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這個時代，攸關基因編輯的決定，不論好壞，很可能因為消費選擇與行銷說服力而被驅動。話說回來，這有什麼問題嗎？我們為什麼不能像其他的生殖選擇一樣，把基因編輯的相關決定權留給個人或為人父母者？我們為什麼必須召集倫理會議、尋求更廣泛的社會共識，讓整個群體都顯得焦躁不安？難道把決定權留給你、我以及所有希望我們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都有最美好前途的其他人，不是最好的選擇嗎？
讓我們先放鬆一下心情，問一個最基本的問題，避免對當前的態勢產生偏見──基因改善有什麼問題？如果可以安全地進行基因改善，我們為什麼不應該防止異常、疾病或身心障礙？為什麼不去增強我們的能力、創造能力的強化？「為什麼消弭一種身心障礙、讓孩子擁有一雙藍色的眼睛，或智商增加15分，對於大眾健康或道德是種威脅，我完全不瞭解道理何在，」道納的朋友，也是哈佛遺傳學家喬治．丘奇問。
一個如超市般的基因編輯場 將換來一個多樣性的偏差社會
事實上，從道德的角度來看，我們難道不是有義務要去照顧自己的孩子以及未來人類普遍的福祉嗎？不擇手段地去增加自己後代繁榮的機會，是幾乎所有物種都擁有的相同演化天性，而且這樣的天性本來就編寫在演化本質的密碼中。
朱立安．沙福萊斯庫（Julian Savulescu）是主張這個觀點的最重要哲學家。他是牛津大學實踐倫理學的教授。他發明了「生殖受益」（procreative beneficence）這個名詞，用來論證為自己出世的孩子選擇最好的基因是合乎道德的事情。不但如此，他還辯稱不這麼做是不道德的事情。「夫妻應該選擇最可能擁有最好生活的胚胎或胎兒，」他宣稱。他甚至駁斥那些認為這麼做可能會讓有錢人為他們的孩子購買較好的基因，進而創造出一個強化基因新階級（或甚至人類亞種）的憂慮。「就算會維持或增加社會不平等性，我們也應該允許選擇沒有疾病的基因，」他寫道，還特別提到「智力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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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析這個觀點，我們先進行另一個思想實驗。設想在一個基因工程主要是由個人自由選擇來決定的世界裡，政府制訂的規範少之又少，也沒有惹人嫌的生物倫理小組告訴你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你走進一家生殖醫學中心，像進入一家基因超級市場那樣，手上被塞了一份你想要為自己孩子購買的特質清單。你會排除像杭汀頓舞蹈症或鐮刀型貧血症這類嚴重的遺傳疾病嗎？當然會。我還會額外選擇讓我的孩子不會得到導致失明的基因。那麼避免低於平均值的身高、高於平均值的體重，或低智商呢？我們可能也都會選擇那些項目。我甚至還可能選擇強化孩子身高、肌肉和智商這類價格高昂的項目。現在，假設有一些基因可能會讓孩子的性傾向更偏於異性戀，而非同性戀。由於你本身對性向並沒有成見，所以你可能會拒絕選擇這個項目，最起碼一開始可能不會這樣選擇。假設沒有人會評斷你的決定，那麼你會不會在理性考慮後，希望孩子能避免遭到歧視，或有一點點希望孩子將來能讓你當上祖父或祖母？再想一想後，你會不會順便為孩子選擇棕髮、碧眼？
天啊！不對勁了。這樣的選擇確實變成了一步錯就步步錯的滑坡了！在沒有任何關卡或警示旗號的情況下，我們都可能以無法控制的速度，夾帶著社會的多樣性與人類基因體滾下坡。
儘管聽起來很像電影《千鈞一髮》裡的場景，但這種利用胚胎著床前基因檢測的真實世界版設計寶寶服務，2019年就由一家紐澤西的新興公司基因體預測公司（Genomic Prediction）推出了。試管嬰兒生殖醫學中心會將準寶寶們的基因檢體送到基因體預測公司。幾天大的胚胎細胞DNA經過排序，得出一份預測統計資料，推測一長串清單上各種狀況的發展機會。準父母們可以根據他們希望自己小孩有什麼樣的特性，來選擇置入母體的胚胎。這些胚胎可以篩檢出諸如囊狀纖維化與鐮狀細胞這樣的單基因疾病。檢測也可以透過統計方式預測出譬如糖尿病、心臟病風險、高血壓，以及，根據該公司的宣傳資料，「智力障礙」與「身高」等多基因狀態。