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8日，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在國民黨中常會談話中表示：「美國曾經是我們的恩人，但大陸是我們的親人。」她同時強調，台灣不需要在美中之間選邊站。相關表述一出，立即在台灣社會與國民黨內部引發兩極反應。
質疑者憂心，這類語言過於貼近北京的敘事邏輯，恐在2026年地方選舉中成為政治負資產；支持者則認為，這是國民黨多年來少見的主動出擊，至少嘗試將長期被動挨打的兩岸議題，重新拉回公共討論的核心位置。
這兩種反應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若將時間尺度拉長，當前更值得追問的， 或許不只是「這句話該不該說」，而是「接下來能否把這些話，轉化為一套可被檢驗的政治路徑」。
在台海風險升高、訊息傳播高度碎片化的現實環境中，政治語言往往不是被完整理解，而是被截取、剪接，迅速貼上立場標籤。也正因如此，越是抽象、情緒化的表述，越需要透過制度化、可監督的方式，將立場轉譯為可追問、可驗證的政策過程；否則，再多的戰略動機，也可能在戰術層面迅速失控。
先從最具爭議的身分語言談起。鄭麗文曾在公開演說中表示：「我要讓全台灣每一個人、每一位台灣人，都可以自豪而且自信地大聲說：『我是中國人』。」這句話在台灣社會引發的反彈，並不只是文化或血緣自我定位的分歧。
在主權爭議、國際識別與長期對立的現實下，「中國人」一詞在不少台灣人的語感中，早已不只是歷史文化概念，而是直接連結到政治歸屬與對北京的態度。因此，即便說話者自認談的是文化身分，也仍可能被聽成一種政治忠誠的宣示。這樣的語用落差，並非「誰比較玻璃心」，而是台灣政治語境高度政治化的必然結果。
然而，若討論只停留在「用字對不對」，反而會錯過更核心的結構性困境：國民黨在兩岸論述上，確實長期缺乏一套能同時對內凝聚、對外說服的完整敘事。多年來，除了「九二共識」之外，藍營始終在「對北京必須交代的最低門檻」與「對台灣選民必須說得過去的安全感」之間擺盪，結果是立場被對手簡化、口號被貼標籤、細節被迫失聲。
在台灣當前的政治語境中，「九二共識」本身已高度政治化，其論述功能也明顯受限，難以再單獨承擔起完整的兩岸敘事。當一個政黨無法用自己的語言談兩岸議題，就只能在每一次選舉中，被動接受對手設定的題目，再以防守姿態勉強應付。這種「失語」，並非立場的消失，而是既有語言已難以承載現實的變化。
從這個角度看，鄭麗文近期的「出牌」，更像是一種嘗試：試圖用更直白、具有議程設定效果的語言，改寫國民黨在兩岸議題上的被動位置。她在競選黨主席期間曾表示，若能與對岸領導人見面溝通，「不要說見一次，見一百次都願意」。這樣的說法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可被理解為降低誤判、維持溝通的想像；另一方面，也極易被解讀為過度示好，甚至成為對岸宣傳敘事的素材。
台灣社會之所以對這類語言高度敏感，不只是因為立場對立，更因為安全成本是真實存在的。當軍事演訓、經濟制裁、封鎖威脅與灰色地帶壓力逐漸成 為日常想像，任何模糊的情感性表述，都可能被視為「路線轉向」的訊號。
因此，評價鄭麗文的方向，或許不該用一兩句話急於定生死；更務實的方式，是提前設定「可檢驗的標準」，讓所有人用同一把尺，來觀察她接下來的政策與行動。
首先，紅線必須清楚。任何嚴肅的兩岸互動，都不能只停留在情感表述， 而必須明確說出前提與底線：對等尊嚴如何被落實？軍事威脅如何被界定？哪 些議題可以談，哪些議題不在談判範圍之內？若缺乏清楚的紅線，再多關於和平的語言，都難免被質疑為空頭承諾。當然，明確紅線意味著北京可能不買帳，甚至拒談；但只要北京仍將「和平」視為統一的主要方式之一，紅線本身就意味著一個可被評估、可被後退的空間。
第二，機制必須透明。若推動任何形式的黨對黨，或其他層級的接觸，其目的、議題設定、交換條件，以及實際帶回的訊息，都應有可供社會檢驗的說明與監督方式。台灣政治從來不缺乏「去談」的勇氣，真正不足的，是「談了什麼、如何談、如何確保不被挪用」的制度化透明度。
第三，風險必須能被管理。衝突管理不是口號，而是一套具體的危機處理能力：如何降低誤判？如何建立溝通管道而不被單方面挾持？如何避免在資訊戰與統戰框架下，被塑造成「台灣正在改變立場」的形象？若只有「想和解」 的意願，卻沒有「如何防止被利用」的設計，那不叫戰略，只是一廂情願的期待。
第四，論述必須同時面向華府與台灣社會。台灣的安全與經貿結構，決定了台灣不可能只對單一對象說話。任何兩岸論述，若無法向美方清楚說明其可 預期性與可靠性，同時也無法向台灣社會交代其可監督性與可逆性，最終都將 在內外雙重壓力下反噬自身。
當然，持反對立場的一方並非沒有理由保持警惕。激進或失準的語言，確實可能把國民黨推向更不利的議題位置；與北京互動，本就存在被宣傳挪用的結構性風險；而地方選戰的核心，從來不只兩岸，治理能力與民生表現同樣關 鍵，過度押注兩岸論述，反而可能擠壓其他更貼近選民生活的議題。一旦語言操作失控，政治成本也往往不是個人承擔，而是由整個政黨與所有候選人共同承擔。
但同時也不能忽視另一個可能正在發生的變化：在經歷二十多年反覆使用 「賣台」標籤的政治攻防後，台灣社會對這類簡化指控，或許正逐漸出現免疫。這並不代表選民對兩岸風險掉以輕心，而是意味著，單靠貼標籤本身，已未必足以終結討論。
正因如此，對藍營而言，「讓子彈先飛一會兒」或許是一個相對理性的選項。但這並不等於無條件寬容，更不是對爭議視而不見。它真正的含義是：把 判決延後，把標準提前。與其急著貼上「親中」或「冒進」的標籤，不如要求 說者把口號翻譯成方案，把情緒翻譯成機制，把政治姿態翻譯成可被驗證、可 被監督的承諾。
鄭麗文的嘗試未必成功，甚至可能因語言操作失準而付出政治代價。但若台灣社會與政黨內部，連「提出另一套說法」的空間都不存在，兩岸議題就只能繼續在恐懼與口號之間擺盪。問題從來不只是親中或反中，而是台灣是否還有能力，把兩岸問題說清楚。當風險時代已經來臨，台灣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快的貼標籤，而是更清楚的流程、更多可監督的細節，以及更少讓誤判發生的空白。 （相關報導： 風評：李貞秀「解職」的正常程序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新加坡退休教育工作者。
