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華，是對西門町的第一印象。讓時間倒轉，回到日本人尚未進入台北以前，這裡是片荒墳，日治以後，西門町成了在台日人群聚之處，處處皆可見和風；這裡，見證著日治時期台灣銀座的車水馬龍，戰後電影業風光的一幕，也在此，幕升幕落。
「不到台北市，不知台灣的繁華；不到西門町，不知台北的熱鬧。」這句話，是禁得住考驗的。
西門町的商店街，是台北市消費市場的指標。西門町的電影街，是台北市娛樂市場的樞紐。西門町的舞榭樓台、西門町的委託商行、西門町的路攤餐廳……；還有肩摩轂擊的人潮、浩浩蕩蕩的車隊……誰能不說它是台北市華麗、奢靡、風尚的代表，名聞遐邇的西門町，如今雖有日薄西山之態，但是台北市鐵路地下化完成，淡水河澄清之日時，西門町的東山再起，必然可以預期，那時候，相信它將又以一個嶄新的風貌，領導著台北市向更現代化邁進。
西門町的「町」，本字是念ㄊㄧㄥˇ，但因受台語的影響，約定俗成讀ㄉㄧㄥ了；西門町是日治時代「行政區域」的命名，日本人將地區分為：市、町、村、字，工商區多稱町，農業區多稱村，台灣人顯然不知如何用台語去讀「町」這個字，於是「秀才識字認半邊」，想不到大陸人士來台後，也「入鄉隨俗」，跟著有邊讀邊，竟然讀成「 ㄒㄧ ㄇㄣˊ ㄉㄧㄥ」了。
繁華商場，原是墓地
西門町之名源於西門，西門稱為寶成門，是重脊歇山重簷式的城門；當初，日本人為了興工修築縱貫鐵路新線及擴充道路，決定拆除台北城垣和城門時，台灣總督府圖書館館長中山樵得知消息，加以反對，並呼籲應保存城門，列為古蹟，可惜當他的請願被當局採納時，西門早就蕩然無存了。台北城的五座城門——東門、西門、南門、小南門、北門，西門成為唯一一座被日本人所拆除的城門；所以西門町有西門之「名」，而無西門之「實」。
1880年代以前，現在所謂的西門鬧區，卻是一個「夜都市」——荒塚纍纍的公墓；公墓附近有一條大水溝，和一片沙質的番薯田。白天，偶有牧童來此地放牧，入晚後，人跡罕至，只有潺潺的流水聲和刮刮的寒鴉啼，其淒涼、陰森的景色可知。
台北城築成後，城內因係行政重鎮，發展很快，而有1880年（光緒六年）開闢的「西門街」及稍後拓成的「石坊街」。1885年，劉銘傳創新市公司，招商建築市街，乃再闢建「新起街」，意謂新建的道路，由西門通往艋舺祖師廟，「西門地區」從此不再是「畏途」。
日本治台後，日本人將「城內」當成全台的軍政中心，大量的日本移民也漸漸盤據在城內，和原台灣人居住的地區─艋舺（萬華）、大稻埕，成了強烈的對比。
「城內」被較早來台的日本人住滿後，遲一步來台「淘金」的日本人，便在西門地區覓地建築房屋，他們清塚填溝，於1896年9月蓋起新起街市場，這是台灣新市場的濫觴，二年後新起街市場改建成八卦形的磚樓一幢（俗稱八角樓），左方是Ｔ字形平屋，1898年11月落成時，曾開物產共進會，以資慶祝，這座八角樓就是今日的紅樓戲院，連同魚肉蔬果市場，大家名之為西門市場。
「八角樓」為兩層樓，樓下販賣日常用品，樓上出售古董、舊書，據台大教授黃得時說：他的藏書不少是在日治時代購於此舊書鋪。西門地區，成「市」後，日本人對他們的居處，原是墓地，心裏很不舒坦；為了驅除邪氣，請了日本京都伏見區稻荷山的「稻荷神魂」——狐仙，來驅鬼鎮祟，這個小小的廟就是蓋在西門市場右側空地；穿和服，腳蹬木屐的日本人常來參拜，香火鼎盛，西門町的熱鬧，也因此起步了。
範圍多大，見仁見智