公司的創辦人說，10年內，他們很可能就可以預測智商，讓父母取選擇擁有非常聰明的孩子。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了，若把這樣的決定權留給個人選擇所會發生的問題。一種個人選擇的自由或自由主義遺傳學，就像政府掌控的優生學所必然發生的結果一樣，終將把我們帶領到一個多樣性降低且偏離常態的社會。這樣的狀況也許是某一個父母所樂見，但我們卻會得到一個創意、激勵與優勢都大幅降低的社會。多樣性不僅對社會有好處，對我們人類這個物種也有益處。一如任何其他物種，我們演化與復原力的強化，都是因為基因池裡一點點的隨機。問題在於多樣性的價值，就像我們的思想實驗所展現的，很可能與個人選擇的價值產生衝突。身為社會一分子，我們或許會覺得有矮有高、有同性戀有異性戀、有平靜有苦難、有盲有看得見，對群體大有裨益。但是我們有什麼道德權利去要求另一個家庭，僅僅為了增加社會的多樣性，就去放棄他們所希冀的基因干預？我們希望國家對我們提出這樣的要求嗎？
自由基因編輯背後的不平等 命定的個體差異不代表階級的不公平該永恆
對個人選擇設定一些限制，之所以讓大家抱持開放立場的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基因編輯會加深不公平，甚至將不公平永遠烙印我在們這個物種的編碼當中。當然，由於出身與父母選擇等因素，社會已經容許了一些不公平的存在。我們欽佩那些會讀書給孩子聽、會確保孩子就讀好學校、會陪著孩子訓練他們踢足球的父母。而且就算或許會翻白眼，但我們甚至也接受那些為孩子聘雇學術能力評估測試（SAT）家教，以及送孩子去電腦營的父母。許多這類的事情，都為出生在特權環境中的人提供了優勢。但不公平現象已經存在的事實，並不能成為深化不公平或將之永遠銘刻的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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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為人父母者為孩子購買最好的基因，將會代表不公平的一次真正大躍進。換言之，不僅僅是一次大步的邁進，而是直接躍入一個與現在毫無連結的新軌道中。數百年來，我們壓制了以出身為基礎的貴族與種姓制度，大多數的社會都選擇了相信機會平等這個同時也是民主基本前提的道德原則。如果我們把財務不公平轉成遺傳不公平，那麼源於「生而平等」信條的社會紐帶就會斷裂。
這樣的認知雖然不代表基因編輯從本質上就是錯的，但確實表達了反對讓基因編輯成為自由市場的一部分，讓有錢人可以在這個集市中購買最好的基因，並將這些基因根深柢固地封存在他們家族當中的意見。
然而限制個人的選擇必將難以執行。各式各樣的大學入學醜聞，在在顯示某些父母為了讓孩子取得優勢，會做出多麼出格的事情、願意付出多大的代價。遑論還要再加上科學家想要開拓新的程序以及挖掘新發現的天生本能。如果一個國家強行實施太多限制，其國內科學家就會遷居到其他地方，而這個國家的有錢父母也會到某些饒富企業家精神的加勒比海島嶼或國外的避風港尋找診所。
儘管存在著這些反對原因，但針對基因編輯達成某些社會共識，而不是便宜行事地把這個問題完全留給個人選擇，還是有可能達成的目標。從商店內行竊到性交易，我們的確無法完全掌握某些實際的操作面，只能透過法律制裁，並結合社會譴責的力量，盡可能將這些問題壓制在最小範圍。舉例來說，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就針對新藥以及藥品取得管道制訂了相關的規範。即使有人取得藥品的目的是為了仿單標示外的使用目的，或者旅途勞頓地去了一些地方進行非正統的治療，食品藥物管理局的限制依然執行得相當嚴格。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是要釐清基因編輯的準則應該是什麼。這樣我們才能試著訂出讓大多數人都遵守的規範與社會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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