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岷欽觀點：首席大法官擋得住川普嗎？當司法成為權力的最後防線

一切權力集中於同一雙手，正是暴政的定義。(The accumulation of all powers in the same hands … may justly be pronounced the very definition of tyranny.)─美國總統麥迪遜 聯邦通訊第47號(The Federalist No. 47)

十月的華盛頓，九名大法官再次披上黑袍，走進那座象徵憲政記憶的殿堂。在這個新開庭期，他們面對的不只是案件，而是美國憲政的靈魂。因為，他們將於11月5日審理、辯論川普政府以 《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 為依據的關稅合法性。這是川普第二任期最具制度意涵的案件之一。若被判違法，美國政府可能需退還數千億美元關稅收入，並面臨貿易與財政混亂；若被判合法，則意味著總統可在未經國會同意下，單方面課稅、設資本管制、調整對外經濟政策——幾乎是「君主式權力」的復活。

《華爾街日報》形容這是對總統權力的「壓力測試」；《經濟學人》則提醒，川普的多數議程「在最高法院看似安全，只有少數例外」。但是，歷史往往就在例外中改寫。正如《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吉蓮・邰蒂 (Gillian Tett) 所言，11 月 5 日的 IEEPA 審判不只是關稅訴訟，而是行政權與憲政秩序的臨界點；若川普勝訴，美國將正式進入一種「君主式地緣經濟學」

緊急法的迷宮：從IEEPA到對等關稅 

川普第二任期開始不久，即援引IEEPA對全球展開「對等關稅」政策。原本為打擊芬太尼貿易的臨時措施，最終擴及三十多國商品。這項行政命令使貿易政策陷入混亂，也讓白宮與司法體系正面碰撞。

美國地方法院、國際貿易法院與聯邦上訴法院已三度裁定此舉越權，認為總統不能以「緊急」為名取代國會的課稅權。八月底，聯邦巡迴法院暫緩執行該政策至十月中旬，川普政府隨即上訴最高法院。

根據10 月初的《財星雜誌》報導，引述華爾街與法學界預測，最高法院裁定不利川普的機率約為 70% 至 80%——這是專家與市場預估，並非法院訊息。若最終判定違憲，美國財政部恐須退還部分已徵關稅，《彭博》指出可能達「數千億美元區間」，足以掏空部分國庫並重創債市信任。《金融時報》警告，11月5日這場「篝火夜的驚奇」(Bonfire Night Surprise) ，或許會讓投資人迎來不亞於金融危機的震盪。

但此案的核心，不在金額，而在憲政。當「緊急」成為治理常態，法律的界線究竟還能畫在哪裡？IEEPA 原為冷戰時期為應對外敵設計，如今卻被轉化為總統的日常經濟武器。若最高法院不設限，緊急權將成為永久權。 （相關報導： 江岷欽觀點：從「華盛頓不能」到「川普必須」：硬幣頭像的民主墮落 ｜ 更多文章 ）

首席的焦慮：節制與時代的速度

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茲（John Roberts）面臨自2005年9月任職大法官以來最艱難的考驗。他深信司法應以「節制」為德。2006 年，他曾說：「若非必要，就不應多作決定。」然而，在川普的治理節奏下，節制本身成了風險——不判，等於默許。

去年 7 月，他在 Trump v. United States 案中撰寫多數意見，認定總統對「官方行為」享有刑事豁免。川普旋即在社群媒體宣布：「拯救國家，不算違法。」

那一刻，法律從防線變成盾牌。

羅伯茲的本意或許是避免司法淪為政治報復工具，但結果卻讓行政權在制度上獲得前所未有的擴張。《華爾街日報》的Podcast指出，這場官司讓最高法院「測試總統權力」的同時，也測試自身的道德承受力。

法院的「安全幻覺」

事實上，在川普第二任期的前九個月，大多數政策在法院「看似安全」。法院傾向於允許行政部門先行執行，再於事後審理其合法性。這種做法的代價，是司法逐漸被降格為政治觀眾。 

《路透社》整理的案件統計顯示，川普政府在本年度大多數緊急申請（俗稱「影子案卷」）中獲勝，雖未必是政治偏袒，但足見法院對行政速度的容忍。這種「先行後審」的默許，使三權分立的張力愈發傾斜。 

