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劍虹觀點：解放軍進軍德意志，30年代中德軍事合作的再深化

最近在歐洲發生了一個不得了的消息，那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派出ZBL-08與ZBD-04等裝甲車輛前往德國巴伐利亞州費爾德基興（Feldkirchen），與德意志聯邦國防軍聯合舉行「聯合救援2019」（Combined Aid 2019）衛勤實兵聯合演習。在這個全球輿論一面倒譴責中共新疆與香港政策的今天，德軍與解放軍的合作確實跌破了不少觀察家的眼鏡。

尤其是駐德代表謝偉志，時常聲稱自己對德國外交做得有多麼成功，結果卻出現解放軍裝甲車直接開到巴伐利亞大街上的情況。台灣在蔡英文的領導下，是否真的推進了與德國的實質關係，筆者在此是大打問號的。當然，台灣與德國的關係好不好，擺在此次解放軍與德軍交流的地緣戰略格局上，其實是一點也不重要的。

首先自2011年歐巴馬總統宣佈「亞太再平衡」，以及2014年爆發的克里米亞危機以來，中共與俄羅斯是長期遭受到西方國家，尤其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會員國所孤立的。很長一段時間，我們較少看到解放軍或者俄軍參加西方國家舉辦的多國聯合軍演。中共或俄羅斯要舉辦國際性的軍演，能找的除了彼此外，幾乎清一色為巴基斯坦、外蒙古或者其他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

而此「聯合救援2019」，雖然稱不上是解放軍與德軍第一次的聯合演習，但卻是解放軍首次直接將地面部隊，尤其是裝甲車輛部署到西歐國家，尤其是北大西洋公約國組織的會員國。筆者在此要特別強調，德國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扮演的還不是一般會員國的角色，而是「中流砥柱」。假若今天北約在歐洲大陸上爆發與俄羅斯的戰爭，首當其衝的國家就是德國。

更重要的是，雖然過去中共也參加過如「環太平洋」（RIMPAC）之類美軍主導下的多國軍演，但此次「聯合救援2019」既不是多國演習，更不是由北約大家長美國所主導，完全是聯邦國防軍與人民解放軍的雙邊合作。這次軍演的目的，主要是模擬各種人道危機，包括大規模傳染病爆發或者類似「汶川大地震」之類的天災發生在歐洲大陸時的狀況。

根據聯邦國防軍的消息，演習上還第一次出現共軍醫護兵指導德軍醫護兵的情況。尤其是解放軍在「汶川大地震中」救助災民的表現，讓德軍坦承確實有許多值得借鏡之處。從中國大陸的立場來看，川普總統主動讓美國退出對許多國際事務的參與，給了中共一個天賜良機的機會。除推廣其「一帶一路」戰略外，還能得到測試大陸「全球治理」能力的機會。

隨著越來越多大陸人民前往海外投資，中共未來勢必將增加對國際事務的參與，以保障其在全球的利益不受挑戰。若能夠得到德國這個僅次於美國的西方國家領袖肯定，甚至爭取到與柏林建立緊密合作的關係，對提升中共的國際地位有顯著的幫助。將裝甲醫護部隊投射到德國，也能驗證並強化未來解放軍執行長途地面作戰時的後勤補給能力。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台灣可能向中共買戰機嗎？ ｜ 更多文章 ）

就技術層面上來看，此次「聯合救援2019」確實滿足大陸與德國雙方的需求。那麼從更高的戰略意義上來看，何以德國要在這個西方輿論一面倒譴責中共的當下，與解放軍展開如此密切的軍事交流呢？除了川普總統多次發表對北約與德國不友善的言論之外，還有其他哪些原因促成聯邦國防軍與人民解放軍走到今天這一步？

中國與德國的軍事合作，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袁世凱的小站練兵。不過兩國關係深化，還是要從30年代中華民國與德意志共和國的合作開始講起。因為德國要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被剝奪了在山東殖民地之後，其往日帝國主義者的形象才在中國人的腦海裡散去。在蔣中正的邀請下，塞克特（Hans von Seeckt）與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來到中國，替國民政府訓練新式陸軍。

