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霸權解體─當美國親手開啟多極化世界的新秩序

當歷史回望21世紀初葉的世界秩序變遷，美國將不可避免地被置於舞台正中央，作為一個主動瓦解自身霸權結構的主體。川普政府自2017年上台以來，其「美國優先」外交政策撕裂的不只是跨大西洋聯盟與全球自由貿易體系，更深層地摧毀了美國作為全球秩序穩定器的信任資本。而正是在這場看似孤立主義的退卻行動中，中國悄然收穫了一場地緣政治的結構性勝利——它不需與美國正面對撞便迎來了國際體系的裂縫。多極化世界的格局，不再是由新興大國發起，而是由霸權國家自我解構促成。

在傳統國際關係理論中，赫然屹立的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指出，國際秩序的穩定仰賴一個具備意志與能力的霸權國主導全球規則的制定與執行。從1945年美國主導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創設聯合國、世界銀行與IMF開始，美國深諳此理論邏輯，藉由資源投射與制度安排重構戰後世界。在這樣的秩序下，即便如中國這樣的後進國家，仍能在WTO等體系中逐步壯大。然而，這套系統的代價是高昂的。作為「秩序提供者」，美國必須長期承擔全球軍事駐防、經濟援助與安全保證的成本，並接受來自盟國甚至對手的制度性搭便車行為。

川普之所以成為秩序的顛覆者，不在於他是否比過往更具攻擊性，而在於他公開拒絕這種「有代價的領導權」。他質疑北約、日本、韓國的安全依賴，退出巴黎協定、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甚至對WTO動手動腳，都是美國不願再為全球提供無償公共財的反射性反應。若用國際政治理論來解釋，這並非簡單的孤立主義復辟，而是霸權衰退典型症候——霸權國開始感覺其投入與回報不成比例，從而選擇削減國際承擔。

這樣的「戰略撤退」為中國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戰略縫隙。按哈佛教授葛蘭漢·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言，中美關係或正處於「修昔底德陷阱」之中，即既有霸權與崛起大國之間的不可避免衝突。然而，若以川普的秩序破壞為視角來看，這一陷阱正被意外地「繞開」：中國無需像20世紀的德國、日本那樣與美國正面對抗，它只要穩步擴張其影響力，便可在美國自退後填補權力真空。無論是推動「一帶一路」、主導亞投行、強化金磚機制，抑或在全球南方倡議制度性替代品，中國都展現出「秩序塑造者」的潛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國際體系的轉型過程中，誰來承擔秩序更替的成本是一個長期困擾新興大國的核心問題。過去蘇聯挑戰美國失敗的一大原因，便是它無法提供一套被廣泛接受的國際規則，也無力支撐其全球戰略擴張。中國亦深知秩序塑造的結構代價，因此在許多場合避免與美國直接正面衝撞，選擇潛移默化、分區塊布局。然而當美國主動退出規則設定場域，這些代價便開始由華盛頓自身吸收，讓北京得以在未付出等價成本的情況下漸漸推進其全球治理理念。

當然，這並不表示中國的崛起可高枕無憂。制度正當性、全球接受度、金融與軍事能量的可及性，仍是中國打造新秩序的瓶頸。然而與此同時，美國在內政撕裂、極化政治與「後全球化焦慮」下，似乎正逐漸失去過往推動國際主義的戰略自信。拜登雖試圖重建盟友關係，但在川普主義陰影未散的美國政治中，孤立主義隨時可能捲土重來。更廣義而言，這場由美國發起的「秩序自肢解」行動，也讓我們重新檢視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可持續性。哈佛學者約瑟夫·奈（Joseph Nye）所謂「智慧權力」（smart power），主張結合硬實力與軟實力來維持全球領導力。若美國放棄這種平衡，轉而訴諸單邊主義與制裁外交，那麼其軟實力將隨制度瓦解而喪失，最終讓全球陷入真正的無政府狀態。

當今世界不再有單一大國能以一己之力提供全球治理的所有公共財，而是進入一種多邊、多層次、跨域競合的後霸權時代。在這樣的格局中，歐盟、日本、印度、甚至一些中等強權如印尼、土耳其，也開始尋求在區域或功能性領域中主導議程。而這種權力的分散與權威的稀釋，正是國際體系多極化的實質體現。在結構轉型的時代，地緣政治的比拼已不僅是國力的較量，更是話語權與制度想像力的競賽。誰能提出更具吸引力、更能解決當代問題的全球治理模式，誰就能在碎裂的秩序中重塑中心。而美國若繼續選擇內視、拒絕承擔秩序領導責任，將非但失去過去的霸權地位，更可能喪失重新建立信任的歷史機會。

從歷史結構的高度看，川普並非意外，而是美國戰略焦慮的症候化身。他的出現，並非讓中國更強，而是讓世界更不需要美國。而這，也許才是真正的秩序轉換成本：不在於誰崛起，而在於誰主動退出。

＊作者為國會法案主任、新政評論創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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