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燕婷觀點：川普20點和平方案─極限施壓加薩僵局，巴勒斯坦鬥爭遠去？

從2023年「阿克薩洪水行動」爆發起，加薩衝突已經粉碎兩份停火協議、觸發2024年的敘利亞變天、引爆2025年的以色列伊朗戰爭。基本上蔓延中東的各式傷口，包括從2010年起餘波盪漾的「阿拉伯之春」、在近20年白熱化的以色列伊朗對峙、從1940年代迴盪至今的以巴衝突，如今都因加薩危機持續滲血。

但面對中東秩序的持續潰爛，美國斡旋卻是反覆失敗：拜登（Joe Biden）的「三階段停火」半途折翼，川普（Donald Trump）的「清空方案」引發「種族清洗」抨擊，「接管方案」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而這背後歸根結柢，是美國意志難以撬動現實僵局，除了哈馬斯持續抵抗、伊朗不願認賠殺出，阿拉伯與西方國家也不全然願意背書。

不過就在9月29日，川普忽然拋出「20點和平方案」，內容除了規劃停火撤軍、人質換囚，也要求哈馬斯解除武裝、不能參與未來的加薩治理。而從後續反應來看，這份計畫受到西方、俄羅斯、阿拉伯國家、巴勒斯坦自治政府（PA）的普遍支持，原本抗拒的哈馬斯也在10月3日讓步，表態即將釋放剩餘人質，並同意「將加薩走廊管理權移交巴勒斯坦獨立技術官僚機構」，但關於解除武裝等細節，就還需要更多後續談判。10月5日，各方已經前往埃及，就釋放人質與全面停火進行磋商。

顯然，經歷「三階段停火」的中斷、「清空」與「接管」方案的喧囂，這次的「20點和平方案」既讓川普收穫支持，也為加薩浩劫帶來停火曙光。只不過反襯曙光耀眼的暗夜，其實還是2023年11月第一次停火至今，戰事升級作為「極限施壓」的不斷推進，以及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至今，巴勒斯坦鬥爭走到強弩之末的不斷遠去。

「極限施壓」是怎麼成形的

首先是「極限施壓」的推進。這背後牽引的問題，其實就是情勢變化如何導致禁忌的紅線褪色，畢竟觀察川普的「20點和平方案」內容，多數規劃都不是首次提出，而是2023年戰爭爆發以來便被不斷討論、反覆否決的政治訴求。

例如要求哈馬斯解除武裝、阻絕哈馬斯在戰後加薩扮演任何政治角色，基本上就與以色列在2023年開戰初期的宣稱重合：推翻哈馬斯統治、避免加薩在未來繼續成為威脅。

但顯而易見，過去以色列的軍事能量並不足以實現相關目標，於是哈馬斯也就持續緊抓活命浮木：雖然同意停火，卻始終不願解除武裝、交出加薩走廊統治權，畢竟「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當然，以色列也就不斷重啟戰事、拒絕撤軍，並在戰爭泥淖越陷越深。

接著是由美國與阿拉伯國家籌組「國際穩定部隊」（International Stabilization Force，ISF）。根據「20點和平方案」內容，這支部隊將接手以軍撤出的安全真空，並與約旦、埃及密切合作，在未來訓練經過審核的加薩巴勒斯坦警力，同時管控埃及與約旦邊境，防止彈藥與其他軍備流入。 （相關報導： 野火燒不盡：以色列宣稱擊斃兩萬人後，哈瑪斯為何能從加薩廢墟中招募上萬新血？ ｜ 更多文章 ）

顯然，這是在為以色列撤軍做準備，並與阻止以色列併吞加薩的要點相呼應。問題是，這不代表以色列不會在戰後加薩扮演任何角色，因為根據計畫內容，以軍雖會在確保加薩不對以色列、埃及或兩國公民構成威脅後撤出，卻還會在加薩周邊維持安全警戒，直到該區「徹底消除恐怖主義威脅並恢復安全」。

