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的職涯都在同一個學術研究機構，所以我了解學術研究的重要；可是也認為除了學術外，同時要有相輔助的東西，像是涉及價值與精神這類的機制。
中國歷史上重要文化運動莫不起於民間
廿一世紀以來的學術，著重於純知識的傳授與研究，對於公共精神、價值的部份著墨比較少，使得我們現在大學研究機構基本上關心的只是研究與知識的傳授，但是我們也不可諱言，這個社會還有其他運作的資源需要相關的輔助。
傳統中國是一個低稅的帝國，比較中國古代與日本德川時代，中國稅制低得不像話，這樣的政府只會是小型政府，小政府就不可能負擔我們今天所熟悉的遍及各地的各級學校系統。現在的國民學校制度，是德國傳到日本再傳到中國，是財務負擔很重的制度。因此，近代國民學校制度要建立的時候，發生很多燒學堂的活動，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稅收加重了。
以前的府州縣學，往往只是考試及祭祀的地方，必須靠「私」的、民間的力量辦各種學習的場所。尤其是宋代以降，對時代風氣產生重要影響力量的，每靠民間的講學、講會、書院。官方有科舉考試制度來調動士人趨向國家功令之學，民間則有這些機制來維繫士大夫的精神。
五代以後，許多有名的大學者，都是從民間體制中孕育出來的。像是明代的王陽明，在當時已經做到類似現在軍區司令官的官位，還是到處講學，這就是民間維繫社會精神與部分知識的力量。這也是為何我認為余紀忠講堂應該像宋元明的書院講學。
東亞其他國家也類似，像是日本，尤其在德川、明治維新以來，各式各樣的「塾」出了很多人物。即使在現代大學教育發達的時候，日本的「塾」中仍孕育不少人才。為什麼都進入近代了，還靠「塾」培養人才，這代表「塾」做的很多事是大學照顧不到的。
那是價值的關懷與時代精神，是氣度、胸襟的培養，這些都是余紀忠講堂所要深耕的，也是歷史上的講會、書院所做的。王陽明曾說過：「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認為要相信你的良知，你的良知不會騙你。喚起社會「良知」正是今天學術傳授之外，不能或缺的東西。如果我的了解沒錯，余紀忠講堂的精神，除了是起於民間外，還要傳授專業知識，以及一種精神、價值的關懷，和凝聚同志的感覺。
現代學術機構少了什麼
現在學術機構在研究與傳授知識的發展上，不是以前所能比的，但是我們少了一股往上再突破的創意，還呈現知識和社會脫節的情況。越來越少人願意出來承擔一些公共服務，或是展現觀照全局的意願。這當然也包括我個人在內。所以，現代學術機構不是不夠進步，而是少了些什麼東西，這不是台灣獨有的問題，全世界都有類似的現象──就是對價值的承諾、現實的關照、公共精神等，慢慢都流失了。所以，在專業的時代，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塾」、什麼樣的「講堂」，這也是余紀忠講堂除了深入知識傳授外，我認為需要多加以著墨與界定的。畢竟知識世界和現實世界是無法完全二分的，而近代學術體制中客觀知識的發展很高，但客觀的知識卻往往不具有主動的力量。我覺得，余紀忠講堂就是要在現實世界中促發一種主動的力量，關注公共、服務、社會的事務，還要形成一股一起承擔、同志、社群的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