德軍顧問原本計劃為國軍訓練出30個師的德式部隊，但是到抗戰爆發前只有七個師的部隊和稅警團、教導總隊符合法肯豪森的標準。這些頭戴M1935德造鋼盔，裝備中正式步槍、毛瑟步槍，捷克ZB26式輕機槍以及馬克沁重機槍的中央軍將士，通通都在1937年的上海南京保衛戰中打到幾乎全軍覆沒，但卻也成為了國軍將士英勇抵禦外侮的象徵。

然而戰前德國與中國的合作，如果只限於與國民政府的話，對今天的解放軍而言意義可能還沒有那麼重大。因為德國人與中國人的軍事合作，一直都是跨政權與跨黨派的，並不像美國絕大多數的時候都是以中華民國為主要夥伴。廣東軍閥陳濟棠手下，同樣聘請一位叫林德曼（Fritz Lindemann）的德國顧問替他對付蔣中正的中央軍。

考量到當時希特勒已經上台執政，德國卻受到《凡爾賽條約》限制不得發展空軍。靈機一動的林德曼，曾經建議陳濟棠以向德國聘請飛行教官的方式，讓德國借廣東的土地來發展空軍，甚至於設置飛機的生產線。這樣既能讓希特勒實現重建空軍的美夢，也能讓陳濟棠得到他夢寐以求的飛機，來與背後有美國、義大利支持的中央空軍分庭抗禮。

雖然這個富有野心的計劃，最後雖然因日本人的干涉，還有陳濟棠的垮臺而沒有實現，但還是有相當數量的廣東空軍飛行員被送到德國慕尼克飛行學校學飛行。中華民國空軍抗戰初期裝備的八架亨克（Heinkel）He 111A-0轟炸機，就是隨廣東空軍起義加入中央政府的。納粹德國願意向陳濟棠出口這類戰略級別的武器，也是廣東空軍靠出口鎢砂取得。

由中央或者廣東政府聘請的德國顧問，大多是效忠舊德意志王室的右派軍人。可與此同時，也有大量德國共產黨人經由共產主義的派遣為中國共產黨服務。他們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擔任顧問的李德（Otto Braun）。有趣的是，在第五次圍剿戰爭中協調國軍擊敗李德的，正是大名鼎鼎的法肯豪森將軍。

事實上在法肯豪森與李德到中國以前，一戰結束後的德國也曾爆發過共產主義革命。左派的斯巴達克同盟（Spartacus League）與右派的自由軍團（Freikorps）在德國的大街小巷戰鬥，李德與法肯豪森正好分屬於前後兩個陣營。他們在中國的「再遭遇」，無疑是重新上演德國的內戰，其實是非常有趣的。從這幾個案例來看，可見20世紀的德國與中國有過非常類似的經驗。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台灣可能向中共買戰機嗎？ ｜ 更多文章 ）

這個類似的經驗，來自於《凡爾賽條約》簽署之後，德國被從列強國家中除名。再加上受到經濟大恐慌的影響，不只讓德國人失去了民族尊嚴，就連日子也過得苦哈哈，自然對制裁德意志的英法美「帝國主義」國家有同仇敵愾的想法。德國人的苦難經歷，與經歷過「百年國恥」的中國人不謀而合，這兩大民族自然能發展出不同於其他國家之間的革命情感。

1941年7月1日，伴隨著希特勒承認汪精衛政權，中華民國政府宣佈與德國斷交，雙方軍事合作就此宣告結束。接著中華民國政府又於12月9日對德宣戰，兩國就此成為分屬同盟國與軸心國的陣營成為交戰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德國分裂成資本主義陣營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與共產主義陣營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然而站在中華民國的立場上，兩國卻從來沒有恢復過邦交。雖然簡稱西德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沒有承認中共，但是卻頂住美國的壓力，始終沒有與台灣的中華民國建交。至於簡稱東德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因為本身就是共產主義國家，直接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是順利成章之事。所以戰後中華民國與兩個德國都沒有建立過外交關係，德國人將所有對中國的情感都轉嫁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上。