西門町的範圍有多大？誰也說不上來。有人說是以西門圓環（即中華商場愛棟與信棟間，鐵路平交道的南側，以前塑有鐘樓，現在已拆除。）一千公尺直徑的圓型地帶為準；其實，在殖民政府實施市制於町名改正時所稱的西門町，只是約今中華路以西至康定路間之成都路兩側一帶而已，西門國小即在此範圍內，但是，民間稱呼的西門町，範圍就大得多了，以日治時代的町名來說，包括有築地町（因地勢低窪，填土而成故名）、壽町、濱町、末廣町、泉町、新起町、西門町、若竹町……都是；當時住在這裏的日本人還組織個「西門會」。
以現在台北市的地圖來看，西門町的範圍應是東起中華路、西至康定路、南起成都路二段，北至漢口街，其中包括的有昆明街、西寧南路、漢中街、峨嵋街，和武昌街二段、衡陽路、寶慶路等；當然，這是戰後廣義的西門町，我們現在說：「到西門町去逛逛。」大概指的就是這一大塊的地區。
東洋情調，娛樂日人
日治時代的西門町是日本人的娛樂場所，所以當時的西門情調是東洋式的。
1897年12月19日，日本人即在西門町蓋了台灣第一座劇場——「浪花座」，地點就在今天萬國戲院舊址，「浪花座」後來擴建為「朝日座劇場」。1920年代，已有專演日本劇的「榮座」，電影院則有第二世界館（曾為昆明街太平洋飯店）、新世界館（今新世界戲院）、芳乃館（今國賓戲院，以前為美都麗戲院）、國際館（今國際戲院）、大世界館（ 今大世界戲院）、台灣劇場（今中國戲院），大家以前所說的「電影街」即是指這個地方。
1926年到1932年，即日本大正末年和昭和初年，新世界館的後面小巷，有日人所稱的「片倉通」，林立了二十家左右的館子，壽司、佃煮、蒲燒、燒鳥等日式小吃應有盡有；附近又有日式的、西式的大酒家，西門町的繁華景象，更名不虛傳。難怪當時在台的日本人喜歡留連「西門夜店」。
王詩琅在〈西門町憶舊〉一文寫出：「日人在台北市的人口，充其量也不過祇是有兩三萬人，可是他們只在西門町就有這麼廣大的娛樂地區，這麼多的娛樂場所，來供這些統治者的消遣、享受，相反地台胞們的這種設備，不但相形見絀，毋寧說是太可憐了。」
戰後初期，暗藏春色
戰爭結束後，日本人被一批批地遣返，台灣人將西門町的攤棚，據為己有，由竹搭慢慢改建為木造，而且再加蓋半樓，供伙計打鋪蓋，但這些「半樓」卻成了暗藏春色的地方，那些陪酒的「半樓仔查某」，成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尋芳客尋樂的對象。大陸來台的人士們，也將之視為買醉的地方，這是當時百業蕭條的社會中，一個很不正常的現象。以後，治安當局嚴厲取締了「半樓露店」，想趕走色情，但是此時社會的昇平現象已漸浮現，於是「純喫茶」（咖啡座）、浴室、酒館、歌場、舞廳又將「西門町」打造成了一個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
1949年，國府遷台，台北市政府為了安置這些大陸來台的小商人，委託警民協會將從北門到小南門間縱貫鐵路兩側的空地，搭蓋了三列臨時棚屋，以安定他們的生活。這些隨軍來台的小生意人，以開設大陸各省口味的餐飲麵食營生，因為生意不惡，而且歸期渺茫，於是違建越建越長，將台北站南下到萬華站縱貫鐵路的兩側似乎給占滿了，既不雅觀，又不衛生，成了台北市之瘤。
台北市政府為整頓市容，擬訂了中華商場整建的計劃，終於1960年春，將鐵路兩側的棚屋全部拆除，在東側建造全長1171公尺的鋼筋水泥三層店鋪八棟，自北而南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命名，計有1644個鋪面，是台灣最大的小商販商場，以當時的台北市來說，可以說是美侖美奐的百貨總匯商場；商人且利用商場樓頂架起高聳的廣告霓虹燈，入晚後，閃爍燈光，給台北增加了鮮豔瑰麗的天幕。
