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記者問起「二二八」的意義時，大學生陳彥蓉坦言：「我之前想得很簡單，覺得這就是段歷史，是個可以放假的日子而已。」
這種回應，道出了不少台灣年輕人的心聲。他們被稱為「民主富二代」，一出生就擁有言論自由與選舉權，卻未必明白台灣民主從何而來，或是二二八對台灣民主運動史的意義。
不過，台灣社會的氛圍近期開始出現變化。以戒嚴時期政治懸案為題材的電影《世紀血案》引發爭議，加上台北101董事長賈永婕等名人高調倡議要認識歷史，帶動了一股「台灣史補課潮」，希望彌補「集體遺忘」。不僅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相關書籍熱賣，國家人權博物館也在過年期間湧入比去年多五倍的人潮。
儘管如此，許多年輕人對這段歷史依舊保有距離甚至選擇避而不談。為什麼民主化30年後，歷史記憶在新世代之間依然出現斷層？在二二八事件79週年之際，BBC中文採訪多名年輕人與學者，試圖找出答案。
「學校有教，但我不知道」
二二八事件被視為台灣歷史上的集體創傷，於1995年被定為「國定紀念日」，卻曾有長達40年無法公開談論。
二戰結束後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由國民黨接管，對戰後台灣造成經濟與社會秩序上的衝擊，外省人與本土台灣人存在張力。1947年2月27日，因「查緝私菸」而起的警民衝突，隔天引發群眾示威，衛兵開槍掃射，全台抗議升級，國民黨政府血腥鎮壓及進行「清鄉行動」，開啟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二二八成為禁忌話題，留下歷史的記憶斷層。
1990年代台灣解嚴後，開始可以公開談論二二八，事件也首次出現在高中教科書。李登輝執政時期代表國家為二二八事件道歉，並推動官方調查，指定二二八為國家紀念日，加重教科書篇幅。
即使如此，新生代對於二二八的了解，也不比前幾個世代多，就連二二八遺屬，也可能不知道家族曾發生這樣的悲劇。
25歲的台北人劉品佑就是其中一人。他向BBC中文說道，之前在家裡看新聞時，外婆會把聲音轉小、窗戶關起來、窗簾拉起來，他原本以為每個家庭都和他一樣，一直到高中畢業前，無意間得知外婆的兄長在事件中死亡，才知道家人避談政治、小心翼翼的舉措，都是因為創傷。
「這些歷史傷痕並不會因為時間過去就消失，它只會成為家族裡面的深刻記憶 。」
在此之前，他對二二八的認識很淺薄。劉品佑表示，高中課程有教二二八，但只有一些片段的資訊，沒有太深入的描述，課堂上無法有更多討論，他對於二二八的認識很不立體，只停留在「查緝私菸」和「亂槍掃射」。
進大學後，他增加更多二二八的知識量，但遺憾也更深，因為90多歲高齡的外婆記憶力衰退，「當我想回頭去問這段家族經驗的時候，已經沒又辦法問了。」
「老師很重要，那些對二二八有比較多認識的人，都是受老師引導，可惜我在求學過程中，沒有遇到這樣的老師。」陳璿安表示，同學們更不會主動提到這個話題，而她就是在這種表面安定的環境下成長。
前國家人權館館長、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陳俊宏以「我們是自己故鄉的異鄉人」，來形容台灣社會對自身歷史的無知。他向BBC中文表示，台灣學生對曼德拉、馬丁路德金恩的故事耳熟能詳，卻未必真正理解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的國家暴力，「這不是學生冷漠，而是整個公共知識結構長期缺席的結果。」
陳俊宏直言，即便現在的課綱已納入二二八和白色恐怖議題，但在實際教學現場，許多教師因為擔心被貼上政治標籤或遭家長投訴，會以「教育中立」的立場來處理相關教學問題。
「很多人誤解教育中立，以為就是什麼都不要談。但不談政治，其實是最政治的。」陳俊宏解釋，威權體制是透過去政治化，將公民馴化為對公共事務沉默的主體，台灣即使已經民主化數十年，仍然沒有擺脫威權遺緒。
年輕人之間的集體避諱
即使對二二八有所了解，年輕人也很少公開討論這個議題。
21歲的高雄人陳彥蓉表示，有些大學同學會在限時動態說，不喜歡有人一直強調這段歷史，認為這「有傷和氣」，就算是政治立場鮮明、關心這段歷史的朋友，為了避免爭吵，也只會在網路上發文，不會在同儕間表達意見。
