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紀中期的幾十年裡，中國和日本都面臨來自西方擴張的威脅和壓力。首先，這些威脅和壓力不可避免地置兩國於政治和軍事的危險境地，透過兩次鴉片戰爭以及其他多次的武力衝突表現，無不威脅著兩國的獨立；其次，它們還是外來文化對兩國傳統文化的挑戰，這些外來文化不僅在科學技術上遠優於中日兩國，在許多基本理念上也與兩國格格不入。
中國和日本對於這些威脅的反應，無論是從情感還是從理智上都多有相似之處：不分青紅皂白地一概敵視，文化上盲目自大，不情願地承認自身在「財富和力量」上的劣勢。然而，這種反應在中日兩國所引起的效應卻大相徑庭。在中國，儒家秩序是如此之強，它能夠遏制政治上或觀念上的變革，結果形成對內保守主義聯手、對外妥協退讓的局面，最終導致（清）王朝衰落和革命時代的來臨。在日本，「以夷制夷」卻獲得了成功，日本人提出並實施了一系列建立「現代」國家的政策，這個國家最終將是一個能夠與西方平起平坐的強國。於是，與日趨貧困、內戰不已的中國不同，日本走向了帝國和發展工業之路。
明治維新乃是這一對比的核心所在，因為正是通過明治維新，日本獲得了一個願意並能夠實施改革的領導集團。因此，對於日本來說，明治維新的重要性有如光榮革命之於英國、法國大革命之於法國；明治維新可以說是日本近代史的起點。也由於這一原因，關於明治維新的研究甚多。同樣地，明治維新一直是一個爭議不斷的議題，關於它的歷史地位的問題，以及當以何種方式解釋它的問題，從來都是隨著人們對明治維新所造就之社會的態度變化而變化。
如何解釋明治維新的問題與如何定義它的問題密切相關。曾有一段時間，當人們提及明治維新時，覺得那不過是一八六八年一月八日發生在京都的一場武力奪取政權的政變，日本西部和西南部封建強藩的統治者們奪取了朝廷的控制權。在他們的強力要求下，一道法令得以頒佈。該法令終止了德川將軍世襲統治，重新賦予天皇以統治國家的直接責任，即「天皇統治權的恢復」或所謂「王政復古」。這個法令後來通過一場內戰的勝利得到確認。
然而，即便是在這個對「維新」最狹義的定義中，也蘊含著深厚的內涵。無論如何，從明治維新中嶄露頭角的領導者們正是新日本的締造者。正是在他們的生命週期之中，在他們的領導下，日本經歷了一系列重大變革：封建割據讓位於中央集權；社會秩序得以重構；徵兵制的軍隊取代家族武士，成為政權最終可以訴諸的工具；工廠得以開設，貿易得到獎勵；西式教育經過國立學校系統的建立而得以推廣。結果，日本僅僅在一代人的時間裡，就能在世界文明強國中占有一席之地。「富國強兵」和「文明開化」這兩個口號概括了那個時代的特徵。至少到一八八○年為止，這兩個口號被視為最能表達維新精神的口號。
對十九世紀晚期的日本學者們來說，「王政復古」和「維新」之間的關係簡單而明瞭。對於他們來說，權力轉移之後出現改革如同公理般無庸置疑。而且，在他們看來，這一說法並不止於決策機制的變動。那麼，在這些學者眼裡，王政復古所創造的社會究竟具有哪些顯著特徵呢？特徵之一是其「天皇」統治的性質，強調天皇作為統治者的角色，強調天皇是國家奮鬥的中心。另一個特徵是它的新穎性，在許許多多的觀念、習慣和制度上推陳出新，以西方外來的取代日本傳統的。於是，歷史學家需要做的，就是對這些變化做出解釋。這些變化顯然是單一個體的不同面向，是面對充滿敵意的世界進行「國家復興」的過程所產生出的實質貢獻。歷史學家需要做的就是藉由解釋將這些變化聯繫起來。而最簡單而又讓人滿意的解釋，則是把這些變化視作同一因果鍊條上的組成部分，並梳理實現「復古」及其後形塑「維新」的兩股力量間的關係。
田口卯吉於一八七七年到一八八二年之間出版的《日本開化小史》，是闡發這一觀點最早且最具影響力的著作之一。1這本書的觀點與今天持有傳統保守思想框架的歷史學家的主張並沒有太大不同，因此在這裡值得用些篇幅總結一下。
田口表示，在長期和平的德川時代，忠義成為日本的基本美德，並得到儒學的正式推崇。一些著名的文學作品都將忠義作為主題，而戲劇和小說等流行文學又將其推廣到社會的各個層面。當然，這是一種封建的忠義關係，是家臣對其領主的忠義；但在一定條件下，這種忠義可以從對領主的忠義轉變為對領主的領主的忠義，從忠於將軍到忠於天皇；在德川時代後期，在國學家的影響下這一轉化過程就已開始了。
儘管有這些變化，但從封建忠義向對天皇忠義（勤王）的轉變本身並不足以推翻德川幕府。這必須等到外部威脅的出現，英國在中國的所作所為便被視作主要的外部威脅。由於這一外部威脅，愛國主義的焦點從藩國轉向了國家，一如從對領主的忠義轉向對天皇的忠義。這種轉變至少存在於那些更有能力、更活躍的武士，即「志士」們身上。田口解釋說，德川幕府（即將軍的政府）自身沒有能力實施那些志士們認為關乎國家生死存亡的政策。同樣地，德川幕府也沒能鎮壓或阻止那些在這一問題上挑戰它權威的人，它便因此喪失了統治的權利。另外，大多數的封建藩主也沒有表現出多大的熱情或實力，結果只剩下天皇可以團結日本，或許可能成功抵禦西方。幕府的倒臺以及隨後藩國的倒臺，必然是與天皇「王政復古」相伴隨而來的。
在所有這些觀點中，田口所言不過反映了他那個時代的官方觀點：譴責過去，讚美現在，這符合作為一場成功革命的記錄者的身份。但是，我們不可由此便斷定他的態度只不過是出於對勝利的明治政府的奉承與順從。首先，他並非將德川幕府說得一無是處。更重要的是，他對已發生事件的看法，毫無疑問是與其著作的通篇主題（如其題名所暗示的）相一致的：即人類從野蠻到文明的進步主題。明治維新對他來說，是邁向文明的關鍵一步，使日本在社會進化的階梯上上升到了下一個高級階段。