因此這種規劃簡單來說，就是讓阿拉伯國家與西方、以色列共同監管加薩安全，其實也就是呼應2024年斡旋第二次停火前夕，國際曾經討論的「西方與阿拉伯聯軍監管戰後加薩」提案。但可想而知，當時阿拉伯國家群起拒斥，堅稱自己絕對不會配合以色列與美國管束巴勒斯坦人。

再來就是成立臨時過渡的技術官僚委員會治理加薩。根據「20點和平方案」，這個委員會將由符合資格的巴勒斯坦人與國際專家組成，並由川普作為主席的過渡機構「和平理事會」（Board of Peace）監督，理事會成員還包括英國前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而這種過渡統治，將在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完成改革計畫、且能安全有效接管加薩後結束。

基本上前述安排，就是對加薩實施某種以美國為首的「託管」，畢竟所謂「官僚委員會」雖能管理公共事務，卻還是要受「和平理事會」監督；而「完成改革計畫」、「安全有效接管加薩」的認定標準，顯然也由「和平理事會」一錘定音。

不過這種構想並不是川普首創。早在2024年10月31日，彭博社就曾揭露美國與以色列商談的三種戰後方案：第一，由美國、英國、德國和法國組成多國部隊，支援由沙烏地等地區國家組成的委員會暫時監管加薩；第二，參考1979年埃及與以色列和平條約下的西奈半島模式，在加薩走廊組建一支由多國部隊和觀察員組成的維和部隊；第三，將加薩走廊置於聯合國的臨時監管下。

換句話說，對加薩進行國際託管，是美國早在拜登任內就有的政策構想；而川普在2025年2月提出的「美國接管」提案，基本就是添加了「清空加薩」的激進底色。甚至根據媒體報導，布萊爾本人也早在2025年7月就透過智庫研擬相關草案，並與川普聯繫商談。

只是，託管雖然是根除衝突的出口之一，卻不是長期以來的主流意見。原因也清晰可見：除了哈馬斯拒絕解除武裝、交出權力外，更是因為託管加薩本身，其實反而可能鞏固美國、甚至以色列對於加薩的間接統治。因此各方即便知曉這是可行出路，卻還是選擇圍繞已經腦死的「兩國方案」大聲疾呼，來迴避可能沾染「殖民色彩」的危險提案。

整體來說，不論是迫使哈馬斯解除武裝與交權、要求阿拉伯國家參與戰後維和，或是針對加薩進行國際託管，都是2023年開戰至今曾經出現的政治訴求，卻也都因現實條件、各方回應的左支右絀，而淪為無法落地的海市蜃樓。

其中，拜登的「三階段停火」就是最明顯實踐。即便當時美國已在探討加薩的戰後託管、回應以色列推翻哈馬斯的戰爭目標，現實障礙卻是顯而易見：以色列的軍事施壓尚不足以迫使哈馬斯解除武裝，阿拉伯國家也出於政治正確不願參與戰後維和，國際各方更對託管加薩莫衷一是。 （相關報導： 野火燒不盡：以色列宣稱擊斃兩萬人後，哈瑪斯為何能從加薩廢墟中招募上萬新血？ ｜ 更多文章 ）

結果，「三階段停火」只能走上凍結衝突的折衷路線：不強制哈馬斯解除武裝，而是要其承諾不再擴充軍事力量；以色列也不用針對「兩國方案」進行回應，但必須完全撤軍、解除對於加薩的封鎖。顯然，急於停火的拜登心存僥倖，希望在執行人質換囚、以色列撤軍後回歸常態，能停火一天是一天。結果，博弈繞了一圈還是回到原點：以色列不接受哈馬斯繼續統治戰後加薩，哈馬斯則持續拒絕解除武裝，第二次停火於是在2025年3月被以色列的空襲炸毀。

