國結構性轉折之際，我們是否保有足夠的戰略耐心與籌碼節制。

當關稅成為政治象徵，當矽盾成為談判籌碼——從美國關稅史的循環，台灣是否過度押寶川普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歷史從來不是冰冷的年表，而是給後人反覆驗證的鏡子。當川普關稅在美國國會與司法體系中接連受挫，當其法律基礎被質疑甚至否決，台灣卻早已在壓力氛圍下加速談判、提前讓步，甚至將矽盾等級的核心利益納入交換結構。我們不得不問：在一場歷史成功機率並不高的關稅戰上押寶，是否過於冒進？當對方國內政治高度分裂、民調低迷、政策合法性不穩，我們是否過度美化、過度期待川普？

美國關稅政策的歷史擺盪與政治效應

自建國以來，關稅始終是美國經濟政策與政治權力的核心工具。十八世紀末聯邦政府的主要財源即來自關稅；十九世紀以保護工業為主軸；二十世紀後逐步轉向自由貿易體系。關稅政策的擺盪，不僅反映產業結構變遷，也折射出國際秩序與國內政治壓力的變化。它既是經濟手段，更是政治象徵。

十九世紀：保護主義與南北對立

美國早期尚屬新興工業國家。以Alexander Hamilton為代表的聯邦派主張以保護性關稅扶植「幼稚產業」，避免遭英國工業壓制。北方工業州支持高關稅，南方農業州則依賴出口與進口工業品，強烈反對。

1828年「可憎關稅」（Tariff of Abominations）引發南卡羅來納州的「廢止權危機」，在Andrew Jackson任內幾乎導致聯邦與州對峙，最終透過妥協降稅化解。關稅問題成為南北經濟衝突的重要伏筆。

十九世紀末，William McKinley被稱為「關稅之王」，推動1890年《麥金利關稅法》（McKinley Tariff），平均稅率高達約50%，以保護新興製造業。短期內確實鞏固工業發展，卻也推升進口成本並引發國際摩擦。儘管他日後當選總統，關稅爭議始終伴隨其政治生涯。

1930年：保護主義的高峰與代價

1929年股災後，美國失業飆升、企業倒閉，保護主義情緒升高。1930年，Herbert Hoover簽署Smoot-Hawley Tariff Act，將兩萬多項商品關稅推至歷史高點。儘管上千名經濟學家反對，政治壓力最終壓倒理性評估。 （相關報導： 江岷欽觀點：慢，即是選邊站？最高法院拖延關稅案的憲政警訊 ｜ 更多文章 ）

結果，加拿大、英國、德國、義大利等國迅速報復，全球貿易大幅萎縮。多數經濟史學家認為，該法並非Great Depression的唯一原因，但確實加劇其深度與持續時間，也強化經濟民族主義與極端政治勢力。胡佛卸任時聲望低迷，成為經濟失序的象徵。此段歷史後來成為推動自由貿易體系的重要反面教材。

戰後體系與1980年代的策略性保護

二戰後，美國主導建立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透過多邊談判逐步降低關稅，促進全球整合。

然而1980年代，日本製造業崛起，美國貿易逆差擴大。Ronald Reagan政府在倡導市場自由的同時，也對日本汽車實施「自願出口限制」，在半導體領域簽署限制協議，並與歐洲爆發「麵食戰」。這些措施雖非全面關稅，但本質上屬於貿易保護與政治談判工具。

短期內確實緩解部分產業壓力，也迫使日本企業赴美設廠，重塑供應鏈布局；但代價是與盟友關係緊張，並加深貿易政治化趨勢。

2002年鋼鐵關稅：供應鏈反噬

2002年，George W. Bush政府對進口鋼鐵課徵最高30%關稅，意圖保護鋼鐵業。然而鋼鐵屬基礎原料，關稅迅速推升汽車、家電與建築成本，影響下游產業就業。

歐盟等國向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申訴並勝訴，美國面臨報復性制裁威脅，最終提前撤銷政策。研究指出，保護少數鋼鐵職位的同時，卻導致約20萬名下游製造業工人失業。此案顯示，在高度整合的供應鏈體系中，單一產業保護可能產生反效果。

