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紀中期的幾十年裡，中國和日本都面臨來自西方擴張的威脅和壓力。首先，這些威脅和壓力不可避免地置兩國於政治和軍事的危險境地，透過兩次鴉片戰爭以及其他多次的武力衝突表現，無不威脅著兩國的獨立；其次，它們還是外來文化對兩國傳統文化的挑戰，這些外來文化不僅在科學技術上遠優於中日兩國，在許多基本理念上也與兩國格格不入。
中國和日本對於這些威脅的反應，無論是從情感還是從理智上都多有相似之處：不分青紅皂白地一概敵視，文化上盲目自大，不情願地承認自身在「財富和力量」上的劣勢。然而，這種反應在中日兩國所引起的效應卻大相徑庭。在中國，儒家秩序是如此之強，它能夠遏制政治上或觀念上的變革，結果形成對內保守主義聯手、對外妥協退讓的局面，最終導致（清）王朝衰落和革命時代的來臨。在日本，「以夷制夷」卻獲得了成功，日本人提出並實施了一系列建立「現代」國家的政策，這個國家最終將是一個能夠與西方平起平坐的強國。於是，與日趨貧困、內戰不已的中國不同，日本走向了帝國和發展工業之路。
明治維新乃是這一對比的核心所在，因為正是通過明治維新，日本獲得了一個願意並能夠實施改革的領導集團。因此，對於日本來說，明治維新的重要性有如光榮革命之於英國、法國大革命之於法國；明治維新可以說是日本近代史的起點。也由於這一原因，關於明治維新的研究甚多。同樣地，明治維新一直是一個爭議不斷的議題，關於它的歷史地位的問題，以及當以何種方式解釋它的問題，從來都是隨著人們對明治維新所造就之社會的態度變化而變化。
如何解釋明治維新的問題與如何定義它的問題密切相關。曾有一段時間，當人們提及明治維新時，覺得那不過是一八六八年一月八日發生在京都的一場武力奪取政權的政變，日本西部和西南部封建強藩的統治者們奪取了朝廷的控制權。在他們的強力要求下，一道法令得以頒佈。該法令終止了德川將軍世襲統治，重新賦予天皇以統治國家的直接責任，即「天皇統治權的恢復」或所謂「王政復古」。這個法令後來通過一場內戰的勝利得到確認。
然而，即便是在這個對「維新」最狹義的定義中，也蘊含著深厚的內涵。無論如何，從明治維新中嶄露頭角的領導者們正是新日本的締造者。正是在他們的生命週期之中，在他們的領導下，日本經歷了一系列重大變革：封建割據讓位於中央集權；社會秩序得以重構；徵兵制的軍隊取代家族武士，成為政權最終可以訴諸的工具；工廠得以開設，貿易得到獎勵；西式教育經過國立學校系統的建立而得以推廣。結果，日本僅僅在一代人的時間裡，就能在世界文明強國中占有一席之地。「富國強兵」和「文明開化」這兩個口號概括了那個時代的特徵。至少到一八八○年為止，這兩個口號被視為最能表達維新精神的口號。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時代力量 ｜ 更多文章 ）
對十九世紀晚期的日本學者們來說，「王政復古」和「維新」之間的關係簡單而明瞭。對於他們來說，權力轉移之後出現改革如同公理般無庸置疑。而且，在他們看來，這一說法並不止於決策機制的變動。那麼，在這些學者眼裡，王政復古所創造的社會究竟具有哪些顯著特徵呢？特徵之一是其「天皇」統治的性質，強調天皇作為統治者的角色，強調天皇是國家奮鬥的中心。另一個特徵是它的新穎性，在許許多多的觀念、習慣和制度上推陳出新，以西方外來的取代日本傳統的。於是，歷史學家需要做的，就是對這些變化做出解釋。這些變化顯然是單一個體的不同面向，是面對充滿敵意的世界進行「國家復興」的過程所產生出的實質貢獻。歷史學家需要做的就是藉由解釋將這些變化聯繫起來。而最簡單而又讓人滿意的解釋，則是把這些變化視作同一因果鍊條上的組成部分，並梳理實現「復古」及其後形塑「維新」的兩股力量間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