從這個脈絡回看，「20點和平方案」其實是比「三階段停火」更進一步的「新瓶裝舊酒」，卻能在兩次停火失敗後獲得廣泛接受。究其關鍵原因，即便務實中帶著殘忍，卻也不得不如此推論：川普上任後的加薩危機升級，已經對戰爭僵局的各方形成「極限施壓」。

首先就是空間更大的「開綠燈」。川普明顯給予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更多殺戮許可、更大冒險空間，既默許以色列在3月撕毀協議重啟戰事，把加薩危機上升到種族滅絕程度，又准許以軍在6月直接打擊伊朗、引爆「十二日戰爭」，以及不阻止以色列在9月破天荒空襲卡達，意圖斬首哈馬斯成員。

接著就是提出更加激進的戰後方案，包括1月的「清空加薩」、2月的「美國接管」，基本上完全呼應以色列極右翼的強硬訴求，並以種族清洗為血腥底色，演繹了「三國方案」的新時代變體：過去提議是讓加薩併入埃及、約旦河西岸併入約旦，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雖享有公民權，土地本身卻被以色列、埃及、約旦三國共同分割；川普版提案則是將加薩民眾分別遷往埃及、約旦，土地則另作打算。

因此，如果各方只以2024年斡旋「三階段停火」的時空為基礎，那麼「20點和平方案」當然是非常激進的規劃；但在戰爭已經造成種族滅絕、引爆以色列伊朗戰爭，川普又毫無包袱提議「清空並接管」的背景下，「20點和平方案」反而成為相對可以接受，並有機會終結加薩苦難、同時避免引爆中東大戰的可行選項。

正因如此，傷痕累累的哈馬斯才會有所讓步，答應釋放人質、戰後交權，並已派員前往埃及談判；阿拉伯各國也不再拒斥參與維和，包括剛因以色列空襲卡達召開「阿拉伯-伊斯蘭特別峰會」的海灣各國，也都積極回應川普的「20點和平方案」；國際各方也不再視加薩託管為洪水猛獸，就連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也都敦促，「各方應該抓住機會，結束加薩的悲慘衝突」。

當然，川普本人未必事前就有「極限施壓」的全盤規劃，或許更多是走一步看一步、僅靠直覺摸索前路，又或許是在聽取建制派官僚建議後打消「清空並接管」的狂想，甚至可能是為爭取諾貝爾獎而忽然發功。畢竟如前所述，「20點和平方案」的許多構想早在拜登任內就已出現，布萊爾本人也早在2025年7月就開始向川普提議，甚至回歸方案本身，也可以說是參考了聯合國過去處理科索沃、東帝汶衝突的相關作法。

但無論川普究竟是有意還是無心，戰爭僵局確實是在一系列慘烈升級後的兩周年，出現了罕見的鬆動跡象。

巴勒斯坦鬥爭大勢已去？

只不過從巴勒斯坦鬥爭的視角出發，「20點和平方案」雖然是巨大苦難下的和平曙光，卻也或許是大勢已去的又一側寫，其本質也就像曾經的「兩國方案」：雖然是某個當下的最務實出口，卻也是對強勢過去的一次告別。 （相關報導： 野火燒不盡：以色列宣稱擊斃兩萬人後，哈瑪斯為何能從加薩廢墟中招募上萬新血？ ｜ 更多文章 ）

回顧以巴衝突的最動盪歲月，1948年的第一次中東戰爭就是代表性起點：巴勒斯坦人並非孤軍奮戰，而是擁有埃及、外約旦、沙烏地、伊拉克、黎巴嫩等阿拉伯聯軍的兩肋插刀。但即便如此，最終還是以色列打贏這場立國之戰，巴勒斯坦人則開始名為「大災難」（Nakba，النكبة）的流離失所。