歷史規律與政策啟示

回顧美國關稅史，可歸納三項規律：

關稅常在經濟低迷或政治壓力升高時被採用，但其外溢效應往往超出預期。

全球供應鏈高度交織，保護上游可能傷害下游，保護本土可能促使資本外移。

關稅不只是經濟工具，更牽動外交關係與國際秩序。

當然，關稅並非全然負面。對新興產業而言，適度保護可能爭取成長空間；在談判中也可能成為籌碼。關鍵在於時機、範圍與是否配套改革。若以關稅取代產業升級與競爭力提升，終究難以持久。

從十九世紀的工業保護，到1930年的災難性報復循環，再到1980年代的策略性施壓與2002年的供應鏈反噬，美國關稅政策反覆證明：在全球經濟高度互賴的時代，經濟民族主義的短期收益，往往伴隨長期成本。

川普關稅：憲政邊界與制度磨損

川普試圖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加徵關稅，繞過國會課稅權。這在權力分立框架下本就存疑。從地方法院質疑，到國會反彈，再到最高法院的審查，法律風險並非突發變數，而是可預見的制度摩擦。

更值得注意的是，當行政權與司法權正面衝撞，甚至出現對大法官忠誠與愛國性的指控時，問題已超越貿易政策，而觸及制度倫理。回顧Richard Nixon時期的「午夜大屠殺」，司法部高層寧辭職也不違法，正是制度韌性的象徵。制度的力量，不在於沒有衝突，而在於衝突能否在規則內解決。

若關稅成為行政權對內動員的工具，其不確定性便更高。對外談判的對象，面對的不是單一穩定政策，而是高度政治化、可能翻轉的承諾。這對任何依賴穩定規則的小型經濟體而言，都是風險。 （相關報導： 江岷欽觀點：慢，即是選邊站？最高法院拖延關稅案的憲政警訊 ｜ 更多文章 ）

歷史很少以戲劇性的方式宣告終結，它更多時候是在政策細節裡轉向。關稅，正是這樣一種看似技術性的工具，卻往往透露出一個大國的焦慮與底氣。從1930年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引發全球報復、加劇大蕭條，到1980年代羅納德·雷根以貿易壓力迫使日本讓步，再到2002年喬治·W·布希鋼鐵關稅遭世界貿易組織裁定違規，美國的關稅史一再證明：當一個國家開始用關稅處理結構性問題時，往往代表更深層的壓力正在醞釀。

川普這次再度高舉關稅大旗，對中國商品加徵大規模關稅，並以「美國優先」為名重塑貿易政策。表面上看，這是對貿易逆差與產業空洞化的回應；更深一層看，它卻是美國在面對中國崛起時的一種戰略焦慮——當既有優勢不再壓倒性存在，當金融與科技壟斷面臨挑戰，關稅便成為一種政治上最易動員、最易展示強硬姿態的工具。

然而，關稅無法解決結構性的競爭問題。它可以拖延時間，卻不能逆轉趨勢。川普的關稅政策揭示的，不只是美中貿易衝突，而是一個更大的問題：美國是否正在從單極霸權走向多極體系中的一極？

二戰後，美國的全球地位建立在四個支柱之上：軍事優勢、工業與科技實力、金融體系（特別是美元與油金地位的高度綁定），以及能源與貿易結算秩序。這套體系在冷戰後達到高峰。然而，當美元體系逐漸被武器化——對伊朗、俄羅斯等國實施金融制裁，凍結資產、排除支付系統——短期內強化了制裁效果，長期卻種下信任流失的種子。

中國並未以軍事征服方式挑戰美國，而是以經濟整合方式重塑秩序。人民幣嘗試國際化、雙邊本幣結算、區域基礎建設投資，這些動作未必立即撼動美元，但確實在某些區域中讓美元從「唯一選項」變成「其中之一」。當一種制度變成可選項，它的權力就已經開始削弱。