在新北市長大的李承璦，是少數會表達意見的年輕人。21歲的她來自本省人家庭，從小就聽父親說二二八和台灣歷史，全家會在二二八當天慎重地紀念這段歷史。李承璦回憶，小學時同學開心二二八討論去玩的行程，她會質問同學是否了解放假的原因，她甚至從小就會在新聞社群跟人筆戰，說明二二八跟白恐歷史多重要。
但上大學前，她因為上節目評論政治人物遭網路攻擊，讓她上大學後變得保守，不再公開發表意見。「我會害怕，怕我不認識的人湧進我的臉書攻擊我，而我要陷入解釋的混戰裡，很累。」
許靜玟小時候在高雄外公家眷村長大，她從高中就投入校園自治，上大學也積極推廣校園白色恐怖歷史。她觀察到，許多同儕對「二二八」或「轉型正義」帶有一種本能的抵抗，認為這些辭彙被包裹成了「泛政治」的標籤，而台灣人對談政治有本能的抵抗，或許也源於家庭歷史經驗或是社會造成的創傷。
「如果你不知道對方的意識型態或立場，而引起他不愉快的話，你自己也不會很舒服。尤其他還是你重視的朋友的話。」
而這種創傷仍普遍存在，在政治受難者及後代身上更為明顯。劉品佑表示，童年時，住在台北市中心的他，曾被家人帶著經過太陽花運動抗議現場，母親知道後，對此無法諒解，「可能因為家族經驗，她一直不喜歡我談政治、碰政治」。
甚至到了2026年的今天，他發現家人投票仍要搶在開門第一時間去排隊，只因「深怕自己投票被看見」。
教科書以外的歷史經驗
劉品佑自從知道自己是二二八遺族後，看待這段歷史的眼光就不一樣，也開始對校園裡的蔣介石銅像和遺照，產生懷疑的眼光。他上了大學後，在台北市長蔣萬安主持的二二八紀念儀式上，和同伴一起抗爭，要求蔣萬安為二二八道歉。
「我在高二的時候，參觀了高雄歷史博物館的展覽，這才知道，二二八事件的時候，在高雄發生了大規模的屠殺，這才讓我真正踏進理解二二八的道路。」22歲的許靜玟發現，這個事情就發生在她熟悉的街頭，而她卻不知道，這個念頭讓她心生愧疚，才進一步研究跟了解高雄二二八事件。大學生陳彥蓉則是受香港反送中示威影響，才對二二八事件有感。她說，家人從不談政治，但升高中時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她那客家背景的母親因為關心這個議題，產生比較強的社會意識，甚至帶家人到電影院觀看電影《返校》。《返校》是以白色恐怖時期的告密者為核心的電玩遊戲，因為大受歡迎而被改編成電影，在當時成為熱門話題。陳彥蓉覺得電影有趣，讓她對過去歷史產生興趣。
1996年出生的陳璿安同樣對香港的事情有共鳴，從示威、《香港國安法》通過到民主派被大搜捕，都讓她對二二八歷史感同身受，「這件事情其實就像台灣的白色恐怖，重新在對岸上演」。
陳俊宏教授表示，真正影響人們對歷史認識的契機往往不在教科書，而在情感經驗，「情感上的交流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媒介，讀了一本小說或看了一部電影的感動，都有可能觸發這個人進一步探索的可能性。」
台灣應如何面對歷史傷痕？
在歷史轉折的79週年，年輕世代有著自己的詮釋和感受，李承璦表示自己學習歷史更像是一種「解碼」當下的過程：「為什麼硬幣上是這些光頭？為什麼學校有教官室？了解這些根本原因後，我們才能談論分歧來自什麼？有人該為此負責嗎？我們該如何共存？」
在今年二二八前夕，總統賴清德表示，二二八是台灣歷史最深沉的痛，再加上威權政府打壓，讓很多人選擇沉默，將記憶埋在心裡，以免受到傷害，「面對過去，我們不需要恐懼，只需要真相」，他強調轉型正義並非仇恨與意識形態，而是記憶與清創療傷的過程。
而國民黨主席鄭麗文也表示意見，她指出，228事件的本質，是來自殖民者、統治者的國家暴力濫用，「我們希望還原歷史的真相，我們更希望從中汲取歷史的教訓，不重蹈歷史的覆轍，國家暴力必須得到約束。」
近期，因為電影《世紀血案》爭議，以及台北101董事長賈永婕在社群平台上的推廣，台灣社會掀起了一股「台灣史補課潮」，不僅台灣史書籍熱銷，包含國家人權博物館、中正紀念堂等相關歷史展場熱門，社群上也湧現討論熱潮：有人逐一分享二二八受難者的故事，也有人提到家人在二二八與白恐的經歷，更多人則是坦言過去對這些歷史感到陌生且不知情，反思教育問題或自己的態度。
在這波補課潮下，還是大學生的許靜玟提出反問：與其受到一部傷害台灣社會的電影影響而去補課，為什麼不一開始就把這門課學好？但她也認為，對這個社會而言，補課是遲早的事情，「如果傷痕沒有被好好的撫平，歷史的真相沒有被社會所看見，那這話題爭議就會像舊傷復發一樣，反覆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