在這之後，阿拉伯國家對於巴勒斯坦的支持也就逐漸流失。而導致這個現象的關鍵原因，除了以色列在美國、甚至早期蘇聯支持下，建國現實已經無可逆轉外，還源於阿拉伯國家的「各有盤算」。說得更直接，各國對於巴勒斯坦的支持，其實打從一開始就不全受民族主義驅動，而是雜揉了地緣與政治利益，因此當支持本身已從收益變赤字，各國自然也就選擇了明哲保身。

埃及與約旦就是最鮮明案例。埃及曾是支持巴勒斯坦鬥爭的堅定後方，但這種姿態本身，並不能排除對泛阿拉伯主義的壟斷與騎劫，包括納瑟（Gamal Abdel Nasser）本人之所以能在埃及擁有無上威望、甚至成為阿拉伯世界的公認英雄，都與埃及在1956年第二次中東戰爭中抗阻以色列、迫使以軍撤出西奈半島有關。

同理，約旦對以巴衝突的干涉，也是從一開始就暗藏擴張主義思維。早在第一次中東爆發時，國王阿布杜拉一世（Abdullah I）就不是真心協助巴勒斯坦建國，而是要趁亂擴張領土，因此也反覆遊走在以阿之間，甚至在1950年併吞了約旦河西岸，為自己在1951年遇刺身亡、且是死於巴勒斯坦人之手埋下荒謬引信。

而也正因埃及與約旦的支持從一開始就「動機不純」，所以在認知到以色列靠山巨大、實力堅強後，曾經的抗以先鋒也就迅速成為最早與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國家：埃及在1980年、約旦在1994年，且過程當中都有美國斡旋，其實也就是2020年「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的前身。

整體來說，美國對以色列的強勁支持，既在一方面升高各國介入以巴衝突的門檻，也同時削弱、甚至改造了中東國家對於巴勒斯坦的支持形式：從真槍實彈的出兵到口頭譴責，從對以色列堅壁清野到暗中來往，差別只在有無捅破「建交」這層窗戶紙。

當然，巴勒斯坦並不是瞬間孤立無援。例如在1960年代末期，以巴衝突一度吸引全球左翼武裝聚集，諸如日本赤軍領導人重信房子，也就從1970年代起在中東輾轉流離近30年。但這種中東「五月風暴」本身，其實也正是武裝鬥爭沒落的反映：就是因為阿拉伯聯軍已經難以再現，巴勒斯坦已只好依賴各自為政、缺乏實力的國際縱隊；正如之後隨著1970年代泛阿拉伯主義、全球左翼共同退潮，許多巴勒斯坦武裝也只能轉向泛伊斯蘭主義尋求續命，卻依舊難挽頹勢。

而也正是在大勢已去的背景下，巴勒斯坦領導層在1970年代末放棄了與以色列勢不兩立的「一國方案」，勉強接受與以色列共同立國的「兩國方案」構想，也就是以1967年雙方邊界、聯合國安理會第242號決議為基礎，讓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兩國比鄰而處。基本上這一規劃從1970年代中期起，就在聯合國大會上連年獲得壓倒性支持，居於領導地位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簡稱巴解）最終不得不屈服，1993年的《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s）因此應運而生。 （相關報導： 野火燒不盡：以色列宣稱擊斃兩萬人後，哈瑪斯為何能從加薩廢墟中招募上萬新血？ ｜ 更多文章 ）

而從1948年到1993年的事態展演，其實很大程度定調了以巴衝突的悲劇走向：阿拉伯國家看似在以阿衝突的背景下支持巴勒斯坦，其實更多是把巴勒斯坦當工具、而非目的，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對立也並非無法消弭；反觀美國作為以色列靠山，不僅不會拋棄惹麻煩的以色列，還會盡最大努力為以方降低外部威脅，包括拉攏阿拉伯國家、割裂巴勒斯坦內部的溫和派與強硬派。