在這樣的背景下，川普關稅並非單純的貿易保護，而是一種戰略訊號：美國願意承受全球供應鏈重組的成本，來延緩競爭對手的崛起。但問題在於，關稅提高了企業成本，也推動供應鏈轉向東南亞、墨西哥等地，而非全面回流美國本土。換言之，關稅並沒有讓美國重新工業化，而是讓全球產業鏈更為分散。

更深層的變化在於安全承諾的可信度。過去七十年，美國在亞太的紅線之一是台灣問題。這不僅是地緣政治象徵，更是盟友信任的核心。若有一天，美國因經濟壓力或戰略再平衡而調整對台承諾，即使沒有一槍一彈，也將在心理層面造成巨大震盪。對盟友而言，真正可怕的不是軍事失敗，而是承諾的可談判性。

在川習會可能即將在四月到來，一定會被討論的台灣問題，市場開始有各式各樣流言，這或許並不意味著美國必然「放棄」台灣，也不代表中國必然主導亞洲。但真正值得警惕的是結構性轉變：當一個超級大國必須在全球承諾與國內經濟之間重新分配資源時，它的選擇空間已不如從前寬裕。軍事優勢若缺乏經濟基礎支撐，終將成為負擔。歷史上，大英帝國在二戰後並非軍事被擊敗，而是經濟無法承擔帝國成本，最終選擇有序撤退。

今日世界並非單極崩潰，而是多極浮現。中國崛起、美國調整、歐洲尋求戰略自主、印度與東南亞提升角色，這些力量交織出新的格局。在這種叢林法則更為明顯的環境下，台灣最危險的選擇，就是把自身未來完全押注在任何一種單一想像之上——無論是「美國永遠不變的保護」，或是「中國必然全面接納的善意」。

真正理性的戰略，是在不確定性中強化自身競爭力。 （相關報導： 江岷欽觀點：慢，即是選邊站？最高法院拖延關稅案的憲政警訊 ｜ 更多文章 ）

第一，經濟結構必須持續升級。台灣在半導體 (如若 21世紀 AI霸權的中美爭霸半導體是關鍵半導體地位將如 20世紀的油金)、精密製造與科技供應鏈中占有關鍵位置，但關鍵並非永遠。技術領先需要持續研發投入與人才培養，而不是僅依賴既有優勢。當全球產業鏈重組，台灣若無法保持技術不可替代性，將失去談判籌碼。--需從 AI半導體製造的優勢建築更強的橫向縱深壁壘

第二，財政與能源安全必須長期規劃。結構性競爭的本質是資源配置效率。若國家財政失衡、能源高度依賴單一來源，即使短期平穩，也難以承受外部衝擊。-目前台灣能源高度依賴進口是很高的風險...中共多次軍演圍堵政策打的就是這個弱點...政府可以說圍海軍演只有幾天...但如果圍了一個月??兩個月？(台灣能源高達 97%仰賴進口，若遭封鎖，天然氣安全存量僅約 10-11天（預計 2027年達 14天）。儘管如此，政府規劃結合天然氣、再生能源及燃煤緊急備載，並透過限制工業用電等手段，戰時能源供應預計可勉強維持約 2週至一個月）

第三，外交策略需保持彈性。多極時代的外交不是選邊站，而是多邊佈局。強化與美國合作同時，也需深化與其他經濟體的連結。籌碼來自多元，而非單押。

第四，社會韌性與國防自主能力同樣重要。安全承諾再堅定，也無法取代自我防衛與社會凝聚力。叢林法則下，國家尊重的不是宣示，而是實力。

川普的關稅政策提醒我們：大國也會焦慮，大國也會調整。當一個國家以關稅築牆時，往往意味著它正在尋找新的平衡。對台灣而言，真正的問題不是美國是否衰落，也不是中國是否崛起，而是在這場長期競爭中，我們是否持續提升自身能力。

歷史告訴我們，帝國的衰退通常不是瞬間崩塌，而是長期侵蝕；同樣，國家的崛起也不是奇蹟，而是持續積累。台灣的未來，不應寄託於任何紅線是否被畫下或抹去，而應建立在我們能否成為不可或缺的節點。