但等到中華路兩側高樓崛起後，中華商場就顯得不上眼了，加以火車長年通過商場，將後牆燻得黑漆漆的，住戶又將廢品雜物胡亂堆積在那裏，更顯得不堪入目。每當北上列車將進台北火車站時，便會對台北市產生了一種先入為主的雜亂印象，中華商場又再度成為了「台北市之瘤」；鐵路地下化完工後，中華商場的存廢，成了市政建設的重大課題。
時任台北市長的馬英九先生，曾經提出一個構想，希望能夠將目前已經廢除的中華商場一帶，建設成台北的「香榭里舍大道」，北門則是那座輝煌的「凱旋門」，至今尚未成形，未來則有待時間觀察。
媽祖坐鎮，鬧區淨土
西門町寸土寸金，一分地都很難「得」，但成都路北側近西寧南路口卻有一座廟，稱為台灣省天后宮，是台灣地價最貴的廟宇；位於西門町鬧區核心地帶的媽祖廟原來是日本人的弘法寺，戰後，失火燒燬；1950年，信徒將原艋舺新興宮的媽祖金身，迎接安置，乃改名新興堂，後再改稱台灣省天后宮。
新興宮原是艋舺三大廟宇之一，日本人在拓寬馬路時，將之拆除，媽祖金身和廟產暫存龍山寺，「新居」完成後，寄人籬下的天上聖母，才進駐此寸土寸金的現址；因此雖是新廟，卻擁有1792年（乾隆57年）的法物和一口百年無錫元和廠製造的大鐘，和頗具歷史價值的匾額多方。
媽祖娘娘居住在鬧市中，面臨著熙熙攘攘的眾生社會，而且是個沉淪的、爭奪的環境，想救苦救難的感觸必然良多吧。去西門町追趕新奇和時髦、享樂和刺激的人們，路過這一片「淨土」，他們心裏的感想會是如何呢？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樓起樓塌，流轉不息
日治時代，西門町是日本人的天下；戰後，當他們要走時，將住屋、商店私相授受，不少和日本人有「交情」的人，無償取得了產權，發了一筆「接收財」，使西門町產生許多「新貴」。當然，也有人看準了西門町是塊可以淘金的地方，擠到這裏做生意。
國府於完成接收工作，為加強節約運動和維護善良風俗，下令台北市所有飲食業，要改稱「公共食堂」，一時西門町大街小巷滿是公共食堂，「南國公共食堂」的營業項目是西餐、咖啡、西點；「嗎哪公共食堂」則以賣牛尾、牛舌出名。大陸各地口味的餐飲，紛紛以上海、北平、天津分店的名稱，在這裏開市，也有以標榜某大牌廚師的大名為號召。西門町成了吃的天堂，即使吃不起這些高級公共食堂的消費者，也不必望食興嘆，因為中華路鐵軌兩旁的攤棚有低消費的「老山東」、「天津館」......供您花很少的代價，就能吃飽一餐。
有本事的人、肯幹的人，不難在西門町發跡，但是，也很容易被「逼」出了這個「日日求新、事事求變」之地；不少「大王牌」和「金字輩」的人物，「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塌了」，便是活生生的事例。
「西瓜大王」曾是西門町最風光的店面，門庭若市，賺的錢比誰都多，但是很快就銷聲匿跡了，有人說，「西瓜大王」是在一夜之間，輸掉了整個店面，但是後來的人頂了他的大王招牌，繼續營業，生意就是做不起來。
「金剪刀阿郎」是西門町純男師傅海派理髮店雷門理髮廳的老闆，他的手藝聞名全台，擁有不少老主顧，頭上要「挨他一剪」，還得等老半天呢。有一年，赫本頭流行的時候，他還破例做女人頭，賺了一筆；可惜，觀光理髮廳林立以後，他聞名海外的金剪刀手藝，敵不過有馬殺雞服務的半路出「師」的女理髮師。
以前，衡陽路、博愛路、成都路聚集了好多家生意興隆的上海式綢緞莊、皮鞋店、食品行，而今所剩無幾了。今天，高雄木瓜牛奶、台中蜜豆冰、台南担仔麵、基隆甜不辣（天婦羅），也已不像當初一窩蜂設店的時候搶市。近年來，西方食品業麥當勞、肯德基等，搶著登陸，想也不可能永遠占著一席之地，長江後浪推前浪，西門町此起彼落的現象，正是說明了「台灣無三日好光景」這句俚諺，還真不虛假，社會的萬花筒是每日不停的在變化。