正如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教授史蒂芬・維米爾 (Stephen Wermiel) 指出：「我們正進入一個兩權運作、第三權觀望的時代。」當司法的沉默被解讀為順從，民主制度便失去了它最後的節拍器。

搖擺的天秤：羅伯茲、巴瑞特與卡瓦諾 

最高法院目前保守派佔六席，但並非鐵板一塊。《財星雜誌》分析指出，羅伯茲與艾米・巴瑞特（Amy Coney Barrett）傾向維護市場穩定與法治可預測性，可能在關稅案上反對擴權；而布雷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被視為最關鍵的搖擺票，他關注的焦點不是意識形態，而是制度秩序。這三人形成的「制度中軸」是法院的最後平衡點。他們若能在關稅、撤官與監管案上建立可重複適用的原則，便可能重新界定行政與司法的邊界。

《華爾街日報》的分析認為，羅伯茲已不再擁有過去左右票數的絕對權威，但仍能透過書寫判決意見、限定裁決範圍，在制度層面上「慢下來」，讓法律不至被速度淹沒。 

從法院到市場：信任的共同體 

摩根大通在倫敦會議報告指出：若最高法院裁定 IEEPA 關稅違憲，短期內將引發市場動盪，但長期有助「恢復制度信用」。這提醒我們：市場的穩定最終取決於制度，而非權力。 

《金融時報》吉蓮・邰蒂，則進一步指出觀察本案發展的三個核心焦點：

1.法理層面： 川普以 IEEPA 取代《貿易擴展法》第 232 條或 301條的傳統依據，定義「貿易逆差為國家緊急狀態」，挑戰「重大問題原則」——涉及巨大經濟效果的行政命令必須獲國會授權。

2.治理層面： 她把川普白宮描述為「皇室式宮廷」，核心幕僚法律知識薄弱，權力依附於個人意志而非制度流程，這正是法律混亂的根源。 （相關報導： 江岷欽觀點：從「華盛頓不能」到「川普必須」：硬幣頭像的民主墮落 ｜ 更多文章 ）

3.政治層面： 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內部分裂。包括首席大法官羅伯茲在內的多數法官曾支持重大問題原則，若維持一致，白宮敗訴機率高。即使敗訴，川普也可能改用、援引《貿易擴展法》第 232 條重新課稅。但這些替代方案速度慢、範圍窄，無法取代 IEEPA 的彈性。這意味著，若法院劃線，美國的貿易政策將被迫回歸「多中心審議」，也就是回到民主的正常速度。

民主不是不允許效率，而是拒絕以效率取代問責。當法院重新奪回「說不」的能力，市場雖短痛，體制卻可能長治久安。

歷史的多重迴聲與文明的最後祈禱

1930 年代的羅斯福以「緊急」之名推動新政，法院初時抵制，隨後妥協，成就了行政國家的基礎。九十年後，川普以相似的語言、相反的方向重演歷史：他不是擴張公共治理，而是集中個人權力。

羅伯茲因此陷入一場歷史鏡像：他既不願重蹈 1937 年「法院退縮」的覆轍，

也不願讓司法成為政治戰車的乘客。這正是《華爾街日報》 所謂的「制度試煉」：最高法院不只是在審理川普，而是在審理自己。

近期的《經濟學人》說川普的政策「大體安全」，《華爾街日報》說法院「正在測試總統權力」，《金融時報》則警告投資人「可能被驚嚇」。三種語氣，正構成當代美國的憲政三重奏：政治在加速，司法在遲疑，市場在賭博。

羅伯茲無法改變權力的潮汐，但仍能守住制度的岸線。他若能在判決書中劃下節制的界線，讓緊急權回歸臨時、讓法律重拾重量，那麼美國或許還能維持一點秩序的尊嚴。

誠如約翰・洛克所言：「當法律終結之時，即為暴政之始。」(When the law ends, tyranny begins.) 法院不必成為民主的英雄，但當權力暴衝時，它必須是即時剎車的機制。當權力以「緊急」為名踏過民主制度時，能說「不」的人，才是歷史真正的守門人。而那個人，也許仍穿著黑袍。 （相關報導： 江岷欽觀點：從「華盛頓不能」到「川普必須」：硬幣頭像的民主墮落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世新大學管理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