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寶觀點：理想與現實的衝撞─台灣是否需要核能以因應經濟高成長所需的電力？

面對電力需求高漲與備轉容量下滑的雙重壓力，台灣政府近年來逐漸展現出對「重啟核能」的開放態度。總統賴清德在2024年底曾表示，台灣未來不排除接受「先進新式核能」的可能性。2025年5月核三除役後不到一年，行政院便在立法院通過《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修正案，允許核電廠在執照屆期後，向核安會申請再延長運轉最多20年。這意味著原本計畫除役的核二廠和核三廠有機會重啟，成為台灣能源政策的一大轉折點。

支持重啟的論點： 主張重啟核能的人士認為，在氣候變遷與能源安全的壓力下，核能作為低碳且穩定的基載電力來源，對於台灣至關重要。首先，半導體和AI產業對電力的依賴日趨提高，重啟核電有助於確保這些高科技產業的供電穩定，從而維持台灣經濟競爭力。其次，核能發電每度電的碳排放量極低，在淨零排放目標下，核能被視為可持續能源的重要一環。此外，重啟核電可減少對天然氣的依賴，降低國際能源價格波動對電價的影響。再者，有學者指出，核電廠若妥善管理，可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運行更長時間，例如許多國家的核電機組延役多年仍運行良好。基於上述理由，部分專家強調台灣需要「因應AI時代建置算力所需的電力」，因此核能重啟勢在必行。

反對重啟的挑戰： 然而，重啟核能的計畫也面臨多重挑戰和質疑。首先是安全與核安的問題。台灣目前對核電安全的要求相當嚴格，一旦核電廠重啟，需要通過核安會的嚴格審查，包括設備老化評估、安全提升措施等。核三廠雖運轉多年，但停機後設備老化，重新啟動需投入巨資檢修與更新。同時，台灣地理位置多地震，如何確保核電廠在地震和災害下的安全，是反對者的主要憂慮。例如，核三廠位於恆春半島，距離斷層帶僅900公尺，過去設計耐震標準較低，這是反對派擔心的隱患。

其次是核廢料處理的困境。台灣長期缺乏高階核廢料的最終處置場，目前用過核燃料棒暫時儲存在廠內水池，再以乾式貯存桶放置於室外，一旦核電重啟，核廢量將持續增加。然而，最終處置場的選址問題至今未決，政府雖曾計畫興建深層地質處置場，但進度緩慢且面臨地方反對。在缺乏終極解決方案前，重啟核電被認為是將核廢問題延後，而非真正解決。第三是社會共識的問題。非核家園政策曾經歷數次公投與社會運動，多數民眾對核電存在安全疑慮和心理障礙。雖然近年來部分民意已出現轉變（例如2025年核三重啟公投中，多數民眾支持在確認安全無虞後延役核三），但整體社會共識尚未完全建立。如何取得公眾的信任，是重啟核能的重要課題。

綜合而言，重啟核能雖被視為因應電力需求的解方之一，但需在安全、核廢和社會共識三方面取得突破。政府必須確保核電重啟後符合最高安全標準，提供妥善的核廢處理方案，並取得民眾的理解與支持，否則政策將難以順利推動。 （相關報導： 有核電就不怕能源危機？經濟部直言「NO」：這些核能大國一樣有壓力 ｜ 更多文章 ）

台灣的能源政策正處於理想與現實的衝撞點：一方面，「非核家園」作為環保與能源自主的理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高成長的經濟和科技產業對電力的強烈需求又迫使政府重新評估核能的角色。目前看來，台灣需要在兩者間尋找平衡：既不忽視環境與安全的考量，也不忽視電力穩定供應的需求。

從現實角度看，台灣的電力需求在未來數年將持續攀升，尤其半導體和AI產業的擴張將帶來巨大的用電負擔。若沒有額外的基載電源，供電壓力將越來越大。在此情況下，核能作為低碳且穩定的能源選項，確實具有吸引力。重啟核電有助於彌補核三除役後的電力缺口，確保關鍵產業的供電安全，維持台灣經濟競爭力。然而，理想與現實的衝撞也提醒我們，重啟核能並非萬靈丹，需要克服諸多挑戰。核安、核廢和社會共識這三大問題，是核能政策能否成功的關鍵。政府必須在技術、管理和公共溝通上投入巨大努力，以確保核電重啟的安全、合法和透明。

在國際趨勢的背景下，台灣並不孤單。許多國家都在經歷類似的能源政策轉折，例如歐洲從去核走向有限度地接受核能，美國從清潔能源主義轉向能源安全導向。這些經驗告訴我們，能源政策需要因應時勢調整，但基本原則是一致的：確保能源供應的安全、可靠、經濟，同時減少對環境的影響。台灣若要走出能源政策的十字路口，可能需要制定更靈活的策略，例如在維持非核家園大方向的同時，將「先進核能」納入考量，並積極發展小型模組反應爐、核融合等新技術，為未來能源提供更多元的選擇。

總而言之，台灣是否需要核能以因應經濟高成長所需的電力，取決於在安全、經濟和環境之間取得平衡的智慧。理想的「非核家園」固然令人嚮往，但在現實的能源需求前，政府必須以務實態度重新評估政策。唯有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充分考量社會接受度和環境影響，台灣才能找到既符合環保理念又能滿足發展需求的能源路徑。這將是一場長期的挑戰，但也是台灣能源政策轉型的必經之路。 （相關報導： 有核電就不怕能源危機？經濟部直言「NO」：這些核能大國一樣有壓力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