影院集中，一票難求
西門町在日治時代就是台灣電影娛樂事業的中心，大世界、新世界、台灣等「映畫」劇場，每一場都可說常是「滿員」（客滿）；戰後，盛況不減，尤其是武昌街二段，從昆明街到康定路，短短的五十公尺內，有樂聲、豪華、日新、台北......等十餘家戲院，「電影街」之名，不言可喻。誰能夠想像，日治初期，今武昌街可是輕便軌道的用地呢！
台灣觀眾看電影的次數曾留在金氏世界紀錄大典上， 那一年的統計是每人每年平均達66次；對有趕場經驗的人來說，這個紀錄還可能偏低呢；台灣的電影排有早場，這也是世界各地少有的現象，早場電影散場後，再進午餐，據了解，這些影迷大都是空著肚子，不吃早餐的。
電影院多，並不能代表娛樂事業的發達，正因為台灣其他的娛樂發展不均衡，才有這種「上西門町，擠電影院」的現象出現。
曾現疲態，必將再起
台北市往東區發展後，西門町各行各業的成長因「東進」而受限了，而且還有急速衰退的現象，連獨霸一方的電影街也今不如昔了；西門町已不再如東區一樣，是高消費的地方了；有人說西門町衰態已現，勢必被淘汰，說不定會和那座消失的寶成門一樣，成了歷史名詞。
但是，使西門町起死回生的契機，正在進行和研議中；台北鐵路地下化後，西門町的重新規劃，將可有更寬敞的空間，來接納從車站出入的人潮；淡水河整治工程完成後，西門町更將成為一個有「護河」的地區，而這條潺潺的河流，必是市民一個休閒活動的好去處。這些都是東區所沒有的條件。
然而，「重生」後的西門町，希望能夠擺脫紙醉金迷、尋歡求樂的形象，而成為代表台北市活力、健康和希望的「更新社區」，而不只是青少年消遣、消費的樂園。
作者介紹│莊永明
莊永明（1942-2020年），台北市大稻埕人。1980年，應詹宏志先生之邀，在中國時報開闢一個「台灣第一」的專欄，每週一次、有系統地撰寫出台灣的人文、歷史等文化性的文章，前後長達一整年。在這個專欄中，陸續介紹過「台灣第一個醫學博士——杜聰明」、「台灣第一個畫家——黃土水」等。這個專欄推出後，讀者反應非常熱烈。很多人甚至主動提供更多的相關資料。
莊永明首開先例地整理出「台灣第一」的文稿，著名的文學家柏楊就說過：「莊永明是台灣第一個寫出『台灣第一』的人。」著作有《台灣第一》、《台灣記事》上下冊、《台灣諺語淺釋》10冊、《台灣風情》、《台北老街》、《台灣歌謠追想曲》、《台灣名人小札》、《台灣先聖先賢傳——韓石泉》、《傳唱台灣》、《島國顯影》、《呂泉生的音樂世界》、主講《台灣歌謠尋根》CD、2020年與國立台灣交響樂團合作的《臺灣歌謠傳鄉情—食百二，唱一二○》（臺語篇）CD專輯、《立言傳曲——莊永明口述影音紀實暨文稿紀念專輯》（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等。
《台北老街》獲中國時報開卷版十大好書；《台灣歌謠追想曲》獲1994年本土十大好書；《台灣歌謠尋根》獲1994年金鼎獎推薦優良唱片；《台灣醫療史》1998年獲巫永福文化評論獎。莊永明於2004年獲第八屆「台北文化獎」。
莊永明一輩子撰文並親身導覽，或在迪化街或在許多台北老街，為台北文史留下難以忘懷的身影。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時報出版《台北老街【30周年暢銷紀念新版】》（原標題：西門町釆風錄）
責任編輯／邱劭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