儘管在1963年，台灣與西德曾有過名為「明德專案」的軍事合作，但主要仍是建立在退役德軍將領孟澤爾（Oskar Munzel）的私人關係上。西德政府遲遲沒有與中華民國建交，除了考慮到未來與中共建交的可能性外，或許也是記恨二戰時國民政府對第三帝國宣戰，沒有顧及到雙方的「革命情感」。等到尼克森訪問大陸以後，西德政府第一時間就在1972年10月12日承認中共。

到波昂與北京建交以前，中華民國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雖然同屬美國的反共盟友，彼此卻未有過正式的軍事同盟關係。僅有包括陳廷寵、殷宗文與李楨林等27名軍官，在「培德案」的名義下被送到西德接受過軍事教育。比起後來西德與中共自70年代以來發展的軍事合作關係，無論「明德案」還是「培德案」都拿不上檯面的。

西德與中共的建交，符合70年代以來美國「聯中制俄」的地緣戰略。那段時間，中共甚至被視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非正式會員國」，所以向解放軍提供軍事技術不需要擔憂來自美國的阻擾。尤其是1979年美國與中共建交後，英德法等西方國家考量到大陸龐大的武器市場，更是開展了與中共的密切軍事交流。自1941年以來斷絕的中德軍事合作，終於又得到了恢復。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後來設計飛豹戰鬥轟炸機的陳一堅，在1979年曾造訪西德的梅塞施密特－伯爾科－布洛姆（Messerschmitt-Bölkow-Blohm）公司。梅塞施密特－伯爾科－布洛姆就是今天空中巴士集團防衛與太空部門（Airbus Defence & Space）的前身，其中梅塞施密特又是設計出Bf 109與Me 262等知名戰鬥機的德國頂級飛機製造商。

陳一堅參訪梅塞施密特的時候，該公司又在與英國、義大利的生產商聯手打造龍捲風戰鬥機。他坦承自己就是在德國的時候，學習到了西方戰鬥機的設計布局，讓大陸國產戰鬥機的研發從原來的「蘇聯模式」轉變到今天的「歐美模式」。事實上只要仔細觀察飛豹戰鬥轟炸機的外觀，還真的與德國空軍的龍捲風IDS攻擊機有許多相似之處。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台灣可能向中共買戰機嗎？ ｜ 更多文章 ）

中共與西德的合作，並不是只限制在空軍的層面上，畢竟抗戰時的中華民國空軍不只使用過He 111轟炸機，還引進過16輛的一號戰車A型。二戰期間的德國又設計出了以五號戰車「豹式」、六號戰車「虎式」以及八號戰車「鼠式」為代表的知名戰車，又怎麼可能不讓解放軍感到羨慕？事實上，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在1982年也曾認真考慮過引進豹2型主力戰車的可行性。

可不知是當年大陸太窮困，還是考慮到後勤補給困難的問題，最後引進豹2的計劃不了了之。隨後天安門事件爆發，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宣布對大陸實施軍火禁運，西德也被迫跟進。統一後的德國雖不能向中共出售武器，但仍在暗中向解放軍提供來自西方的相關技術，大幅增加了對岸國產武器研發的速度與質量。

事實上，今年舉辦的「聯合救援2019」並非中共與德國第一次舉辦的「聯合救援」演習。第一次的「聯合救援」舉辦於2016年，只是因為舉辦地點選在大陸的第3軍醫大學，沒有得到那麼大的重視。其實執行聯合國維和任務的解放軍官兵，早就已經與來自德國、英國、法國、義大利與荷蘭等國軍的士兵有共同執行海外任務的豐富經驗。

根據2018年的報導，在馬里執行維和任務的解放軍官兵，甚至還搭乘過德國陸軍派出的NH90直升機。中共也希望以德國做為一個窗口，開展與其他北約會員國雙邊，甚至於多邊的合作關係。事實上，解放軍能在東非國家吉布地設置第一個海外基地，就得到法國的幫助。可見越來越多傳統北約國家，有繞過美國直接與中共發展合作關係的傾向。