《奧斯陸協議》的成文與破碎就是證明。如前所述，協議本身起於巴勒斯坦鬥爭淪為阿拉伯孤兒的時空，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也因此成功馴服巴方溫和派，迫使其放棄「一國方案」轉而接受「兩國方案」。但這一轉向的直接結果，就是同步拉升哈馬斯等強硬路線在巴勒斯坦社群內部的聲量，並與同樣不滿協議的以色列右翼一起搗毀「兩國方案」，最終第二次大起義在《奧斯陸協議》簽署7年後炸裂。

於是，哈馬斯成了國際乃至阿拉伯國家公認的恐怖組織，以色列卻幾乎沒有受到任何懲罰。接下來的情況也基本就是重演過去場景，只不過角色有些不同。

哈馬斯代表了巴勒斯坦武裝鬥爭路線，並在以色列伊朗代理衝突的背景下受到德黑蘭挹注，成為伊朗「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的一環，其實也就是重演過去部分阿拉伯國家利用巴勒斯坦武裝鬥爭的情境，這也與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伊朗成為中東反美反以代表的現實相關；阿拉伯國家則維持明哲保身路線，不僅無意推動「兩國方案」，還持續深化與以色列的互動，例如巴林、阿聯酋、蘇丹、摩洛哥就在2020年與以色列建交。

以色列則在以納坦雅胡為代表的右翼掌權下，繼續掏空「兩國方案」前景，包括高強度封鎖加薩、不斷以定居點蠶食西岸，並在華盛頓包庇下不用付出什麼代價；美國也持續為以色列弭平威脅，包括長期規訓仰賴國際援助的西岸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並在2020年促成「亞伯拉罕協議」，以及拜登任內也極力要推進以色列與沙烏地建交。

而這個結構明顯延續到了「阿克薩洪水行動」的爆發與收場。

首先是伊朗對哈馬斯的拋棄式利用。顯然，「阿克薩洪水行動」成功干擾了沙特與以色列的建交進程，也讓伊朗擁有調動整個「抵抗軸心」圍剿以色列的實戰機會，儼然重演當年阿拉伯武裝共擊以色列的場景。問題是以色列同樣擺出不怕戰爭升級、甚至不惜把美國綁上戰車的姿態，這就導致德黑蘭多次唾面自乾。

顯然，伊朗就跟所有阿拉伯國家一樣，不會為了巴勒斯坦而與以色列、美國開打全面戰爭，包括「20點和平方案」釋出後，伊朗雖然持續表態反對，不願哈馬斯被從加薩被連根拔起、導致「抵抗軸心」再度收縮，卻也不會因此出兵增援。

以色列則一如既往，在升級戰事過程中不斷跨過紅線，結果除了國家聲譽嚴重掃地，其實也並沒有受到太多來自國際社會的干擾，至少與同一時期發動俄烏戰爭、身負各種制裁枷鎖的俄羅斯相比是如此。顯然，華盛頓還是發揮了巨大影響力，甚至包括「20點和平方案」本身，也暗藏美國想幫以色列解套的私心，畢竟現實已經證明，光憑以色列自己，其實難以迫使哈馬斯解除武裝。 （相關報導： 野火燒不盡：以色列宣稱擊斃兩萬人後，哈瑪斯為何能從加薩廢墟中招募上萬新血？ ｜ 更多文章 ）

阿拉伯國家的角色就更微妙。如前所述，各國一開始出於政治正確，都嚴詞拒絕配合美國、以色列監管加薩安全，但面對川普反覆威脅要將難民驅趕到埃及與約旦，以及以色列伊朗的衝突升級可能影響海灣，「20點和平方案」也就成為可以接受的出口。從這個脈絡來看9月的以色列空襲卡達，或許就不能排除以色列、美國、甚至卡達的三方共謀，目標就是對自以為安全的哈馬斯高層進行敲打，迫使其在接下來的停火談判中讓步，畢竟早在2024年11月，卡達就曾以退出停火斡旋、驅逐哈馬斯進行威脅，從旁推動以哈在2025年1月達成第二次停火。