就其根本而言，田口對王政復古和明治維新都持肯定態度，認為兩者都是有益之事。其二十世紀早期的後繼研究者也持同樣的看法。井野邊茂雄（Inobe Shigeo）是他們當中最傑出的學者，他更深入地研究了天皇擁護者和排外主義者在態度上的性質，澄清了兩者之間的關係，闡明了改革的起源。但是他並沒有在任何基本理念上挑戰田口的理論。同樣的，對井野邊來說，「王政復古」和「維新」是對外國威脅最終不得不做出的反應，是他自己的（也是令人滿意的）理想社會得以創建的手段。
這一點，甚至對那些在政治上採取更具批判性的觀點來評價明治維新結果的學者而言也是如此。舉個例子來說，《自由黨史》（日本最早的政黨之一的歷史）的作者們費盡心力主張維新運動是下級貧窮武士領導，並在富農至少是默許的支持下推進的。因此，明治維新全面地打擊了德川幕府的權力壟斷以及支撐該壟斷的門閥制度。他們說，明治維新的目的是既要「恢復天皇的統治權」，又要「恢復人民的自由」。而第二個任務尚未完成。因此，像自由黨這樣的團體便被賦予了去完成它的使命，去實現最初下級武士在面對外來威脅時提出的願景。這種願景是什麼？它是建立一個天皇的權威和人民的自由得以緊密結合，使日本成為一個真正整體的國家；依靠這個國家，日本能夠以平等的地位和世界打交道。這個觀點雖然否認明治維新完全實現了其目的，但是在其他方面與田口的觀點並沒有太大不同。它絕對不是對明治社會中心價值觀的否定。
事實上，促使學者們對日本早先的事件─即明治維新─進行大量重新評價的力量，起初並非因為政治上的反對，而是工業的發展。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三○年間，日本經濟進入了一個人們得以稱之為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占統治地位的國家階段。於是，適應這種變化的明治維新相關學說適時出現了。這些學說的焦點不在政治結構和改革上，而在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上。這些學說始自於如土屋喬雄等對德川時代的詳細研究。這些研究證明了封建經濟是如何在商業增長的壓力下瓦解的。由此，日本學者發展了一套完整的經濟因果關係的理論。這一理論和當代西方歷史學家在對晚期中世紀和早期近代歐洲研究基礎上所使用的理論相似。
這一嶄新理論在高橋龜吉於一九二九年發表的論文中得到了恰當的歸納。
據高橋說，資本主義因素在十九世紀中期的德川經濟中就已經出現，但是其發展受到了日本經濟孤立的限制。在這一局面下產生的結果是封建主義被削弱，但並沒有完全瓦解；出現的是動盪不安，而不是革命。其後，這樣一種局面受到來自西方在政治和經濟上的挑戰，揭露出幕府和上層武士統治集團的軟弱無能，由此引起人們對現存社會秩序的懷疑。西方的挑戰還帶來了幕府或藩無力承擔的財政負擔（如防禦工事、賠償等項目）。難以承受的財政負擔推動物價飆漲，提供業已存在的不滿一個新的刺激和方向，激起一場導致「王政復古」在先、「維新」在後的政治運動。維新反過來又加速了日本成長為一個成熟資本主義社會的進程，而這個社會的種子在舊的德川社會中早已播下。
對明治維新此類經濟學解釋的引入，留給日本人三種迥然不同、甚至彼此無涉的關於其國家近代史的解釋。有些人仍然認為國家的根本是天皇政體，其他所有元素都源於此，而天皇政體得以恢復，是勤王者的道德義憤對德川幕府的失德敗政取得壓倒性勝利的結果。這一觀點為十九世紀三○年代時人批判當下的社會提供了理論基礎，這一批判在那個年代將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儘管與其說它與明治維新歷史編纂有關，倒不如說與國家主義政治相關）。
第二種學說追隨田口，主要將「王政復古」和「維新」視為政治事件鍊條上的環節，認為通過「王政復古」和「維新」，一個以追求國家尊嚴和強大為目的的明治國家得以誕生。因此，這種學說強調外國威脅和日本的成功應對以及它的國際後果。然而，在提出了另一種觀點的經濟史家那裡，外來威脅更大程度上是一種催化劑而非原因。在考察這段始於十八世紀，延伸至二十世紀的歷史進程時，這些經濟史家關注的是制度變革而非日常政治，此外，他們意欲尋求的最終產物，出現於大正時代（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六年）而非明治時代（一八六八年至一九一二年）。換言之，在他們眼裡，日本取得的成就，就其本質而言，是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興起，而非軍事和外交的強勢。
＊作者威廉.比斯利William Gerald Beasley（1919～2006）為英國學者、作者、編輯、翻譯及日本學專家。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遠東史名譽退休教授。本文選自作者獲得費正清獎的著作《明治維新》（遠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