為什麼這些傳統的西歐國家，會疏遠美國與俄國，反而更加親近中國大陸呢？從現實的地緣戰略環境來看，中國距離歐洲還太為遙遠，而且中間還隔了一個強國俄羅斯，對西歐國家構成不了威脅。而且一個強大的中國，無論是由哪一個黨派執政，都能成為一支牽制俄羅斯向西擴張的主要力量。二戰時代的希特勒，就曾希望中日兩國聯手扮演這樣的角色。

進入冷戰以後，大多數的西歐國家極度抗拒蘇聯，但是對於配合美國圍堵中共一事就抬不起太高的興趣。這是為什麼英國馬上轉而承認中共，西德卻遲遲不願意與中華民國建交的原因。1954年與1958年兩次台海危機爆發的時候，北約國家幾乎一面倒抵制美國以戰術核武攻擊中共，並把蔣中正視為「麻煩製造者」看待。他們對台灣支持的程度，還比不上南斯拉夫的狄托（Josip Tito）。

對於大西洋隔岸的強權美國，以英德法為代表的北約會員國還是有自己的民族尊嚴。50年代西歐國家還在接受「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援助，又無力單獨抵抗蘇聯的威脅，只好忍氣吞聲容忍美國當老大。但是隨著西歐經濟日益復甦，各國獨立自主的意識漸漸提高，就越來越不願意唯美國馬首是瞻。畢竟從歷史與文化的角度出發，美國看在歐洲國家眼裡還只是一個太年輕的「暴發戶」。

曾協助美國打獨立戰爭，後來又靠美國援助解除一戰與二戰之危的法國，都曾在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帶領下一度脫離北約，身為戰敗國的德國又豈能容忍美國的永久制約？德國並不像日本那般有《憲法第九條》存在，聯邦國防軍也沒有需要自稱為自衛隊，但整個國家的建軍備戰還是要服膺於美國的歐洲戰略佈局下。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台灣可能向中共買戰機嗎？ ｜ 更多文章 ）

比方德國空軍本來計劃要在2025年淘汰掉所有的龍捲風IDS，改換裝更先進的颱風式戰鬥機。可是因為颱風式戰鬥機無法裝載美製戰術核武，龍捲風IDS淘汰的計劃硬是被推遲到了2035年以後。原來依據北約的規定，德國空軍的戰鬥攻擊機必須要能搭載美製戰術核武，好在俄軍向西歐發起大規模攻勢時，可由美軍飛行員駕駛實施攻擊。

基於牽制美俄的理由，德國會希望與中共延續30年代建立起來的革命情感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若我們仔細回顧1937年到1941年的歷史，甚至不難發現不只中國與德國有良好的關係，而且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與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還一度結為盟友。德國內部近年來受到難民政策影響，右翼民族主義的聲浪再度回歸，再度形成一個德國－俄羅斯－中國的大陸新軍事聯盟也不是不可能。

筆者過去曾閱讀過一本由大陸作家朱維毅寫的《德意志的另一行淚》，裡面就有提到過，一位參加過二戰的德軍老兵向他提出「中國與德國結盟制衡美國」的願望。其實與俄國、中共結盟鉗制美國的想法，並不只存在於參加過二戰的德國老兵的心中，許多歐洲極右翼人士同樣也有。尤其中共在新疆推行的少數民族政策，更是讓長年遭受「政治正確」打壓的歐洲右派稱羨不已。

對於自1969年以來與蘇聯老大哥撕破臉，又從1989年遭到美國制裁的中共而言，曾一度進軍東線戰場打垮紅軍，又在突出部戰役中給美軍造成巨大麻煩的德軍能充分滿足大陸人民對民族主義的想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一直是全球二戰德軍迷最大的聚集地。關於二戰德軍的戰史論著，因為比較不受政治審核的原因，數量甚至超越抗戰國軍。

站在中華民國的立場上，這樣的軍演則是有壞處也有好處，因為中共在西方國家地位的提升，尤其是解放軍在西方國家地位的提升，意味著台灣軍事外交處境更為艱難。可如果德國能夠壓抑住右傾化的趨勢，繼續扮演西方自由主義國家的表率，這樣的交流則能反過來給年輕一代的解放軍官兵帶來心理衝擊，給大陸帶來有利於自由世界的轉變。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台灣可能向中共買戰機嗎？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