再來就是美國對哈馬斯溫和派與強硬派的割裂。平心而論，哈馬斯內部不是沒有安於現狀的聲音，例如目前許多報導都已指出，2023年衝突爆發前夕，長居卡達的時任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Ismail Haniyeh）根本不知道哈馬斯將要發動「阿克薩洪水行動」，這場襲擊其實更多是由時任加薩哈馬斯領導人辛瓦（Yahya Sinwar）等強硬派配合伊朗行動。

而這種張力也無疑反映在談判過程中。其實從2023年拜登政府介入斡旋開始，哈馬斯就呈現部分高層同意停火、甚至考慮解除武裝，但強硬派與民兵派拒不同意的割裂。這種現象無疑構成了談判障礙，卻也讓美國看到「重演馴服」的可能。當然，這一過程本身恐怕需要不少時間，且也不必然會成功，畢竟哈馬斯雖然在川普的最後通牒下同意釋放人質、交出戰後加薩統治權，也已前往埃及進行談判，卻至今沒有公開同意解除武裝。

正因如此，「20點和平方案」看似理想，其實還是充滿不確定性。首先，就算美國成功馴服哈馬斯溫和派，強硬派還是可能以其他方式進行武裝鬥爭，就像當年簽署《奧斯陸協議》後的時空，所以「20點和平方案」也強調由西方與阿拉伯國家共同組成國際穩定部隊，設法維持以軍撤退後的安全秩序。問題是，如果戰後加薩持續處於抵抗武裝四起的狀態，以軍與國際穩定部隊的交接要到何時才能進行？又或是會因此形成以軍長期佔領的新常態？

再來，即便各方終於跨越從談判到戰後維穩的重重挑戰，來到「20點和平方案」的規劃終局，也就是由完成改革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接手加薩，結局也恐怕不是走向「兩國方案」理想天堂，反而更可能在美國縱容以色列持續越線下，重複《奧斯陸協議》後的西岸命運：因為仰賴以美歐為主的國際援助、民眾工作簽證又被以色列把控，所以嚴重失去反撲能力，只能被迫忍受以色列軍警的反覆嚙咬，以及大量定居點的持續啃食。

平心而論，這種結局其實就是從死得蒼涼轉為活得屈辱。但也正如筆者此前所述，巴勒斯坦的悲劇來自中東無情的權力結構：當以巴衝突被鑲嵌在大國鬥爭的背景下，巴勒斯坦武裝就只是各方的工具而非目的，反觀美國卻總有能力為以色列保駕護航，不論是增加盟友還是削弱敵人。

因此也就像「兩國方案」是對巴勒斯坦鬥爭全盛期的一次告別，「20點和平方案」如果真的落地推行，也或許會是歷史的重要節點：當巴勒斯坦武裝的背後靠山從阿拉伯聯軍衰減為「抵抗軸心」，哈馬斯與「阿克薩洪水行動」在2023年的絕地反撲，其實也就淪為狠撞南牆的最後掙扎、甚至是近80年巴勒斯坦武裝鬥爭的迴光返照。從此之後，「兩國方案」被「兩個西岸」取代，阿拉伯國家也將在風頭過後，繼續與以色列來往建交。

當然，從外界視角來看，這種結局或許難言理想，但在局中人經歷死得蒼涼、卻又毫無價值的血腥煉獄後，活得屈辱也就成為相對可以接受的選項。這個現實既反映在各方對於「20點和平方案」的接受上，也回響在加薩民眾對哈馬斯同意談判的歡呼裡，也恐怕是中東戰場難以杜絕的殘酷道理。 （相關報導： 野火燒不盡：以色列宣稱擊斃兩萬人後，哈瑪斯為何能從加薩廢墟中招募上萬新血？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香港01》國際評論主筆。本文原刊《香港01》，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