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對於這個日子有深刻體驗的日本國民而言，內心遭逢到兩種極端力量的撕扯，而且情感上的震撼多於悲泣的纏繞——昭和天皇宣詔戰爭結束。這一天，日本的各大報紙上，紛紛以醒目的版面篇幅，並以崇高的悲劇性的詞語，又不失莊嚴立場來呈示這個嚴酷的歷史事實。每次讀到這段歷史，我愈發覺得日本語的修辭真是深奧，它宛如迷宮般的曲折難測，若沒有全面掌握真正的歷史狀況，以此作為辯證的基礎，僅依憑字面的意思去理解，有些時候往往看不清實相，最後順乎自然地被帶往沒有價值判斷色彩的中性詞義的地帶了。
相較於「終戰」和「戰敗」這兩個名詞，對於語言機敏的人都看得出，前者在努力維持著敗者的尊嚴形象，而一旦明確承認戰敗，等於對全體國民的心理給予更大的打擊，還必須肩負起更龐大的道德責任。因此，基於日本傳統的語法習慣，這樣的措辭自然能獲得正當性的身分，留給眾多的敗者們自我療傷的空間。
而即使在最私密的領域裡，這個中性的修辭在日本作家的日記裡，同樣沒有逾越這個界限。儘管如此，當我們努力走出那片由修辭構築出來的密林曲徑，我們仍可看見日本戰敗後的社會場景，尤其是日本作家的讀書狀態，他們在艱困危險的戰爭時期，如何歡快地煮字療飢，如何用文字溫潤苦悶的靈魂。
日本戰敗那天，日本作家高見順的日記向認真閱讀的我們透露了這則訊息。在這套七卷本的《高見順日記》第五卷中，他真切感性地寫道：
戦争終結の聖断．大詔渙発さる ……放眼看去，幾乎每個報攤亭前都大排長龍。這些等著買報紙的人群，情狀顯得有些激昂，但沒有人敢於表露自己的真實心聲，全都保持著沉默。平常民眾們對於軍人是反感至極的。當我看到士兵和軍官默然地買著報紙。或許是我心理因素使然，那些軍人垂頭喪氣的神情，使我不禁暗自為他們抱以同情。
其中，他還描述在鎌倉車站前目睹神情茫然的新入伍的海軍士兵，身穿髒污皺巴巴軍服的情景，在他看來簡直與戰俘營的俘虜沒有兩樣，令他不忍直視。 （相關報導： 一場讓日本和中國走上不同道路的政改：《明治維新》選摘（1） ｜ 更多文章 ）
然而，對於愛書人而說，他來到鎌倉文庫探望圖書這段記載更吸引我們的關注。他說：
今天，鎌倉文庫沒有營業。在裡面的房間，堆疊著品相如新的《世界文學全集》和《西洋大眾文學全集》。我打量了一下，果然是剛剛送抵的新書。在此以前，要租借《世界文學全集》需要二十圓押金，可是即使這樣，也幾乎全被愛書的同行迅速帶走，只留下戲劇集而已。直到現在，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圖書上架出租，但它們很快地就被搬走了。
剛開始，《世界大眾文學全集》只需五圓的押金，後來，我留了字條，說要提高圖書的押金。有些時候，我心想售價一圓的書籍，卻需付二十圓的保證金，實在有點過意不去，但租書者似乎全不放在心上。最先提供圖書出租的是作家林房雄（其《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一書，引發了激進左派作家批判）。這些全是他在牢獄中所讀的書籍，已經被他翻閱得舊污斑斑，因此我認為五圓保證金即可。
後來，作家大佛次郎帶來了一本嶄新的書籍，我心想這本書的售價，原本只有五十錢，若以五圓押金計之，未免有失公平，但幾番思量，最後仍維持原來的打算。大佛次郎也說，租金五圓也無不可。於是，那天所有的租書全被搬空，之後我又把押金調高到七圓，同樣地悉數被愛書人接引到謐靜的晴空下繼續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