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明治維新此類經濟學解釋的引入，留給日本人三種迥然不同、甚至彼此無涉的關於其國家近代史的解釋。有些人仍然認為國家的根本是天皇政體，其他所有元素都源於此，而天皇政體得以恢復，是勤王者的道德義憤對德川幕府的失德敗政取得壓倒性勝利的結果。這一觀點為十九世紀三○年代時人批判當下的社會提供了理論基礎，這一批判在那個年代將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儘管與其說它與明治維新歷史編纂有關，倒不如說與國家主義政治相關）。
第二種學說追隨田口，主要將「王政復古」和「維新」視為政治事件鍊條上的環節，認為通過「王政復古」和「維新」，一個以追求國家尊嚴和強大為目的的明治國家得以誕生。因此，這種學說強調外國威脅和日本的成功應對以及它的國際後果。然而，在提出了另一種觀點的經濟史家那裡，外來威脅更大程度上是一種催化劑而非原因。在考察這段始於十八世紀，延伸至二十世紀的歷史進程時，這些經濟史家關注的是制度變革而非日常政治，此外，他們意欲尋求的最終產物，出現於大正時代（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六年）而非明治時代（一八六八年至一九一二年）。換言之，在他們眼裡，日本取得的成就，就其本質而言，是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興起，而非軍事和外交的強勢。
＊作者威廉.比斯利William Gerald Beasley（1919～2006）為英國學者、作者、編輯、翻譯及日本學專家。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遠東史名譽退休教授。本文選自作者獲得費正清獎的著作《明治維新》（遠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