在多極秩序形成的過程中，語言可能仍舊華麗，承諾仍舊動聽，但真正決定命運的，是經濟實力、科技能力與社會韌性。叢林法則不是鼓吹對抗，而是提醒自立。唯有不斷強化自身競爭力，才能在風向轉變時仍站得穩。

當關稅成為大國焦慮的象徵，台灣更應以冷靜與務實回應。不是幻想某種永恆的保證，而是在不確定中累積確定性。這才是小國在大國博弈中的生存之道，也是我們在歷史轉折點上應有的清醒。

歷史的警語與現實的提問

《資治通鑑》：「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欲速則不達。」西方思想家孟德斯鳩強調權力分立以防專斷；漢密爾頓主張保護幼稚產業，但仍置於憲法框架之內。

英國19世紀在玉米法（Corn Laws）爭議中，最終選擇自由貿易，促成長期繁榮；反觀胡佛時代的高關稅，則加劇全球衰退。歷史從未證明關稅戰是高成功率策略。最近巴菲特（Warren Buffett）在 2025年底正式卸任波克夏海瑟威（Berkshire Hathaway）執行長前，確實採取了大幅增加現金儲備的策略。截至 2025年底，波克夏的現金儲備已膨脹至約 3,580億至 3,810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亦顯示他對未來經濟下行的擔憂。

那麼，我們是否應當自問：

當對方國內政治高度動盪、民調低迷、政策面臨司法挑戰時，我們是否過於急於表態？

是否在幻影威脅下，動用了最核心的戰略資產？

矽盾的價值，在於其不可替代性與長期穩定性。若將其綁定於短期政治波動，是否等於削弱自身籌碼？ （相關報導： 江岷欽觀點：慢，即是選邊站？最高法院拖延關稅案的憲政警訊 ｜ 更多文章 ）

在半導體是 21世紀的油金時代:國家核心競爭力的矽盾不應是任何談判的糖果

在關稅合法性尚未定案前，若我們過早讓步、動用核心資產換取短期穩定，等於替對方解決其內部政治問題。談判學的基本原則是：不要在對方尚未整合立場前，率先交出籌碼。

台灣的半導體優勢，並非自然生成，而是制度化工程。從工研院技術移轉，到國發基金扶植企業，再到市場成熟後的節制退場，形成難以複製的生態系。其價值不只在產能，而在制度、人才與信任。

矽盾之所以成為盾，在於不可輕易移轉。若在政治波動中被過度承諾，長期談判力將被稀釋。真正成熟的國家，不是最早出牌的國家，而是最後仍握有籌碼者。

多極時代的生存法則：自立而不孤立

世界正從單極走向多極。美國調整、中國崛起、歐洲尋求戰略自主、印度與東南亞提升角色。這不是末日，而是結構重排。

對台灣而言，最危險的選擇，是把未來完全押注於任何單一想像——無論是「美國永遠不變的保護」，或「中國必然全面接納的善意」。叢林法則不是鼓吹對抗，而是提醒自立。

我們需要的是：

技術不可替代性：持續高強度研發投入與人才培養，使關鍵技術維持領先。

財政與能源韌性：降低單一依賴，提升抗震能力。

多邊經濟布局：擴大市場連結，分散風險。

社會凝聚與國防自主：安全承諾再堅定，也無法替代自我防衛能力。

戰略耐心，是國家成熟的象徵

真正的高度，來自長期積累，而非瞬間姿態。邱吉爾曾說：「成功不是終點，失敗也非末日，重要的是繼續前行的勇氣。」然而勇氣不等於衝動。

若歷史告訴我們，高關稅總統多半在爭議與低支持度中謝幕；若現實顯示對方國內分裂嚴重，那麼台灣是否應在敘事與政策節奏上更加冷靜？

「謀定而後動，知止而有得。」真正成熟的國家，不是最早出牌的國家，而是最後仍握有籌碼的國家。

（相關報導： 江岷欽觀點：慢，即是選邊站？最高法院拖延關稅案的憲政警訊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Kneron創辦人暨執行長，美國加州大學（UCLA）電子工程博士。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